本刊专稿
记者：彭援军
来源：法制晚报（fzwb_52165216）
担任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刘志汉，是情报系统的老领导，也是技术情报的创始人。这位传奇式的情报战英雄在抗战初期回到延安创建我党技术情报系统，他的住地就和毛泽东隔了几个窑洞，毛泽东在枣园亲切地称他“刘老汉”。
“上党大捷”期间，他带领包括妻子在内的技术队伍展开情报密码破译战，破译阎锡山军队密电码，截获敌军重要情报，毛泽东亲口赞扬“刘志汉是个英雄”。上党战役被列为二十世纪重大军事情报战十二大战例之第九战例，与中途岛之战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罗斯福破译密码复仇山本五十六座机、诺曼底登陆的瞒天过海情报战等经典战例相提并论。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首批进关，作为四野二局重要领导成员，在辽沈战役中发挥军情传递中枢作用。北平刚一解放，他即被调回中央情报部，与毛岸英一起工作，在颐和园扫除地雷；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打前站。他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要求孩子们“自己的工作自己找，要有本事自己闯。”
近日，刘志汉之子刘小汉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的专访。
连毛主席见了他都风趣地叫他“刘老汉”
在采访刘志汉的大儿子刘小汉时，记者首先提及网上有一篇文章中说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是白族，很健谈。刘小汉解释说，这要更正一下，他们家不是白族，就是汉族。
刘小汉说，是三伯带父亲走上了这条道路，“在中共特科陈赓领导下工作的三伯刘之惠赴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待生活稳定后，便给父亲写信叫他来上海读书。正在昆明读书的父亲于1933年底来到上海。当时不收学费的蒙藏学院正好招生，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父亲一考即中。”刘志汉一边上学，一边帮助三哥刘之惠当外围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
1936年11月，上海地下党派刘志汉去莫斯科学习军事技术。刚开始去的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军官学校”。后来又被安排到另一所学校去学习无线电技术。那时，中共极其缺乏这种专业技术人才。在学校经过半年培训，刘志汉于1937年12月以出色成绩毕业。
1938年初，刘志汉与大批留苏干部、青年身穿苏联红军服装踏上归国的路途。1938年初春，顺利到达延安。全队人员被引进中央各个招待所住下，刘志汉被安排在副官处招待所。在毛泽东接见大家之前，康·生先来看过大家。他开门见山宣布两条纪律：第一，收缴所有枪支；第二，上交每人出发时发给的旅费美金五百元。“我父亲除了如数上交了枪和美元外，还上交了苏联朋友特配给他的那把大铜壶。”刘小汉说。据刘小汉介绍，这把水壶是父亲从上海前往苏联的船上，负责接头的一名水手送给他的，是用来喝水的，父亲一直带在身边。
1938年2月，刘志汉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他拿上从苏联带回的电台设备，建立起延安系统第一个无线电台，原来军委的电台已经老掉牙，而中央社会部没有电台，这回有了新宝贝，而且从设备到技术都是最先进的，可以说刘志汉在延园创建了我党从无到有的技术情报系统。之后，中央和军委两套技术情报系统也有大致分工，军委主要针对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进行监听；社会部这边主要针对阎锡山部队和国际事务进行监听。这样，社会部所译电文便可在第一时间报告给党中央了。
刘志汉初到延安，就被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滕代远发现，滕代远正筹备办一个参谋训练队搞武装侦察，于是刘志汉就又接到调任至参谋训练队去担任教官。这个新单位只有三孔空窑洞，一头住着负责人，即后来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另一头住下新报到的刘志汉教官，从1938年7月至1939年1月，刘志汉在延安中央军委二局参训队任主任教员期间，办技术培训班数期。
现在挂在国家安全部会议室的巨幅油画《延安电波》，画面中右侧坐着的就是时任电台台长刘志汉。油画内容反映的历史背景是，刘志汉告别了莫斯科回到延安，多次举办无线电技术学习班，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原型李白也参加了培训。
1939年1月至1939年7月，刘志汉又被调回中央社会部电台任干事，一个月后任中央社会部机要科科长。根据新的工作需要，懂俄文的刘志汉，于1941年1月至1943年10月，任延安枣园苏联同志处翻译。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就是通过刘志汉翻译后直接发报给斯大林的，斯大林一开始没重视这一情报而吃了大亏，后来才想起写感谢信感谢中共提供的重要情报，而苏方来的感谢信及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回信，都是经刘志汉翻译而发出的。
1943年10月，李克农又把刘志汉调回中央情报部（1941年9月由中央社会部改组而成），任一室通讯联络科科长。194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延园后，延园更名为枣园，刘志汉工作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地只隔着周恩来、康生家两个窑洞。工作中刘志汉与毛主席、周副主席经常见面。刘志汉的“志”字连笔写容易被人认成“老”字，这样“刘老汉”的外号就传了出去，连毛主席见了他都风趣地叫他刘老汉。解放后，直到“文革”前，中央调查部的熟人都叫刘志汉为刘老汉。
在枣园后山山顶架设天线，解决信号微弱的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第一战——上党战役突然爆发。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阎锡山命令国民党19军占领了上党（今长治市）和周边六个县城，分割截断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在这一关键时刻，父亲领导的中央社会部通讯联络科，一字不漏地将‘蒋介石对阎锡山密令部署’的电讯破译出来。”刘小汉说。正在延安开会的刘伯承、邓小平马上赶回了晋冀鲁豫军区，部署上党战役。
1945年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飞机临行前，毛主席安慰那些担心自己安全的领导同志：“你们打得越狠，我就越安全。”9月初，技术侦察情报战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全面不断地破译阎锡山的密码。在刘志汉直接领导下，妻子申余也参加了著名的“上党大捷”情报密码破译战。刘小汉告诉记者，当时的电台设备性能不好，又没有先进的破译密码手段，父亲在延安枣园后山山顶上架设了最高的天线，解决了电台接收信号微弱的问题，使我们的电台能够高效可靠地侦收敌方电台信号，大量抄收敌台密电。刘志汉凭借自己在苏联学习的专业破译技术，居然和同志们一起破译了阎锡山的全部密码，将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发动内战的密令和阎锡山的作战部署、行军路线、敌军人名、地名、代号等详细与关键的军事情报全部破译。中央社会部从此开创了技术侦察情报工作。
中央获得破译情报后，当即作出反击阎锡山的决策。根据准确详细的情报，刘、邓制定上党战役“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部署了一次又一次“口袋战”，使阎锡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总兵力。这一胜利有力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
经过历时43天的艰难谈判，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专门表扬通讯联络科说：“过去对阎锡山的电台密码，搞了很久没有搞开。现在联络科搞得很有成绩，他们能将人名、地名及代字均加以注释，这方法也是很好的。应该嘉奖他们。”毛主席还特别指名表彰“刘志汉是个英雄”。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汪东兴根据这一指示，跑来问刘志汉该怎样奖励。刘志汉说，奖励不敢当，杀头猪，技术情报部门的同志们共贺上党大捷就好了。汪东兴回去果然安排杀了一头大肥猪，枣园机关工作的同志得悉都赶来打牙祭。
据资料显示，上党战役被列为二十世纪重大军事情报战十二大战例之第九战例，与中途岛之战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罗斯福破译密码复仇山本五十六座机、诺曼底登陆的瞒天过海情报战等经典战例相提并论。而直接指挥这一情报战的核心人物就是时年31岁的刘志汉。
刘小汉说：“因为保密，爸爸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件事，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整得非常痛苦委屈之时，父亲也没有以这一功劳为自己辩护。在爸爸被‘解放’之后，我们兄弟姐妹才知道爸爸立下这一大功，然而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其全部细节。2004年爸爸逝世时，有关部门在《刘志汉生平简介》这一‘盖棺论定’文件中写上这一荣誉。”
为降低噪音侦听员只能点燃蜡烛，在烛光下抄报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志汉即奉命参加中央社会部干部队进军东北。从1945年11月到1949年2月，刘志汉先后担任嫩江省委社会部副部长、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省公安处副处长、西满交际处副处长、黑龙江省公安处副处长、四野司令部二局电信侦察室主任等职。刘志汉先行调往东北后，1946年4月，妻子申余也作为中央社会部干部队队长，带着孩子行程几千里赶赴东北，1947年奉命调往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二局，继续从事情报密码破译战，他们夫妻又并肩作战。
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即开始组建技术侦察部队——东野司令部二局，1947年1月即急调刘志汉出任一室（电信侦察室主任），主管技术侦察情报，后又肩负二局“协理员”（政委）重任。
1948年6月降生在哈尔滨花园街5号那座小洋楼东野司令部的刘小汉，后来只言片语地听说，当时父亲工作、吃喝、休息都在火车上，火车时常是走走停停，时刻要东躲西藏，躲开敌机的轰炸，躲避敌方电台对我方的侦听。父亲和同志们总是寻找新思路去快速破译敌军不断变换使用的新密码，成功破译敌军的军事情报。
1948年3月16日，在冬季攻势结束的第二天，林彪、刘亚楼特地到二局看望大家。林彪赞扬说：“二局工作很重要，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刘亚楼说，技术侦察“是指挥员的命根子，须臾不可分离”。1948年9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决战计划，位于哈尔滨双城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准备南下，同时决定东北野战军二局同行。
1948年9月30日晚，两列火车相继缓缓驶出双城。乘坐在第二列火车上的是精干的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包括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等人。在他们前面的那列火车上，东野二局几十部电台正严密监控着东北全境及邻近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动向。这是一支年轻的技术侦察队伍，从最初的10余人，不久发展到30人左右，后发展至几百人。到辽沈战役前夕，东野二局已形成一支含120名侦收员、60名破译员，总计400人，配有40余部电台的队伍。
东野二局的列车为6节票车(即客车)和4节敞车(即货车)组成的10节车厢。敞车上装载着设备、马匹和大车等物资，票车为工作及休息的地方。为了不间断地掌握敌军情况，在二局乘坐的列车上方架设了无线电台接收天线。车厢里，负责侦听的百余名男女侦听员，24小时不间断地轮班工作，重点关注锦州、长春、沈阳三大国民党集团军的动向。刘小汉告诉记者，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噪音，便于侦听电台，他们停用了火车上的电滚子，改用干电池做电台的电源。坐在侦收机旁的侦收员们，只能点燃数十根蜡烛，在烛光下抄报。“蜡烛的烟火熏黑了他们的面孔，甚至会不小心点着头发，可是他们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耳机里的电波信号上，真的非常艰苦。”刘小汉说。
列车刚驶出双城，就发现哈尔滨铁路大桥旁有敌特电台活动。为了隐蔽，列车在哈尔滨的一个货车站匆匆接上罗荣桓之后，先向北行，而后在昂昂溪掉头向南。两天后，《东北日报》还特意发消息说林彪正在哈尔滨出席会议。实际上列车夜行昼伏，每行进几十分钟就要在小站停车，二局立即向跟进的林、罗、刘首长报告最新敌情，接着再走，情报传递极其快捷。在东野庆功、总结期间，刘亚楼在总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技侦部队在辽沈战役中立了大功。当时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就是凭借技侦情报来下达命令的。”
和毛岸英一起并肩蹚雷排险，光清除的引信地雷就拉了几大卡车
1949年初，刘志汉刚出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干训队政委一个多月，就接到让他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秘书（1949年3月3日至5月）的调令，举家从东北进京；同年5月至11月，出任中央情报部一室副主任。他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指挥香山、颐和园等中央领导住地、活动场所扫雷排险工作。
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接管北平的准备。李克农率先遣人员20余人，从西柏坡潜入北平城内，摸清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窝点，以保卫中共中央领导进城后的安全。北平刚和平解放，李克农即从四野调来部队迅即组建公安军，斯大林派来两个校官参加李克农的工作，毛岸英也调来了。刘志汉就是此时被从四野抽调到北平的。
得知中央领导即将进京后，李克农准备安排他们暂住北平西郊香山，以便于安全保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入住双清别墅。李克农责成刘志汉、毛岸英和新组建的30人的工兵排，立即清除香山通往双清别墅大小道路的地雷和各种危险情况，排除所有不安全因素。接受任务后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光清除的引信地雷，就拉了几大卡车。
刚清理完毕，就接到毛泽东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会见各民主党派的消息，刘志汉立刻拉上这支队伍火速进入颐和园进行保卫工作。当时颐和园成了傅作义军队驻扎地，很荒凉，被指定的景福阁不安全因素处处存在，时间又十分紧迫，距会谈只有一天时间。刘志汉率领全体人员不分昼夜，一一清查室内，查地面、查屋顶、查墙壁，包括墙上挂着的许多壁画，直到天亮总算完成了室内清理。刘小汉说，当时父亲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设备，只有一根竹竿在头上按了个铁丝圆圈，落后得很，用它排雷实在太慢。景福阁前后左右、大路小路还有不少，只剩有大半天时间，无论如何也查不完，急得毛岸英问刘志汉“怎么办”。“我父亲急中生智，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人分成组，由人一步步蹚雷。由他带头，五人一组站成一排，肩并肩沿着大路、小路，统统蹚过一遍，顺利完成了任务。”
刘志汉听说毛主席喜欢散步，就问毛岸英“主席平常爱到啥地方溜达？”毛岸英说他也不知道。于是他们又把景福阁附近各殿之间的通路也清查了一遍，好在都没有发生问题。当刘志汉、毛岸英的队伍完成清除任务准备撤时，毛泽东的车队已到颐和园的门口，他们就赶快撤走了。(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为总理出访14国打前站万无一失，回国后瘦了一圈
新中国成立后，刘志汉先后担任中央情报部一局副局长、军委联络部三局局长、中央调查部三局局长，1964年6月起，升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正部长级）。
刘志汉从东北调进北京工作后，一直穿着在第四野战军发的旧军装。直到1950年2月苏联红军建军节，受苏联驻华大使馆之邀，随李克农出席苏方宴会时，才领到新棉装。但出席活动时却因室内太热而浑身冒汗，汗水不停地滴在地板上，非常尴尬。有了这次的教训，组织上考虑到中央机关的负责干部外事活动较多，穿戴需要整洁和适时令，于是国管局决定对司局级以上干部，每人发给一套呢料子衣服，一件衬衣。但有约法规定，平时不得穿用，只供公差时穿。
1963年末，时任中央调查部三局局长的刘志汉，接到了为周恩来亲率国家友好访问团出访14国打前站的任务。他在先遣工作中，既要负责排除访问行程中的各种风险，又要负责秘密情报工作。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亚非14国，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刘志汉他们的工作则早于这个时间开始，晚至1964年3月15日结束，前后共计三个月零三天。那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三十几个，最严峻的挑战是旅程安全，打前站的刘志汉要身负代表团安全服务的重大政治责任。刘小汉说，若干年后，他们家人饶有兴趣地追忆这段历史时，父亲不愿谈及他分内任内之事，而是很认真地谈到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受益匪浅，如周总理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细心，遇事应付自如，简直是滴水不漏。
1964年1月10日，代表团前往加纳访问时遇到突发问题。先行的刘志汉刚抵加纳，该国即发生未遂政变，总统恩克鲁玛受轻伤。按国际惯例遇到这种情况，访问活动可延期举行，周总理得到火急报告后，却决定仍继续前往加纳访问。周总理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不支持人家。此时去才能体现我们真心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结果，周总理一行的飞机仍按既定时间降落在加纳阿克拉首都机场，访问团取得了圆满成功。
回国后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总结大会，总结会后还举办了访问团活动的摄影展，并且为全体出访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会餐晚会。回到原岗位后，妻子申余发现，刘志汉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除夕夜，刘志汉一家刚睡下，十几个佩戴红卫兵袖标的造反派就进屋抄家，他们乱翻一气，折腾半天竟抄不出他们要找的洋货。本机关的人都知道刘志汉担任副部长，他时常出国检查派驻各国使馆人员的工作。人们想象他家一定拥有许多高档洋玩意儿。结果连床上的被子都是旧的，一只大木箱子是用砖头顶放着，里面没啥好衣服。有个红卫兵说：“真奇怪，刘志汉竟然是个穷光蛋！”另一个红卫兵也说：“比刚才那个副局长家还寒酸。”
儿子七次赴南极科考，刘志汉自豪：“没沾他老子一点光”
2014年4月21日下午，刘志汉的众子女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父亲，刘志汉与夫人袁业增（申余）合葬，带领刘志汉走上同一条道路的三伯刘惠之（原刘之惠）墓紧挨其旁。这一年是刘志汉诞辰百年。
刘志汉育有三男四女7个孩子，学习都很用功，个个都有出息。刘小汉的二姐刘延回忆说在家里，不管我们小孩怎么吵上天闹下地，爸爸丝毫不受干扰，始终坐在办公桌前，总有忙不完的工作。他所有的报告和讲话，全部自己准备，从不用秘书起草。按规定，爸爸每年都有休假。但是，他一次也没休过。
在大妹刘亚平的记忆里，爸爸喜欢唱歌。从部队退伍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工作。那时爸爸对她说：今后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学会与人的沟通对你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爸爸的这一番话，使她在北大工作40年走得很顺利。
刘小汉对记者说，自从1岁多随父母从东北进北京，一直到去西藏下乡，最大印象就是他家特别穷，全家人睡的都是木板床，不像高级干部的家。母亲老家在河南的黄泛区，离兰考县很近，娘家亲戚中有农村的，常常需要接济，所以父母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小弟弟创办公司赚钱了，家里的经济情况才有所改观。
刘小汉回忆说，上小学时一到周末学校门口也停满了车，后来周总理下令不许用轿车接送子女，特殊化的苗头才被刹住。小学4年级以后，他就自己从育英小学万寿路站，坐38路，倒2路无轨，再换13路汽车，在铁狮子坟站下车回家，并不觉得高干子弟很特殊。但上中学后，同学中就有人比谁的爸爸官大，比谁爸肩章上杠多的坏苗头了。但父亲常常教育他要正直、勇敢，不搞特殊化。
1972年，刘小汉从西藏考上了成都地质学院（今成都理工大学），成为地质系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了几年书。当时吴德是北京市领导，他曾跟爸爸说，您跟吴德伯伯那么熟悉，跟他讲一下把我办回北京。父亲则对他说，自己的工作自己找，要有本事自己闯，自己考回北京来。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一次招考硕士研究生，刘小汉凭着自己扎实的地质专业功底考上了。接着，他又考上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上的是科技类大学，属于地质专业的名牌学校，学的仍然是地质系。“我在那里学习将近四年，刚拿下来文凭就回国了，而且刚一回国，就赶上我国首次去南极科考，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至今我已去南极科考七次，并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
父亲在世时见到老战友，总是指着我去南极考察的照片自豪地说：‘这是我儿子，1米8的个儿（实为1.78米），博士，取得的科研成果一大堆，全是凭他自己的本事干出来的，没沾他老子一点光。’”刘小汉颇动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