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形极具辨识度，活动范围与人类生活环境有大量重叠且遍布世界各地的掠食性动物，早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代，蛇就已经被人类所熟知了。它是远古人类的食物，也是潜伏在草丛和岩缝中的威胁；是不可思议的“魔力源泉”和人类的朋友，也是敌人；是受崇拜的神灵，也是被憎恶的魔鬼。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动物，能像蛇一样，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体系中具备如此广泛的存在感，以及如此复杂而多元，甚至是大相径庭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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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演化之初，就与蛇结下了不解之缘：东非稀树草原地区遍布着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极为适合蛇类生活，各种蝰蛇、沙蚺、绿树蛇等藏身于稀树草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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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象征、来世的使者，这是人类对蛇最早的意象。古中国的解梦理论中有“蛇多者主阴司事”的说法；东非神话中，蛇可以变成附在人身上的魔鬼，并且据此衍生出了许多与驱魔相关的神话；在中东，蛇也被视为凶恶与狡诈的象征——这大概和它们喜欢藏在阴暗角落里突然咬人一口有关——并最终演化成了《圣经》中诱惑亚当与夏娃的“撒旦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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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死亡的同时，原始神话中，蛇还代表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概念：生命与永恒。古代人类在过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式的惴惴不安生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可怕的猎食者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蜕皮，然后长得更大、更健壮。虽然蜕皮是爬行动物普遍的生理现象，但因为没有肢体的蛇，可以蜕下非常完整的皮，所以其蜕皮的行为特别受人瞩目，并被无法理解这种行为的古人当成了某种“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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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荒时代结束之后，人类逐渐开始了驯化农作物——同时也反过来被农作物驯化——的生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的积累和储备越来越多，而蛇也意外得到了形象反转的机会：因为粮食储备引来了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人们日益为鼠患所困，这些小动物不但盗窃粮食，还会散播传染病，而蛇类的主食，恰恰就是它们。
虽然进入人类生活环境的蛇也有可能与人发生冲突，但无论如何，对困于鼠患的早期农业人口而言，这些爬行动物的出现仍然是利大于弊的。于是，在那些较早出现了农业的地区，蛇的形象逐渐与“丰收”相联系，变成了某种守护神。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来自最古老的农业社会之一：埃及。在这里，埃及眼镜蛇的存在极大地抑制了泛滥的鼠患，因此被人们视为“农业保护者”的象征。
在东亚，蛇在农业时代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崇，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化为王权的象征。有意思的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和早期阶级国家的诞生恰逢新石器时代温暖期末期（又称“仰韶温暖期”，距今约8500—3000年），当时的东亚地区气候普遍湿润多雨，水稻被广泛栽种，因此，喜好湿润环境的蛇类，如游蛇科的中国水蛇、渔游蛇等，在这些环境中大量出现并与人类接触，让当时的东亚（以及更加湿润的东南亚）农民们将蛇和水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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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异域风情”与“神秘力量”
虽然在农耕社会，蛇曾经作为有害啮齿动物的天敌而受到过崇拜，但当工业文明开始崛起，自然经济的乡村牧歌逐渐被拔地而起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取代之后，蛇又一次与人类疏远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活生生的蛇类——尤其是随着柏油和混凝土材料的扩散，硬化地面越来越普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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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居民遗忘了乡村生活中与蛇共处的窍门，在偶然的野外接触中，人类被蛇咬伤的概率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但医学的发展又降低了人类遭毒蛇袭击后的死亡率，于是，蛇的形象逐渐变成了“歹毒、阴险的小怪物”，却又不复当年“死神化身”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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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到热带地区丛林和湿地中的蟒蛇和蚺蛇——这些巨大的无毒蛇依靠绞杀的方式杀死目标，然后再将其吞下，这一狩猎方式往往会给初次见到它们的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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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近现代文化中，蛇的形象更多地被用于描绘各种各样的“异域风情”。而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文化差异——基督教文明因为《圣经》中蛇与撒旦的关联，所以传统上很少以蛇为文化符号。而当开辟了大航海时代和催生了工业革命的欧洲人来到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并见到当地人奉为丰穰之神、谷物守护者或者雨水之神崇拜的巨蛇形象时，自然而然会形成相当深厚的刻板印象，将这些在他们看来“恶魔风”满满的蛇（龙/那迦/库库尔坎）神像当成“异质文明”的象征。而第三世界那些“诡异的”半人半蛇图腾，更是加深了这种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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