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金融的后现代意义

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当求之。——《可兰经》

伊斯兰教是产生于公元 7 世纪的一神教。就其时代特征来说，伊斯兰教显然是非现代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多言。

然而历史的发展历程绝非一条直线。并不是年代上离我们较远的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就一定更小。事实上，有许多形成于数千年前的文化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在现代化达到极致的后现代，许多非现代的文化现象正在卷土重来。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并不值得惊讶。因为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观中，并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终结”。相反，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循环”。 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再有所谓：反者道之动。还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

受个人能力所限，笔者仅对金融领域比较熟悉。因此本文写作的主旨，就是试图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探讨伊斯兰金融对于后现代世界的思想价值。

一、非债原则

1 ，什么是非债原则

《可兰经》明确规定，人们可以相互借贷，但是绝对不能收取利息，否则即为重罪。很多伊斯兰金融学家将这一原则称为禁息原则，也就是禁止收取利息。

我们知道，任何一笔借贷都可以分为本金和利息两部分。既然伊斯兰教禁止收取利息，那么本金又如何呢？《可兰经》指出，借入者必须竭尽所能地偿还债务，但是如果借入者确实已经失去还款能力，则贷出者应该免去借入者的债务。

按照现代金融学的术语来说，伊斯兰金融定义下的借贷，是一种软约束。所谓软，是相对于硬来说的。现代社会的债务，可以通过法院判决来强制执行。这个就是硬。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力来保证还款，只能根据借入者自身情况来决定，那就是软。

所以从《可兰经》的本意来说，它其实有两条规定。一是禁息，二是软约束。这两条加在一起，债务已经不能称为债务了。所以笔者将其合称为非债原则。

但是请注意，现代的伊斯兰金融机构基本上只提禁息，不提软约束。因为在现代人看来，这两条规定实在是太偏向借入者了。出于对信仰的尊重，穆斯林客户也许会同意自己的存款不生息。但要是连本金都不能保证，那恐怕谁都不肯干了。因此现代金融市场上的那些伊斯兰债券、伊斯兰贷款，都是不收息，但是必须还本的。

2 ，无风险利率

在现代金融学理论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叫无风险利率。其它的一切利率，都是在无风险利率上叠加各种因素加成得到的。然后一切资产价格，都是用各种利率进行贴现得到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无风险利率是现代金融市场的变量之母。

顾名思义，无风险利率就是指没有风险的利率。在现代国家里，只有两家机构是没有风险的。一个是央行，再一个是财政部。所以通常我们所说的无风险利率，要么指央行设定的基础利率，要么指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收益率。

那么无风险利率是怎么决定的呢？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买卖双方博弈出来的。对于一般的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个答案就足够了。这就好比坐火车，一般乘客不需要知道火车的机械原理，他们只需要把列车时刻表搞清楚就够了。

社会思想家可能看得更深一点儿。比如马克思，他曾经指出：一件商品所包含的劳动越多，它的价格通常来说就会越高。如果我们把长期的价格波动拉直，称为价值。那么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越多，其价值就越高。所以劳动创造价值。

“股神”巴菲特也不是一般人。他指出：在整个 GDP 盘子里，政府、资本和劳动这三者的分配比例是相对稳定的。短期当然会有波动。但是除非发生重大政治事变，否则任何一方的分配比例都不会无节制地变化。

巴菲特的这套理论，本意是用来衡量股市的。因为资本利得通常和 GDP 保持一个固定比例。而股票价格又是由未来的资本利得贴现而成。所以股市总市值也应该和 GDP 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这个比例被称为证券化率。如果这个比例过高，则股市有下跌的风险。如果这个比例过低，则股市更有可能上涨。

我们把这套理论搬到政府这一边来。因为税收通常和 GDP 保持一个固定比例。而政府债务又是由未来的税收贴现而成的。所以政府债务也应该和 GDP 保持一个固定比例。

既然如此，那么长期来看，政府债务的增长率也应该大约等同于 GDP 的增长率。因为如果两者长期增速不同的话，两者的总量比例就不可能稳定了。

就某一年来说，政府可能净借贷，也可能借还款。如果长期拉平，那么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就应该等于国债自身“利滚利”的速度，也就是无风险利率。

所以我们绕了一大圈，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在一个长期政治稳定的经济体中，无风险利率就应该大约等同于它的 GDP 增长率。

“证券化率”这个框架比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要好用。我们已经介绍过， GDP 可以分成政府、资本和劳动这三块。而经典的利息理论是从资本那一块去分析的。但是这样分析出来的利率，实际上是股权收益率，或者叫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它是已经叠加过风险因素的，不是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只能从政府这一块去推导。

我们把这些概念理清楚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伊斯兰金融。

对于一个拥有资本的人来说，他要获取收益的办法不外乎两种：

一是参与实业，自负盈亏，获取股权损益。这个是伊斯兰金融所提倡的。

二是不冒风险，获取无风险收益，那就只能跟着经济总盘子的增长率走。这样说来也合理。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经济发展缓慢，几百年能翻一番就不错了。年化增长率只有千分之几、万分之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伊斯兰金融规定利率必须为 0 ，合理性正在于此。

最后我们再用反证法检验一下上面的结论。

假设古代经济体的总规模长期停滞，然而某个放贷者却可以无风险地获取利息。即使他收取的利率很低，比如说 1% 或者 2% 。但是只要经过长期滚动，他的本金和利息就会无限增长，最终甚至会大于整体经济规模。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古代社会的无风险利率必须为 0 。

3 ，债务约束

利率史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在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中，我们发现过五花八门的利率记录。既有低于 5% 的，也有 15% 或 20% 的，还有超过 100% 的。

不过说实话，这些利率都是某一个微观主体的风险利率，没有太大的比较价值。这就好比在今天的债券市场上，有些垃圾债的收益率超过 20% ，这只能说明市场认为发行方快要破产了。还有一些 AAA 级企业债的收益率不到 5% ，这只能说明市场对发行方极其信任。这些数字都没有宏观上的意义。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在古代经济条件下，无风险利率必然稳定在 0 点附近。这是一个宏观的、逻辑上的结论。但是在微观的具体实践中，恐怕没有几个放贷人愿意放弃利息。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宏观规律要求利率等于 0 ，可是微观主体不愿意。怎么办呢？答案是：宏观规律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迫使微观主体屈服。

在人类历史上，甚至整个自然界，这种“大道理管小道理”的案例都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马尔萨斯指出，在生产力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土地对人口的支持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人口数量超出这一极限，就必须减少。至于如何减少，可能是以疫病的形式，也可能是以饥荒的形式，还可能是以战争的形式，再或者是以节育或者杀婴的形式。总之，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或者是它们的混合，人口都必须减少。

微观主体是无法对抗宏观规律的。比尔盖茨和索罗斯等富豪，都曾经在非洲捐助过大量药品。从微观上看，这些慈善活动的效果极佳。几美分一支的特效药物就可以救人一命。可是这些活下来的孩子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最终还是只能拿起 AK47 相互屠杀。所以贫困问题的唯一解法就是建立宏观秩序和发展生产。否则，你把再大的富豪找来，他也无能为力。

马尔萨斯定律体现在债务问题上，就表现为违约。因为古代社会的无风险利率是 0 ，所以你只要收取利息，便已经种下了违约的种子。或早或晚，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总之，违约必然会发生。

伊斯兰教对于违约行为是相当容忍的。这也就是非债原则中的软约束。但是这种思想并非伊斯兰教原创。我们知道，伊斯兰教的很多内容来源于基督教。其实在《圣经》中，就已经有多处提到，要反对债务压迫。

不过《圣经》仍然不算最早。中国的孟尝君，大约生在耶稣之前 300 年。他有一个“狡兔三窟”的故事。其中一窟，就是用免除债务的方法，获取了薜邑人民的支持。

还有古希腊的梭伦，大约生在耶稣之前约 600 年。他曾经主持“梭伦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债务奴隶。也就是说，债务追缴以现有的财物为限。假如对方真的一无所有了，债务也就到此为止，不能再追究了。

说完了远的，我们再说近的。

最近一次古典意义上的大规模债务违约，是在大萧条期间，世界各国脱离金本位。在金本位下，各国政府都承诺，本国的货币可以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兑换黄金。脱离金本位之后，各国政府背弃了兑换黄金的承诺，各国货币的含金量一落千丈。任何持有本国货币的人全都受到了损失。持币量越多，损失越大。对称地，任何负担本币债务的人全都获得了收益。负债量越多，收益也就越大。

1930 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并不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可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列强，信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他们也搞债务软约束？

归根结底，还是四个字：形势逼人。合同也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全都属于社会契约的范畴。然而微观上的社会契约无论你怎么设计，都不可能逃脱宏观规律的摆布。

大航海时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规模的总体增速提高了，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约等于 0 了。可是在政府、资本和劳动这三大块里，资本的收益率还是太高，持续地高于总体增速。

我们用一个极度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模拟这个过程。假设原本政府、资本和劳动的收入是 1 ： 1 ： 1 ，各占三分之一。资本的收益率是 10% ，政府和劳动力的收入增速是 3% ，那么 10 年之后，资本的收入增加到 2.59 ，政府和劳动收入只增加到 1.34 。再到 50 年后，资本的收入将剧增至 117.4 ，而政府和劳动收入只增加到 4.4 。

由此可见，增速差异的长期结果，就是资本的分配份额越来越大，政府和劳动的分配份额越来越小。

分配份额是经济学的说法。用社会学的说法，那就是贫富差距极端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暴力革命一触即发。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时候，除了放松债务约束，让资本“出点血”，还有别的选择吗？

4 ，零利率世界

1960 年代，世界上第一批伊斯兰银行开业。它们可以保证本金硬约束，但是坚持禁息原则，既不向企业收取利息，也不向储户支付利息。

西方学者对此非常不看好。他们提出三条反对理由：一是利率为 0 时，储蓄必将为 0 。二是利率为 0 时，借贷需求必将为无穷大。三是利率为 0 时，资本必将全部外逃。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三条理由是无可挑剔的。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发展确实举步维艰。除了一小部分特别虔诚的穆斯林客户外，基本上没有发展空间。

到 1990 年代，伊斯兰金融的失败几乎已经可以盖棺定论了。可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事情却又出现了转机。原因是 2001 年科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大幅降息。无风险利率最低降至 1% 。这与伊斯兰金融所坚持的 0 利率相差无几。后者的利率劣势被极大地抵消了。

当然，伊斯兰金融再怎么发展，也不过是现代金融市场中的沧海一粟。它们的客户群体也非常特殊。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伊斯兰金融本身，而是希望以它为鉴，反衬出现代金融市场的一些问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大央行均降息至 0 附近。此后，欧元区和日本更是相继进入负利率。然而西方学者当年的三大预言：储蓄为 0 、借贷需求无穷大和资本全部外逃，一个都没有实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宏观上看，答案很简单。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世界的无风险利率为 0 。而当今世界与古代世界一样，都面临发展停滞的问题。所以无风险利率也不得不向下逼近 0 点。

在下图中，我们把 1950 年代以来，美国的名义 GDP 增速与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叠加在一起。很明显，两者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这也证明了我们在前文中论证的命题：在一个长期政治稳定的经济体中，无风险利率就应该大约等同于它的 GDP 增长率。

当然，美国经济还属于相对比较强健的，经济增速和无风险收益率还没有完全降到 0 点。而像日本那样，则是真的降至 0 点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视审视现代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历程。

1960 年，欧佩克成立。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1978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经过这一系列事变，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随之萌发了复兴伊斯兰文明的雄心。现代的伊斯兰金融机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大量的石油收入带动了阿拉伯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这样的经济环境，与长期停滞的古代世界截然不同。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照搬原本适用于古代世界的禁息原则，怎么能够成功呢？

笔者认为，零利率是一个中性的经济现象。它与时代无关，也与宗教或者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是公元 7 世纪，还是 21 世纪，只要经济增速在 0 附近，零利率就会出现。反之，如果经济高速增长，那么无论你实施怎样的教法，零利率都无法通行。

5 ，非现代的启示

《可兰经》成书于 1400 年前。它的主要内容就各种劝诫和命令，没有论据，也没有推理过程。不过这并不奇怪。其它文明的初始经典，比如说 2000 年前的《圣经》和 2500 年前的《论语》，也都有这个特点。用《几何原本》的结构来打比方的话，人们总是需要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公设作为基础，然后才能通过阐发和演绎，搭建起一整座文明大厦。

《可兰经》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有非债原则。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先知穆罕默德是否明确意识到了它的真正原理。但它确实是与古代世界的经济环境相匹配的。

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解释，消费是有时间价值的。立即消费总是比等待未来消费更令人欢愉。正所谓：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所以放贷人愿意舍弃立即消费的机会，将资金借贷给他人。这是一种稀有的品德。而利息的存在，就是对这一品德的回报。

上述理论看似有理有据，环环相扣，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理论审美。但是它忽略了贷出者与借入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这种博弈关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这种纯粹微观的分析，没法解释古代社会周期性的债务违约现象，也没法解释现代社会 GDP 增速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明显联系。

所以在孔子时代，产生不了这种解释。在穆罕默德时代，这种解释也无以服众。只有在大航海时代乃至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化的进程开始推进，资本借贷可以促进生产，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而非痛苦时，这种理论才能流行开来。

从这个角度讲，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没有什么万世不易之理。如果社会环境发生了变迁，则经济理论也必须随之而变。原本合适的理论会变得过时。而原本已经过时的理论，却又有可能启发我们创新。

2008 年金融危机至今，已经有十年了。现在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已经“翻篇”，世界经济必将重新回到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轨道上。另一部分人认为，重大危机是有指示意义的。它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形成重大理论创新，并且据此完成新生秩序建设之前，不可轻言危机结束。

我们以大萧条为例。大萧条始于 1929 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进入 1930 年代后，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复苏迹象。美国股市收复了大部分跌幅。世界各国也纷纷准备重回金本位。然而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世界经济再次崩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知道，二战胜利之后，四块基石组成了新的世界秩序。它们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WTO 的前身）。根据现在经济史学界公认的看法，直到这四大基石建立完成之时，大萧条才真正结束。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伊斯兰金融。它的非债原则主要就是两项内容，一个是零利率，一个是软约束。

零利率现在已经重现世间。在一个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内，资本不应该预期过高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定要追求较高的收益，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承担更大的风险。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资金可能从债券转向股票，从上市公司转向 PE ，从 PE 转向 VC ，这是一个全链条的迁移。

软约束的重现恐怕也难以避免，问题只是以哪种形势重现而已。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具有惯性。如果发展势头很好，那么内生改变的动力就比较小。可是一旦停滞下来，就很容易人心思变。到时候，各种社会契约都有可能要“重新商议”。

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非常丰富。除了非债原则之外，还有许多其它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将在下文中慢慢展开。

二、非权原则

1 ，什么是非权原则

所谓非权原则，就是指不存在产权。产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私有产权，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公有产权。但是《可兰经》认为，世间一切财富都属于安拉，也就是一切归神。任何人对任何财富，都没有产权。

追根溯源，产权的概念大概在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经产生了。伊斯兰教不太可能把这个概念连根拔起。所以它承认占有权。一个人家里的东西，虽然产权属于安拉，但是占有权归于个人。两者可以并存。或者简单一点儿说，伊斯兰教承认有限产权。

伊斯兰教的非权原则是一个大的概念。因为人类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所以它必须受制于安拉的意志。并且由此产生了三个有意思的概念。它们分别是低能（ Safih ），义产（ Waqf ）和天课（ Zakat ）。

2 ，低能（ Safih ）

由于最终产权属于安拉，所以人们占有财富的行为必须接受安拉的评判。在这种世界观下，人生就像是一场牌局。安拉赐给你的财富，就相当于摸到的牌。无论牌大牌小，关键是看你的牌技。如果打得好，安拉就可以让你一直玩下去，甚至越玩越大。如果打得不好，安拉也可以随时令你终止游戏。

具体到教义上，那些滥用财富的人被称为低能（ Safih ）。清真寺有权剥夺低能者在生活必须品之外的全部财产，转交由他人或者集体代管。

在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与低能非常相似的概念，叫做无道。两者的区别在于，低能针对不合格的富人，而无道则针对不合格的君主。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天下的一切都要受君主的支配。然而君主并不能完全任凭自己的意志来施政。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天道。甚至君主自己的个人生活也要遵从大量繁琐的规定。否则便是无道。

对于无道的君主，臣子可以发动清君侧。清君侧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君主，或者对君主个人进行处罚。它只要求君主收回成命，或者放弃权力。

伊斯兰教对待低能者的处置方法也是类似的。低能者可以保留基本生活资料，但是必须放弃其他财产。

从这个角度看，伊斯兰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原则上说，一笔小钱就是消费资料，一笔大钱就成了生产资料。

消费是比较私人的事情。而生产则是一项社会化活动，具有比较强的外部性，会影响到他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如何使用生产资料，那么就应该由其他人来代管。这是说得通的。

然而即使是消费，也不能任性。伊斯兰教对于娱乐活动有严格的限制，许多活动都被禁止。在《可兰经》中，有许多提倡朴素生活的内容。如果一个人过度消费，或者沉迷于享乐，也会被认定为低能。

用现代金融术语说，人类财富不外乎三个用途。一是消费，二是债权投资，三是股权投资。伊斯兰金融不支持债权投资。而消费又受到严格限制。这样就迫使富人进行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的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如果富人擅长于经营，那么他可以自己下海经商。但是如果他无此特长，但又不想被认定为低能。那么他可以作为出资人，与职业经理人合伙创业。

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人的农业并不强大，也谈不上什么手工业。然而得益于横跨欧亚非三块大陆的地缘优势，阿拉伯人的商业异常发达。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把中国和印度出产的货物，转卖到地中海世界。

跨越欧亚贩运货物，需要的资金量大，周转时间长，危险系数高。作为一种投资项目，它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因为投入大，周期长，所以它往往需要融资。然而对于此类项目来说，如果采取债权融资，则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会变得更加极端。

我们用一个极度简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一个项目，需要投入 100 元，成功时可以收回 200 元，失败时可以收回 50 元。

如果投入的 100 元全是股权本金，那么成功时净赚 100 元，收益率 100% ，失败时亏损 50 元，收益率 -50% 。

但是如果这 100 元中，有 50 元是借来的，股权本金只有 50 元。那么成功时净赚 100 元，收益率 200% ，失败时亏损 50 元，收益率 -100% 。

用现代金融术语说，债权融资具有“加杠杆”的效果。它会使得原本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变得更高风险，更高收益。

风险收益特征越极端的项目，越容易出现逆向选择。也就说，借别人的钱猛赌一把。成功了衣锦还乡，失败了浪迹天涯。这种投机心态，既不利于出资方的资金安全，也不利于经理方的稳健经营。

所以按照伊斯兰金融鼓励的方向，由富人出资，经理人出力，双方合伙，共担风险。这恰恰是最适合阿拉伯商业的融资方式。

3 ，现代社会的低能者

伊斯兰教专门针对富人，创造了低能（ Safih ）这个概念。它背后的理念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它已经意识到，随着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变化，这笔财富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数量越小，它就越具有消费资料的性质。数量越大，它就越具有生产资料的性质。这正对应了电影《蜘蛛侠》中的著名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如果按照穆罕默德时代的标准，当今世界的中产阶级大都可以算是富人。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普遍超出了消费所需的水平，多多少少拥有一些房产，股票和储蓄。不过现代社会崇尚市场经济，以赚钱为能。似乎富人和低能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交集。

其实不然。笔者长年从事证券投资，对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我深知在赢得财富这个环节上，时势、机遇和运气的成份相当之大。所以伊斯兰教视财富为神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支配财富这个环节上，就完全体现个人的素质和境界了。如果他处理得不好，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视富人为低能。

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富人中，有多少可以算是低能呢？如果从绝对数量看，那恐怕还是不少的。现在网络上流行一个词语叫“智商税”，针对的就是那些专门多花几倍几十倍价格买东西的非理性消费。

不过笔者相信，现代人的低能问题已经比穆罕默德时代大为缓解。但这并不是因为现代人的智商更高，而是因为现代人的消费行为已经被高度规范化了。

中外史籍上都有许多古代富人过度消费的记录。其恶劣程度往往令人咋舌，远非现代富豪可比。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古代富人并不是一个人在消费，而是他带领着一群人在消费。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以荒淫奢靡著称的皇帝。但是那些荒淫奢靡的勾当，从来不是皇帝一个人干的。他身边必定有一群宦官、奸臣，帮着他一起干。否则，仅凭一张嘴两只手，能干出多少事情来？

笔者曾经游历美国加州，参观过一号公路旁的赫斯特城堡。它是 1920 年代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豪宅。这座城堡共有 165 间房间，配有巨大的游泳池，电影院和动物园。上百名家仆与主人一起生活于此。这些家仆当然不同于古代的奴隶，但是他们同样对主人有很强的人身依附。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微观上体现为工作与生活的混同。因为这些家仆直接就住在城堡中，所以不存在上班与下班的区别。他们永远活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宏观上， 1920 年代的整个社会风气都认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家仆对主人保持忠诚是理所应当的。连跳槽都会被视为背叛，并遭到外界的恶评。更不要说直接对抗主人了。

所以赫斯特并非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消费。实际上他通过人身依附关系，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消费集团。当他带领着整个集团追求奢侈的时候，能量就非常惊人了。

笔者也曾路过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 Google 创始人拉里·佩奇的住宅。论气派恢弘，它们远不能与赫斯特城堡相比，然而温馨舒适则过之。

上述两位都是当今世界的顶级富豪。他们的资产量是普通美国人的数万倍。但是他们房子、车子的价值恐怕只跟普通人相差几倍，顶多几十倍。

对于当今世界的顶级富豪来说，如果有必要，复制一座赫斯特城堡并非难事。但问题是没有那么多人住啊。如果找一群隔三差五就要跟你谈合同，准备跳槽的“员工”来住在自己家里，又有什么意思呢？

对于一个现代中产阶级来说，只要多跑几次超市，便不难复制出一片商纣王式的酒池肉林。可是，既没有“男女相逐其间”，也不能危害公共安全，酒池肉林只能是徒增笑料罢了。

总而言之，低能这个概念，为我们观察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如果低能问题控制得不好，即使较小的贫富差距也会引发恶劣后果。如果低能问题控制得当，那么社会成员对于贫富差距的忍受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换一个角度看，在贫富差距给定的情况下，富人将财富用于消费或债权投资，都不如用于股权投资。因为只有股权投资，才能把富人和公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同亏共盈，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创造和谐。这也是伊斯兰金融为我们留下的一个宝贵启示。

4 ，义产（ Waqf ）和天课（ Zakat ）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伊斯兰教的财富观，就像是一场游戏。输赢多少并不关键，关键是要干得漂亮，赢得安拉的赞许。所以富人们除了理财生财之外，也热衷于捐助公益。如果他们一次性捐出一大笔钱，或者一处不动产，由此形成的慈善基金，就称为义产（ Waqf ）。如果他们从每年的收入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用于捐赠，那么就称为天课（ Zakat ）。

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说法，收入减去成本等于利润，这个叫一次分配。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再通过政府开支转给他人，这个叫二次分配。

从这个角度看，义产和天课似乎应该属于二次分配。但是它们与典型的二次分配还是有所区别。因为它们是一种无条件的宗教义务。

现代经济学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视为商品，那么税收就是这件商品的价格。这个概念在宏观上讲得通。但是在微观上就面临一个问题：每个人支付的税收金额不同，纳税较多的人是否有权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