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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必须节制：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本书作者朔伊布勒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基民盟甚至整个德国政界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是科尔时代过渡到默克尔时代的关键人物，并且自2005年起先后在默克尔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
作者的专业能力也受到广泛好评。在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的欧洲财长排名中，他位列第一。
本书作者 朔伊布勒
朔伊布勒先生于2009年完成本书，2017年由上海晏小宝老师完成中文版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虽然成书于2009年，但是这本书对当下和未来仍旧意义非凡，因为读者能从本书中找到，为什么德国在欧债危机中采取紧缩和增长并进的金融政策。如果默克尔继续执政的话，敏锐的读者也能从中读出，未来德国经济政策的基调和其思想根源。
当然，更重要的意义还不仅于此。朔伊布勒先生尝试将浮现在表面的复杂金融问题剥开，给大家阐述这些金融问题表象下深层的人性、社会以及经济理论的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的阐述，甚至可以解释2009年后欧洲和世界产生的很多新问题。
朔伊布勒先生在本书一开始，花了不少力气帮助读者厘清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以及应对方法的思路。
首先，他认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由利己的状态升华到了贪婪造成的。利己是自由市场发展的驱动力，但是贪婪则将平衡的发展趋势打破。
再者，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信息时代的第一次大危机，人们错误地以为金融信息和金融产品都可以无极限地衍生和发展，以为复杂到无人能够理解的金融衍生品，就能掩盖其相比抵押贷款式的传统金融方式的虚弱。因为传统的抵押贷款式的金融方式，银行能够将决策、操作与风险一手掌握。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朔伊布勒先生给出的药方，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将责任与自由绑定。
首先，他引用了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的观点，即同民主相似，资本主义也不是一种可以自我充分调节并再生的制度，来强调将责任与自由绑定的一个途径，还是要依靠国家的调控。但是德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并不是去救大银行，而是建立一揽子计划来提供流动性、提供信贷，从而保障金融基础，目的是建立共同信任。
再者，重新建立盈利与亏损，风险与责任相互挂钩的措施。例如，限制银行向第三方转嫁风险等。德国联邦政府的整顿银行的模式，是毫不含糊地削减资产负债作为复苏的前提条件。
另外，他对评级机构在缺乏透明度和没有真正建立起可信度方面，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还坚定地支持，德国在不仅有大型企业集团与大型银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继续发展德国广大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来中小企业是与社会伙伴及客户之间的直接接触的，企业管理是家庭传统式的，这些都紧密与社会价值观相连，这些中小企业与个体的人之间的责任是最直接的；二来他引用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而非经理人，才是支撑着社会进步的阶层、团体力量及行为方式。
除了反思金融危机本身之外，朔伊布勒先生还用另外两个问题，将读者带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中。这两个问题，将不仅仅只是在未来20年困扰德国或者欧洲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很难回避的问题。
这个似乎深刻如哲学式的问题链接到现实中的体现就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发行过量的货币。这类货币政策的功效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枯竭。
如何摆脱这一陷阱？朔伊布勒先生从理论上，引用了二战后德国第一任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在阐述“社会市场经济”的观点，要建设一个“走出供给与需求”的世界。具体到个人，就是哪怕在物质世界中，也要保持节制。从具体的国家经济政策层面，非常值得全世界政策制定者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不仅是指单个国家不同地区间，也指跨国家间。有趣的是，这个角度的思考，倒与中国的思考不谋而合。朔伊布勒先生认为，全球化的按钮，按下之后就没有回撤键。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只有当区域的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不再扩大，能得以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有产者的富裕与稳定才能受到保护。目前，世界中的各种政治冲突，似乎都符合这个逻辑。
总而言之，笔者读完本书之后，理解了为什么德国在欧债危机后，试图采取偏向紧缩的政策，以及其后的理论逻辑和应对危机的很多具体政策。另外，对于朔伊布勒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角度，也能引发读者很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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