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引进及其影响

自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国的翻译出版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是实现自我超越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与学术研究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由默默无闻到成为显学，从基本上是经验性学科发展成为一个内在知识体系完整的较为成熟的学科，对国外新闻传播理论的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及知识创新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而作为文献依据和知识来源的新闻传播学译著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唯梁，2017)。

译著出版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地理学(邹振环，2000；肖超，2016)、社会学(孙以芳，1985a，1985b)、心理学(徐娟，2015)等学科中均受到关注。译著尤其是传播学方面的译著的出版实践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作用也受到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例如，李唯梁(2017)收集整理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译著总书目”并对其概念及特征进行量化分析。李思乐(2017)将 1978—2008年传播学学术译著的出版史划分为：启蒙性译著、经典性译著、大型译丛出版三个阶段。黄旦和丁未(2005)认为1984-2002年的传播学译著为学界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图谱。宋晓舟(2018)通过传播学译著中的“何道宽现象”论述了学科发展与翻译贡献间的关系。此外，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来对新闻传播学译著展开分析，刘海龙(2006)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为视角揭示了西方大众传播理论是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刘健(2013)关注到新闻传播学翻译出版中关于外国人名翻译没有达成“共识”规范的细节问题。

以上这些关于新闻传播学译著的研究成果既有跨越百年时段的译著出版统计，也有阶段性的统计分析，还有聚焦于某种具体译著个案和译者个人现象的案例分析。从既有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主线是国外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引进及其影响，但在这些研究中主要的关注对象是译著，而对影印版等其他引进图书类型关注较少。同时研究者们的关注点主要在图书译介数量和范围方面，而对其本身背后的知识传播少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借鉴史学界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阐释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视角。

(一)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范围及其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指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范围不局限于译著，还涉及其英文原版影印等类型。就其范围而言，不含港澳台地区从国外引进出版的图书。在作者方面，主要是以国外新闻传播学者为主，因此不包含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等中国学者英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在内容方面，选择标准以“信息与知识传播(G2)”中具体的“信息与传播理论(G20)”“新闻学、新闻事业(G21)”“广播、电视业(G22)”为核心主体，没有包含新闻传播学科下的编辑出版学类的图书。但由于新闻传播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性和包容性，为此，本研究以大型新闻传播学译丛为坐标系，把交叉学科中的图书也纳入收录范畴中。此外，由于既有的相关新闻传播学书目中包含了新闻传播学人物传记和文集、作品选等，本研究将沿袭这一标准。但本研究也对某些译丛中与新闻传播学科关联度不大的图书给予剔除。最终本研究共收集到1086条(1949-2018年)数据。

( 二)国外新 闻传播学图书的引进出版状况

纵观新中国70年来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引进出版，按照引进的不同特点和出版数量（见图1）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以前苏联新闻学图书引进翻译出版为主的阶段(1949—1960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以翻译出版苏联的新闻学图书为主。据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翻译出版的新闻学图书是苏联扎拉夫斯基主编的《新闻学研究提纲》，该书由苏凡译，曹葆华校，于1949年11月由解放社出版，共发行了35千册(新华书店总店，1955：256)。该书于1950年1月再版。1956年新闻界对学习苏联模式反思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57年翻译出版了介绍英美国家相关情况的通俗读物《为了和平》和《美国新闻界》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各国通讯社介绍》。其后，在“政治运动之学”的背景下，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印刷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分别是：日本小野秀雄的《新闻学原理》、美国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美国克劳福德的《新闻伦理学》、美国赛伯特和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美国克拉尔克的《明日新闻事业》、法国凯塞尔的《一种自由的死亡：新闻的技术与政治》(李秀云，2015：89-91)。

2.翻译引进图书的中断阶段(1961—1979年)

在这一时段内，因政治原因，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遭到冷遇，研究者掌握的研究资料中未有相关的翻译图书出版。

3.国外新闻学和传播学基础性图书的翻译出版阶段(1980—1996年)

国外新闻传播学理论继在50年代的译介后，中间长时间中断使我们对国外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新闻界开始了译介国外新闻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的工作，首先是一些新闻学期刊对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译介，此时，传播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传播学系统知识载体的图书在该时期得到翻译出版。1985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施拉姆著、余也鲁译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此后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德弗勒的《大众传播通论》、李普曼的《舆论学》(后改名为《公众舆论》)等传播学基础性教材以及个别学术名著相继翻译出版。1989年以后传播学及西方新闻传播思想渐入低谷，直接体现为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数量大幅下滑。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传播学一度被有些人认为是受西方自由化影响的学科受到质疑，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加入了《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翻译图书不像80年代那样可以拿来就翻译出版，必须通过取得版权后才能进行出版，而学界和出版界此时并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4.大规模翻译、引进英美新闻传播学图书阶段(1997—2005年)

该阶段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得到迅猛发展。1997年传播学正式成为具有授予博士学位资格的二级学科，是其在国内学科建制化的重要标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研究需求，出版界和新闻传播学界联合引进出版了大量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到了2004和2005年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数量达到高峰。在这一时段中，传播学图书所占比重较大，且内容主要以概论性的教材为主。2003年后这种局面有所转变，华夏出版社等机构组织策划的“传播·文化·社会”丛书开始系统地翻译出版新闻传播学研究性著作。

5.新闻传播学图书翻译、引进的多样化和细化阶段(2006—2018年)

该阶段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突破了以往的以英美国家为主导的局面，在国别方面开始多元化，西方学者新闻传播学者的图书也进入细化阶段。在数量方面该阶段2013年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在具体的内容领域中，诸如组织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图书受到学界的关注，并被翻译出版。此外诸如媒介环境学派以及欧洲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名著也得到了较为系统地引进出版。

(三)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类别分析

从入选频次来看，加拿大的伊尼斯是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中引进频次最高的学者，达到14次，之后入选频次从高到低分别是麦克卢汉、莱文森、艾伦、波列伏依、波兹曼、多米尼克、麦奎尔、施拉姆、李普曼、埃默里、布鲁克斯等。从这些高频次的第一作者中，可发现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相对较多。第一作者的国别数量排序分别是：美、英、(前)苏、加、法、日、澳、德、荷、意、丹麦、俄、瑞典、印度、比利时、菲律宾、尼泊尔、斯洛伐克、新西兰。其中第一编著者来自美国的图书最多，在1086部图书中共有672部图书，占61.9%。在第一译者方面，何道宽、展江、王海、周黎明、刘海龙、郭镇之、嵇美云、史安斌、谢新洲、徐耀魁等人是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主要翻译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集体译者也有一席之地。

在出版机构方面，国外新闻传播学引进图书的出版主体主要由大学出版社和若干家中央出版社组成，其中大学出版社所引进的图书超过总量的一半。新闻传播学引进图书出版数量排名前十的出版机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31)、新华出版社(12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90+21)、北京大学出版社(94)、清华大学出版社(90)、华夏出版社(55)、复旦大学出版社(40)、商务印书馆(26)、南京大学出版社(21)、人民邮电出版社(19)。从该排序中可发现在国外新闻传播学引进图书中，大学出版机构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作为三家引进新闻传播学图书过百种的出版机构，他们所引进的经典型教材和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对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功不可没。

在出版题材方面，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前期主要以教材和通俗读物为主，随着学术研究的需要，学术著作得到大量引进，使得学术研究著作后来居上。引进结构情况如下：研究类图书为584部，占54%；教材类图书为317部，占29%；通俗读物 为185部，占17%。在下一个层次的细分分类领域，信息与传播理论图书最多，高达 402部，占37%；其次是新闻学、新闻事业，共335部，占31%；之后是涉及广告、 社会学、艺术学等交叉领域的图书，共260部，占24%；最后是广播、电视事业，共89部，占8%。

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在新中国70年来的产制方式主要是以单行本和丛书系列两种方式进行出版。以丛书系列方式出版的图书数量有731部，而以单行本出版的图书数量为355部。就时间线来看，在新世纪以前以单行本为主，新世纪以后则以系列丛书方式为主。此外，除去国外原版英文图书这一引进形式外，国内出版机构在对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进行知识复制与流通时的多形态特征还可以从内部发行和公开出版发行这两种方式得到体现。

(一)内部材料，请勿外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某些特定类型图书实行内部发行制度。作为知识流通方式之一的内部发行在上个世纪中是诸多“问题”图书(尤其是西方图书)出版及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内部发行的图书在其制度上有着相应的规定，在80年代《新华书店总店关于切实加强内部发行图书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的第四条明确指出：“内部发行图书(包括限国内发行图书)要集中存放、专人管理，一律不得在门市存放、陈列出售。更不得批发给集体、个体书店、书摊。如有违犯，应查明情况，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新华书店总店，1988：479)。

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由于涉及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传播学思想，在产制和流通方面施行内部发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方式。据中国版本图书馆(1988：240-241)的资料显示，在1949—1986年出版的新闻、广播事业图书中采取内部发行的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主要是: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联共 (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二集)》、1980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报刊的四种理论》。该材料收录的对象主要是出版社机构，并未涉及高校等其他机构的内部发行图书。例如，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的六册本“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就是通过内部材料的方式进行知识复制在小范围群体中流通。这些内部印行的图书遵守内部发行制度，在其封面、扉页等“副文本”中均会突出其内部图书的属性。例如，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的六册本“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就是通过内部材料的方式进行知识复制在小范围群体中流通。这些内部印行的图书遵守内部发行制度，在其封面、扉页等“副文本”中均会突出其内部图书的属性。

整合出版社和其他机构所编印的内部图书，在1949-2008年间以内部发行的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主要涉及《报纸的图片》《新闻采访和写作》《美国广播电视简史》等20余部(周伟明，2008：547-581)。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些影印图书是通过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版权纠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思想解放的深化，内部发行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逐渐减少，在新闻传播学引进领域内部发行这种方式已经绝迹。

(二)公开出版发行

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中，其知识复制方式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具体形式：

1.编译出版

编译出版沿袭了以往知识传播中摘录整理的汇编策略。例如，1950年6月由智源书局出版发行的《列宁的新闻学》一书是由施梵厦编译的，该书共收录列宁、格列布涅夫、真理报社论等人及机构的文章22篇，其内容涉及到报纸的性质、编辑工作以及《真理报》《消息报》的编辑出版经验等内容。以编译出版方式出版的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还包括一些工具书，例如1990年马维佳、许长征、周兆佳、 袁永、许钟秀编译，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汉广播、电影、电视技术辞典》。此外，还有一种编译出版方式是，在所选定的图书中根据中国国情和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编译，该编译方式一般对原书内容改动较小。

2.英文原版/影印出版

该知识复制方式是为了满足国内广大新闻与传播学师生阅读原汁原味图书的需求而进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开始出版“新闻传播学英文原版教材系 列”丛书，该套丛书包括《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全能记者必备》《大众传播动力学》《创造性的采访》《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编辑的艺术》。此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传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丛书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英文影印版”和“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影印 版)”“媒介与文化书系”“培文书系·社会科学系列”丛书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英文原版系列” 相继出版。

3.双语出版

出版机构在对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进行知识复制时还整合了翻译出版和英文影印，以双语出版的方式进行知识复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出版“高等院校双语 教材·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时，指出其初衷是：“为了尽快了解和吸收国外新闻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水平，满足各院校 对双语教材在质量和水平上更高的要求，使读者读到原汁原味的原版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出版说明)。在出版时译者将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业务状况对其进行适当改编，用以适应实际教学的课时需求。双语版的出版方式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传播概念译丛”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中的《新闻学原理》《个性动力论》《传播的偏向》等图书均是双语版。

4.整本图书的完整翻译出版

这种知识复制方式是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在新中国以来进行出版和流通时最广泛的产制方式，同时该方式对国外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传播起到了系统的推动作用。

各种类型、版本的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在新中国70年来的出版及其阅读，滋养了不同代际间的新闻传播学者，形塑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输入与输出：对作为读者、译者的新闻传播学学者个体的影响

国外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尤其是传播学译著对中国学者的知识生产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学者的学术阅读中以管窥豹。在传播学传入中国之初新闻传播学人系统学习国外新闻传播学理论知识的直接载体是图书，通过对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阅读，他们的知识体系得以奠定，并对其后的知识生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在学术自述(唐绪军， 2010：708-711)中谈到:

在我所读的传播学著作中，印象深刻的是由陈韵昭翻译，沃纳丁·赛弗林和小詹姆斯·坦卡特合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以及由祝建华、武伟翻译，丹尼斯·麦奎尔和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尤其是后一本书，我在图书室找到了原著(communication models——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中英对照反复读了好几遍，搞清楚了许多大众传播基本理论模式的来龙去脉。

这种通过阅读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后对其个体知识生产的影响，还可以从从事翻译的学者那里得到例证。何道宽作为国外新闻传播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语言转换者，他对新闻传播学图书翻译的过程也是其进行知识习得和再生产的过程。

这种影响还可以从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生产中得到体现。在90年代互联网刚传入中国时，胡泳写过了一篇为网络力量鼓与呼的长文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为 此，他收到了来自海南出版社的邀约，希望将文章扩展成书，这即是《网络为王》一书的出版缘起。胡泳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到，其在寻找外版书作为写作的辅助资料时，发现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故而极力推荐翻译出版该书，并奋战20天时间交出了翻译稿(陈红云，2002：209-220)。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网络为王》一书，“这是他们二人在翻译了《数字化生存》一书之后，对互联网络形成的认识成果”(王怡红，胡翼青，2010: 134)。

(二)知识资源：对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群体的影响

我们通过对CNKI的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进行检索，显示目前新闻传播学图书引证中最高的图书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总被引高达24830次。紧随其后的三本图书都是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分别是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一书，总被引为8637次；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概论》，总被引为5744次；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总被引为3864次。在1949年以来新闻传播学图书高被引前30名中国外新闻传播学引进图书(含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如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共占据了18种，由此可见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在知识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学人们在进行知识生产过程的主要知识资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理解媒介》这一文本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在国内有流通。据李希光回忆，1978年他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求学时，讲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时所使用的就是油印本英文教材《理解媒介》(王怡红，胡翼青，2010：19)。该书的翻译出版最初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在1992年以《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为名进行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在2000年更名为《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出版；此后译林出版社于2011年沿袭书名出版了其增订评注本，并在201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55周年增订本。因此，该图书的总被引频次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有着重大影响，并在不断衍生学术书评、文本阐释等新的研究成果。

(三)走向科学化：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影响

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在新中国的出版及其阅读对新闻传播学整体的学科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早期以苏为师到后来的多元化借鉴的图书出版和流通状况来看，这些图书中所承载的知识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学科走向科学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初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习榜样，新闻学在最初的科学和建制化过程中翻译出版的新闻学图书推动了苏联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新闻业务实践手册的翻译出版为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提供了一定借鉴经验，虽然这些经验的借鉴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新闻学研究提纲》《苏共报刊史概要》等中译本图书的流通及其阅读，使得苏联新闻学尤其是列宁的新闻学中关于“报纸是我们党最尖锐最有力的武器”等新闻思想资源得到广泛流传，加之中国具体的新闻出版实践状况，奠定了中国新闻史书写及研究的革命范式，构建了当时的新闻学话语体系，并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195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关于《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的座谈会，座谈会的参加者有黎澍、王谟、何辛、丁树奇、李龙牧等人(丁淦林，2007)。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人李龙牧，在这之前他为苏联新闻学图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翻译了葛烈勃涅夫的《怎样组织报纸编辑部的工作》(1954年)、古舍列夫的《报纸中的文化问题》(1955年)、洛基罗夫的《报纸编辑部处理劳动人民来信的工作》(1955年)。从其翻译出版经历来看，苏联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对其有着明显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可能被带入到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之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在报刊分期、内容主体、书写方式方面均具有明显的革命范式气息，强调报刊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丁淦林，2007)。这种革命范式对此后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有着长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国外新闻学理论以及相应新闻史研究著作的大量引进之后才逐渐得以转变。在“线性”思维的“革命范式”受到冲击后，学界开始自觉反思，强调“现代化叙 事”，并倡导构建“互构”“叙事”的“社会史视角”来进行展开研究(王晓梅，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