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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44年，天宝三年八月，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市，曾有过一场旷古绝今的文学盛事。李白和杜甫，两个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一同来到了朋友高适的家中。
在此后的多年里，杜甫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相聚，“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三人喝酒聊天，到处赏风景，游街市，写诗著文，论说天下，杜甫还毫不客气的说：“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潇洒快意，酣畅淋漓。
那一年，杜甫32岁，风华正茂，满怀着希望正在千里壮游。李白43岁，已名扬全国，刚刚经历过了人生中最华彩的一段。而高适正好40岁，在这略尴尬的年龄里，虽有“薄名”，却还一事无成。
高适的前半生，像大部分诗人一样很失败。20岁那年，他去长安参加“制举”（以皇帝的名义征召，考中可以做官），本想“屈指取公卿”，谁知没人理，一气之下回了老家（高适原籍河北沧州，后迁居商丘）。28岁，他去边塞投奔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希望如苏味道、娄师德那样从幕府到朝堂，结果不被赏识。32岁，他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不第。此后，直到46岁，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居在商丘。
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适并不是一个甘于闲适的人，相反，他的功名心很热（这当然也符合一个边塞诗人的胸怀抱负）。唐朝进入仕途的三条官方途径，除了门荫一途已被他的堂兄占据以外，科举和制举，他都去走了一遍。他甚至还去走了幕府这一条“偏门”，而且最终，他也是靠着进入名将哥舒翰的幕府，而正式登上了大唐的政治舞台。
公元749年，天宝八年，由于睢阳太守张九皋的举荐，45岁的高适终于考试中第（有道科，非进士科），授封丘尉（中级的四等县尉）。一年多后，他不干了。为什么？并不是职位太卑微（当时进士及第者也大都是从县尉开始的），而是时间太慢了。从县尉熬上去，这得熬到什么时候？也许熬到死，也不过是个知州。高适决定再去走幕府的路径试试看。
他来到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这一次，命运之神向它伸出了友善之手，高适的个人事业从此进入了快车道。
哥舒翰不仅“见而异之”，让他担任掌书记（节度使的机要秘书），而且带他去朝见了唐玄宗，并“盛称于上前”，着实好好地在皇帝面前露了一把脸。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哥舒翰被唐玄宗委以重任，去镇守长安的门户——潼关。此时，高适官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
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是，一代名将哥舒翰，却战败被俘了。在朝堂之上，玄宗震怒，无人敢为哥舒翰说情，而此时，高适站了出来。
他的对玄宗说，哥舒翰将军战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老将军当时就已经是个中风偏瘫的病人了，已无力掌兵。其次，潼关守军又特么是一帮大爷，和老将军培养起来的号令通行、纪律严明的陇右精兵根本不能比。这样的情况，去抵挡安禄山的百战精兵，本来靠潼关天险来扼守就已经很勉强了，还被催逼着仓促出战，失败那是可以预料到的。
玄宗听完默然，同时也很欣赏高适的勇气，升他为谏议大夫（四品官），赐绯鱼袋。
不久之后，朝堂之上又发生了一次大争论。玄宗不知是听了谁的谗言，欲采取“诸王分镇”的策略，让太子李亨做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四镇节度使，而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琪三王也分别各领多个地方的节度使，去镇守大藩。
这个明显是分化太子权力，并可能导致将来诸王叛乱的昏招，一开始就遭到了太子的激烈反对。而同时坚决反对的，还有高适。于是，当永王李璘果真叛乱以后，高适被委任为淮南节度使，领兵去讨伐永王李璘了。
永王之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更让人头疼的是，李白竟然也牵涉其中。这个当年和他一起畅游的才华横溢的天才朋友，向他发来了求救信号。作为镇压这场叛乱的负责人，历史上没有记载高适回应了李白的求救，但李白被流放夜郎后又被赦免，也很难说这其中没有高适在背后的作用。毕竟，高适曾屡次抗上直言，也因此被贬了。
在此后的的岁月里，高适历官太子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公元764年，代宗广德二年，高适迁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第二年，高适卒。
从 “边塞四诗人”之一的角度来说，高适和岑岑并称“高岑”，和王昌龄、王之涣关系也很好（留下了旗亭画壁的风雅典故），是唐朝最不朽的诗人之一。
而从“治国平天下”的古代普世理想来说，李白显达一时，杜甫一生潦倒，而高适却得以驰骋纵横，兼济天下，最后封侯拜相，富贵终老，完成了多少诗人没有完成的梦想，堪称官场最得意的诗人。无怪乎《旧唐书》要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