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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6年，三国时期的股肱之臣张昭去世，长眠在当时叫建邺的东吴都城。
公元2024年，一则新闻宣告张昭家族墓在江苏南京被发现。墓内出土两方龟纽金印，上有“辅吴将军章”和“娄侯之印”字样。在《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中，有一句：
“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
这是文字记载的张昭职务与封号，正是这两枚金印、墓葬形制结构，让后人得以查知墓主人的身份。
这或许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跨越千年的文、物得到互证。一个在油墨文献中笔笔传抄传至今，一个则在厚土隐墓中拨开尘雾重见天日。它们承载着同样的文字，以不同的形式将历史封存起来。它们如果也有意识，或许会相视一笑：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与此同时，张昭的“梗”也开始被重新玩了起来。很多人印象中的张昭，或是赤壁战前力主投降的“江东鼠辈”，或是三国杀中手里有一堆基本牌的武将，也是《三国演义》中孙策托孤时所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的政治家。作为东吴政权的“创始员工”，张昭在孙策时代便随征天下，见证了东吴政权的建立与兴废，是三国文化中名重千古的人物。
虽然“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只是罗贯中的杜撰，但这也是根据史料进行的合理改编，有一定依据：
“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三国志·周瑜传》）
这则史料就说明，孙策去世后，正是周瑜与张昭主事。而且张昭也确实是重要的“托孤老臣”（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
为什么当时年轻的张昭也称上了“老臣”？只因孙坚、孙策这两位草创者实在短命，导致那时的江东连“三朝元老”也并不少见，如程普、韩当等。
所以，虽然孙权是三足鼎立中东吴一方的主政者，但他的年龄远远小于曹操、刘备。而就在作为“小辈儿”的孙权尚未立威的赤壁之战前夕，孙吴是战还是降？周瑜和张昭两位“主事”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关键。
曹操先发来一封充满了威胁意味的函件：
“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孙权将曹操的话转述众人，众人“莫不响震失色”。
这也是使张昭“晚节不保”的投降决策出现的历史背景。
对此，张昭表示：
“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孝献皇帝庚》）
大概意思就是说，曹操实在强大，而我们太过弱小，不如投降。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源于恐惧，还是另有考虑？要理解这个决策，首先要跳出我们的“后人视角”。
建安七年（202），曹操在官渡赢了家世、军力都远胜于己的袁绍。建安十二年（207），又征乌桓，统一了北方，势如破竹，遂预备拥军南下。张昭的恐惧或即来源于此，所谓“三足鼎立”容易使人误解魏蜀吴三方的国力分庭抗礼，但事实上，北方朝廷倚仗数百年的政治积累，无论人才、制度、军备乃至文化都远远领先于吴、蜀。不得不说，吴、蜀是借秦岭之固，三江之阻的地利，加之姻亲等关系联盟，才能与强魏实现南北对峙：
“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
除此之外，曹氏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汉室代表性。其迎奉当时的落难天子重尊于庙堂，救皇室于存亡之间，前期确实有扶汉功勋。比如陈寿在称赞鲁肃时就曾提及：
“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最初，荀彧、毛玠等人为曹操提及的战略也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不臣是谁？在各自自诩正统的曹刘眼里，能达成一致的也就是孙权等割据军阀了。
所以，张昭所说的投降，面儿上也是老生常谈的“降汉不降曹”。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曹操在数年前就曾有此心，要求孙权送质子以表忠心。在《江表传》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遂不送质。”
可见，当时的周瑜和张昭等人的立场与赤壁一役前十分相似：周瑜主战，而张昭则摇摆不定。
周瑜、鲁肃等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鲁肃为孙权计：
“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这与诸葛亮为刘备所筹谋的实在近似：
“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但因刘备是汉室宗亲，多了一道正统的血缘，无形中便少受了许多气。如孙权称帝前，曾主动向曹魏示弱称臣，受封“大魏吴王”，就被东吴诸将领看作是奇耻大辱。有趣的是，反而是此时主降的张昭在曹魏使者面前为东吴赢下三分薄面，颇具风骨地要求使者下车步行。
“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而当面对曹操气势汹汹的熊虎之师，统一北方的赫赫威名驾临江表，张昭等人的心绪不可谓不慌乱。在投降派看来，这一仗的胜算实在太小。难道江东比河北还要固若金汤？根基未稳的孙权会比四世三公的袁绍更堪为乱世雄主吗？我们如今偏安江南，名分如何定义？是预待交还江山的汉室孤忠，还是伺机而动的乱臣贼子？
而年少的孙权在面对风雨飘摇的汉室、父兄留下的基业和一众老臣的惶惶不可终日时，毅然做出了劈砍桌角与之决战的英烈举动。（《江表传》：“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
所以，在一切都是未知数的凶险境况下，被嘲弄为“江东鼠辈”的孙权并非没有血性，只是因此备受争议的“投降派”张昭也确有一些委屈可作商榷。比如元朝郝经就曾认为，张昭的行为是顾全大局：
“其劝权迎操，志存汉室，以王道为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为，昭岂浅浅功利之徒所能识哉？”（《续后汉书》）
赤壁一役后，三分之势初现。
有趣的是，张昭在东吴的地位仍然居高不下，却始终与孙权处在将战将和的关系里。
张昭早年曾受孙策器重：
“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他在东吴政权草创初期便颇有名望，甚至不少北方士大夫都写信“追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陈琳《答张纮书》）搞得张昭左右为难，不好意思拿给孙策看，担心孙策会误会。而豪爽宽和的孙策却毫不顾忌，与张昭终无嫌隙。孙策去世前，还特地将孙权托付于张昭，张昭以臣首身份辅政，与孙权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君臣关系。
面对父兄的接连离去，孙权因悲痛未能正常理政，是张昭开解且亲自扶他上马视事，为其立信。
“夫为人后者，贵能负荷先轨，克昌堂构，以成勋业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盗满山，孝廉何得寝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孙权初即位时，张昭会干涉他喜欢的狩猎射虎举动，理由是他身为人主，不能因此出意外。
“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驭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对此，孙权积极认错，但绝不改正。
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张昭为人“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常常拿出忠臣长辈的姿态劝谏孙权，也不畏惧拂了他的兴头，曾在筵席上因孙权洒酒愤而离席，将他比作纣王。
“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而在立宰相时，面对众望所归的张昭，孙权仍然不许，以张昭“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为由将其逐出候选名单。
孙权称尊号后，张昭“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这也正是南京张昭墓出土金印文字的史料出处。
张昭的脾气秉性让孙权有时深恨，有时依赖，有时又因此疏远他。比如二人一次拌嘴，孙权大怒之下提刀说出了让张昭十分伤心的话：
“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
大概意思是说，吴国的臣子虽然入宫拜他，出宫却又去拜张昭，张昭的地位何其之高，孙权也对他极为尊敬，他却多次折辱孙权，让孙权不由得害怕自己哪天错了主意。张昭忤逆孙权的事也确实有过记载：
“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
而张昭对此直称“竭忠”，回忆起当年的托孤，“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然后“涕泗横流”。孙权听罢，只好“掷刀致地，与昭对泣”。
但对泣归对泣，泣罢，孙权依然没有听张昭的话。张昭非常生气，称病不朝，于是孙权也生起气，用土将张昭的家门封起来，张昭不但不自救，还自己又在门内封了一层。君臣赌气之间，孙权发现张昭的劝告是正确的，悔不当初，于是亲自上门见他。张昭却不肯就见，孙权命人放火，张昭仍然不肯出来，到头来，孙权只得自己灭了火。但仍然久久伫立在门前不肯走，最终，张昭的儿子们一起扶着父亲，和孙权同载回宫，孙权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张昭便也重新开始参与朝会。
张昭的脾性对孙权是负累，也是武器。有一次蜀国使者前来，在一众东吴臣子面前大肆美言自夸，满座群臣无人能对，孙权不由得想念起张昭的一张利嘴，次日，就请来张昭叙情。
“后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使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权跪止之。”
嘉禾五年（236），八十一岁的张昭与世长辞。去世前，他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必铺张。
故事回归到现在，张昭的墓室印证了《三国志》中的薄葬规制，证明张昭的俭朴并非虚名，张昭的功名真实具体，这位身处传奇时代，刚烈板正又不失可爱的名臣，透过史料、文物与历代名人评价，再一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题辅吴将军张昭墓》
老臣侯印今尚在，六朝功业古来空。
莫道兴废无来处，请君更看建邺城。
——笔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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