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快速反应征集机制与科技成果的征集阐释

作者： 张 昱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快速反应征集机制（ 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 ，下文简称 RRC ）是一种新兴的藏品征集方法，也影响到了展览阐释策略的转变，通过选择、获取和展示相关实物资料来回应近期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以下简称 V&A ）在 2013 年提出。该馆的高级策展人科琳娜 · 加德纳（ Corinna Gardner ）提到，他们以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表达了我们当代史中重要时刻”的藏品。 RRC 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事件与现象，在此概念提出前，这种快速征集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在各国的博物馆实践中出现。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国家博物馆（ Suomen Kansallismuseo ）就已经着手搜集反映战争中公众生活的影像资料和生活物品； 2001 年“ 9·11 ” 事件发生后，纽约历史学会（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牵头倡议开展重大历史事件物件征集工作。自 2019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 RRC 被空前关注，并一度成为各国博物馆的共同实践。

目前 RRC 多聚焦在社会历史类博物馆的相关议题上。在科学技术发展日益增速的现实背景下，本文试图将 RRC 与当代科技成果的征集，以及进一步的展览阐释相结合。对当代科技成果的展示一部分融入通史类主题展览中，主要出现在“现代部分”，基于时代价值的挖掘，展现国家或地区的重大发展成就；另一部分则融入自然科技等专业主题展览中。科学技术的专业性与先进性容易被观众视为“遥远的”，而实际上科学的本质是动态的，并且是服务于公众的。为了将科技成果征集阐释的重点从静态转向动态，符合 20 世纪以来国际上对核心科学从客体及其适当分类的关注转向对潜在过程和理论密切接触的变化趋势，博物馆越来越多地参与当代收藏，征集与科技成果相关的社会人文资料，形成更有温度和更具叙事性的展览内容。因此， RRC “ 承认与人类经验的关联是指导原则”与优化当代科技成果展示的现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也许能够为此类展示开辟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新博物馆学诞生起，博物馆不再仅仅关注方法与技术，而是走向了厘清其社会角色的探索之路。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能衔接历史与未来，使之能反映社会演变。当这种理念辐射到博物馆对当代科技成果的展示上时，就会发现以科技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机构，不应仅仅是向观众提供教育体验的场所，也承担着收集、保存和利用当代科技成果的社会责任。博物馆需要在征集和阐释策略中寻求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追踪当代科技领域研究和创新的惊人发展。

（一）征集策略的转变

科技成果是通过一套高度具体、专业的行为和程序来获得的，科学往往成为“英勇”“历史性”“完整”的代名词，但博物馆更需要展现科学开放、持续、动态的本质。进行藏品征集时，当代科技成果会涉及昂贵而庞大的实物。它们大多具有较强专业性，并且不少设备也与过去不同，其功能多不外显于表面，使得非专业的博物馆人员难以有效解读，观众也难以参与其中。例如，英国国家计算机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Computing ）收藏了 1951 年的“哈维尔 - 德卡特伦”（ Harwell-Dekatron ）计算机（见图 1 ）和 21 世纪的硬盘驱动器。后者的处理能力可能是前者的数十亿倍，但其视觉吸引力却远不及前者。而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科学可能发生在十分微小的尺度上，融于日常生活，相关科技成果的呈现载体也许是极为普通的生活用品。博物馆人员需要积极地与科学家合作，以确定哪些科技成果及实物资料应当入藏。例如，伦敦科学博物馆（ Science Museum ）在对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进行实物资料征集的过程中，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帮助策展人识别出可能被忽视或丢弃的普通物件——在环形对撞机建造期间科学家用来代步的自行车、彼得 · 希格斯（ Peter Higgs ）及其朋友在向世界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前一晚喝空的香槟酒瓶等。同时，挖掘更多在显性资料之外能够引起共鸣的隐性信息，拓展围绕当代科技成果征集的对象范围，为形成更为“平易近人”的、更令人耳目一新的展览阐释提供支撑。

图1 英国国家计算机博物馆展示的“哈维尔-德卡特伦”计算机

（二）阐释策略的转变

当代科技成果的阐释对博物馆而言是资源密集型行为，需要多环节、多人员的复杂合作才可能引人入胜，包括：充分掌握相关科技专业知识、判断目标收藏对象的现实意义和潜在意义、转化为大众化语言加以阐释、创建与科技成果关联人员的沟通渠道等。其核心目标并不仅限于对科技成果本身的介绍和对相关实物资料的展示，更在于为观众展现科技创造力的重要性，帮助他们做出相关科技成果始终是“一个仍在形成中的领域”的理性分析。此外，博物馆也被视为一种经济资产和政治资产，具有塑造公众思想的能力。史蒂文 · 康恩（ Steven Conn ）在其著作《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中提到，策展人和博物馆馆长需要利用日益增强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以及公众对博物馆的高度兴趣，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讨论和学习经验。博物馆新定义被界定后，博物馆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对当代科技成果的展示亦无法脱离这一价值目标，需要生动地展现历史和时代现象。

在 RRC 概念被提出之前，对科技成果的即时征集就已经在部分博物馆中展开。早在 19 世纪，许多科学博物馆就致力于展示“最新和最好的实用艺术”，推进科学成果与历史文物的征集。例如， 1852 年南肯辛顿博物馆（ South Kensington Museum ，现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建立的目标之一就是展示 1851 年伦敦世博会上的工业与科技产品。

到了 20 世纪，科学藏品愈发成为观众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空间。尤其是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公众对太空探索的兴趣进一步鼓励了博物馆征集当代科技成果。但 20 世纪 70 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入了去工业化时期，从事制造业的人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减少了与现代材料、机械接触的机会。根据 1988 年由约翰 · 杜兰特（ John Durant ）组织开展的一项公众调查显示，当时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度很高，但自身的科学素养却较低。这会导致公众与当代科学之间的脱节。杜兰特认为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了 21 世纪，例如公众对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博物馆需要积极履行征集阐释科技成果的职能，在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下为科学与公众建立有效关联。

基于上述背景， RRC 作为一种现代的博物馆呈现方式，对促进当代科技成果阐释的意义首先在于推动了“故事”和“语境”的构建。吉尔伯特 · 赖尔（ Gilbert Ryle ）和克利福德 · 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提出了厚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的概念，这种描述更注重添加细节，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以便受众理解在任何可观察到的场景背后都有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含义。这一概念很好地解释了 RRC 对于故事构建的作用。通过记录当代科技成果相关的环境、策略、动机等，展示了细节、背景、情感以及公众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持续关注对当代通讯设备的收藏。他们选择了孟加拉国农村制作的“电话女士”广告牌，用以记录格莱珉电信（ Grameen Telecom ）的一项微型金融村级电话覆盖计划。 RRC 可以推动相关阐释由客观主义的科学意图向解释主义意图过渡，这不仅有利于未来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与策展，也有利于缓解前文所提到的公众对部分科技快速发展的担忧。

其次在于 RRC 提高了机构关注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敏感度。 RRC 促使博物馆将征集物转化为从物质主义角度叙述事件的人工制品，帮助博物馆从一个被动的机构转变为知识发展以及形成个人和公众身份的空间。 RRC 能够促进博物馆人员和科技领域专业人员进行直接对话，挖掘在物件背后、与科技成果相关的“人”的细节。这一机制不仅关注了贵重的实验仪器设备，也关注了科技成果投射在现代生活中的普通物品。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 MIT Museum ）收藏了乐高积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中的女性”（ Women of NASA ）模型（见图 2 ），其中程序员玛格丽特 · 汉密尔顿（ Margaret Hamilton ）的模型取材于麻省理工学院留存的其工作场景照片。当然， RRC 有时也会关联到科学成果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或争议性影响，如人工智能、转基因食品等。但 RRC 可以为公众提供相对客观地探究这些议题的机会，帮助他们掌握这些科技成果的功能、效益和研发过程，使他们了解到许多情况下这些影响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使用它的人和使用它的场景。

图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中的女性”乐高积木模型

再次在于 RRC 增强了科技成果展示的公众参与度。鼓励策展人、机构转向公众和社区，共同开发参与式策展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关注到科技成果在宏大叙事中不易被发现和展示的细节，以及在公众生活、城市和国家发展等不同层面上的认同意识建构和情感交流作用。例如，一些博物馆使用世界咖啡屋（ World Cafe ́ ）的方法，为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提供了交流科学议题的机会。 2019 年，荷兰布尔哈夫国立博物馆（ Rijksmuseum Boerhaave ）的受访者通过“见证者研讨会”（ Witness Seminars ）深入讨论了科技成果的公众参与问题，博物馆也由此征集了相关科学主题的更多观点和物件。这种对话性的信息收集方式可以充分呈现不同主体对科学议题的目标或价值观的差异，并在阐释中找到平衡的路径，让公众形成对当代科技成果更广阔和深度的认知框架。

RRC 可将当代科技成果的叙事方式由成果导向型转向过程导向型，展现科学精神和社会意义。促进响应性和持续性征集机制的建立，提升策展团队在征集方面的专业知识，识别故事的核心及外围资料，尤其是为当代科技成果相关的普通物件入藏搭建相应的渠道，为展览建立以当代科技成果为核心的信息层。建立更强大的外部关系网，形成系统性的征集阐释多主体协作机制。

（一）建立响应性和持续性征集机制

2003 年，由安德烈 · 海姆（ Andre Geim ）和康斯坦丁 · 诺沃肖洛夫（ Kostya Novoselov ）领导的团队首次分离出石墨烯后，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Manchester ）就有意识地着手持续征集相关物件。包括最初分离出石墨烯的胶带分配器、一封来自名为詹妮弗的小女孩写给安德烈 · 海姆的信、实验室的工作记录、首次发表石墨烯研究成果的《科学》（ Science ）杂志、首个石墨烯商业产品——石墨烯灯泡等。这些藏品是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征集的，实际上 RRC 并不单纯地意味着短时间内的即时响应，更重要的是对于征集对象的社会意义和公众影响的持续关注。相较于速度而言，更追求对社会发展敏锐的觉察力。伦敦科学博物馆在 2000 年开设了惠康翼展厅（ Welcome Wing ），捕捉突发科学新闻、数字革命、想象中的未来等当代科学主题。伦敦交通博物馆（ London Transport Museum ）策展人埃莉 · 迈尔斯（ Ellie Miles ）提到：“当代收藏并不是对事件做出最快反应……不要因为与时间赛跑，匆忙启动一个响应性项目而耗尽精力。策展意味着要照顾好一切，确保自己和他人尽可能的身心安全”。

伦敦科学博物馆-惠康翼展厅

博物馆可以为当代科技成果建立短、中、长期不同阶段的收藏策略。就短期阶段而言，博物馆主要关注与科技成果直接相关的仪器、设备、模型等，以及科技研发人员的口述资料等。在这一阶段，新兴科技成果的社会价值和运用场景可能尚不明确。博物馆对延伸资料的选择会相对谨慎。大卫 · 艾杰顿（ David Edgerton ）认为：“科学与技术类博物馆想要、也确实在讲述一个关于新奇、第一次和未来的故事”。许多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就会成为博物馆所关注的对象，但这些“第一”只有在相关技术得到证实，明确了它们的重要性后才会被征集。因此，短期阶段博物馆会更倾向于征集科技成果相关的核心物件，如实验设备、标本、模型等。就中期阶段而言，博物馆能够更清晰地判断出科技成果的社会意义，有针对性地将与科技成果相关的资料搜集范围扩大，如成果发表的情况、投产的商业产品及其运用场景、公众对科技成果的感受等。更丰富的个人故事可以被挖掘，对叙事性资料的征集需求会有所提升。在这一阶段，对于博物馆而言，更重要的是探索以有形的方式征集科技成果对公众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如运用智能应用程序打车和订购车票等。科技研发人员、行业、公众都可以对科技成果的研发与运用发表看法，博物馆能够实施更丰富的口述资料征集工作。例如，英国国家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持续向社会征集着科技成果相关的口述资料，将这一做法视为征集人工制品周边信息的重要渠道。博物馆也能够更从容地结合观众自身的前置知识与经验，开展围绕当代科技成果的参与式项目。就长期阶段而言，科技成果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显现，在描绘科技成果本体的基础上，可以向较大的宏观价值探索迈进，尝试“将注意力从物品转移到思想”，从而弥合“物质和生活文化之间的鸿沟”。多元视角的呈现也会在这一阶段发生，如探讨这一科技成果的利与弊、更新迭代的方向、新的运用方式等。

（二）建立征集阐释当代科技成果的合作关系网

当今社会，科学和技术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使科学知识民主化，并能与不同的知识文化群体进行对话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博物馆对当代科技成果的阐释不仅仅是一种博物馆实践，更是一种社会实践，需要平衡不同的相关主体，形成系统性的协作机制。

注重与科技、商业、传播、教育等外部机构和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建立广泛关系。通过合作与交流，博物馆能够关注不同主体都认为重要和可行的交叉点。例如，策展人可以激发科学家们充分思考可以代表他们工作的物件，这些物件可能未必是科学家所期望的，但却有机会让博物馆把普通的、现代的、大量生产的物件作为未来的科学遗产来征集和展示。伦敦科学博物馆曾为了国际天文年活动与天文学家合作、为了“信息时代”展（ Information Age ）与喀麦隆电话销售人员合作等。博物馆需要对潜在的关系网络进行详细的审查，分析关键的关联主体，建立有益的合作关系，共享征集阐释的决定权。

注重为公众搭建参与渠道。这与一般意义上的诸如科技馆等机构向公众提供互动式参与体验有所不同， RRC 更强调的是在征集阐释全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一种更具社会意义的参与。例如， 2017 年，作为“厨房中的记忆”（ Memories are Made in the Kitchen ）项目的一部分，加拿大科技博物馆公司（ Canad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Corporation ，现为 Ingenium ）邀请观众选择和推荐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国内科学技术，以征集用于“未来研究”的代表性物件。对于当代科技成果阐释的公众参与程度而言，可分为以下数个维度进行判断。

1. 机构可及度。消除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加剧的参与障碍；制定向公众征集科技成果关联物件，并允许公众进入机构和接触藏品的策略；建立基于多样性认知的阐释性话语；尊重和代表不同的公众，让更多观众在博物馆中拥有受欢迎的舒适体验。

2. 身份认同与文化多样性。博物馆是一个多元文化共融的空间，整合具有多种身份、归属不同机构和社区群体的社会成员。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博物馆可以代表、倾听和质疑不同的记忆、知识和故事，为科技成果及其背后的社会时代背景提供不同视角的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公众新的身份认同。

3. 共创与合作。与公众展开的不同形式合作中，需要关照公众的创造性表达和作者身份，如向公众发出邀请以表达意见，鼓励其贡献实物资料或想法。与公众建立合作关系，为观众提供资源、空间和工具，共同创建相关机构项目或文化产品，确定集体目标，根据公众需求制定展览计划或活动。

4. 履行公民权利。注重培养公民技能和科学素养，帮助公众参与社会变革、社会决策过程和公共政策制定，例如开展有关科学问题的讨论等。

5. 互动和对话。支持内容丰富的多向体验；使用技术资源或实践活动来扩大与展览、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其他观众互动的可能性。

（三）建立阐释科技成果内容的信息层

RRC 将推动对当代科技成果的阐释焦点从作为成品的科学转移到作为连续过程的科学，从而突出在此过程中“人”的要素。如上文提到的石墨烯案例， 2016 年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为此举办了“神奇材料：石墨烯及其他”展览（ Wonder Materials: Graphene and Beyond ）。围绕石墨烯的发现与运用，该展览的传播目的被定位为向公众强调探索科学新领域所带来的灵感和奇迹，以及科学是需要协作、努力和坚持的。这些科学精神和科学创造力能够与观众的既有经验和日常学习相关联。因此，展览通过强调个人故事来激发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使用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物品。例如，展览中的《科学》杂志传递了科学研究艰难并动态发展的过程；小女孩的信传递了石墨烯所激发的青少年求知精神等。这些物件可能并不与科技成果直接相关，但作为叙事载体，却照亮了故事的某个部分，使观众更易参与展览内容。

“神奇材料：石墨烯及其他”展览图

由此可见，博物馆对当代科技成果阐释的内容建构包含多个信息层，其展览传播效果是由不同信息层相互组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可划分为四个主要的信息层。

第一层为科技成果产生的时空背景。为当代科技成果的研发起因溯源，阐述与历史上或当前的社会现象，以及重要事件、人物、机构的关联性。可以是宏观视角下对时空背景的呈现，可以是中观视角下对行业发展或群体需求的回应，也可以是微观视角下由单一事件或个人所触发的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第二层为科技成果的目标和意义。这一信息层往往是复杂的，一方面可以探寻专业科学领域中相关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突破性和创新性，为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科学生态中的持续意识，传播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可以探寻科技成果与其他领域的共通点，如民族志、社会发展史、艺术等，进行必要的跨界征集，服务于潜在的叙事需求，包括将普通的物件转变为有趣和独特的叙事环节；将难以理解的内容转变为公众易于接受的形态；将抽象晦涩的阐释对象转变为更具体且人性化的载体。此外，还可以延伸到一些可供辩论探讨、甚至存在科学或社会论争的议题上，如动物实验、化石燃料等，加强当代科技成果与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背景的对话。

第三层为科技成果的演进过程。从各国对当代科技成果的征集阐释理念来看， 20 世纪博物馆更强调对藏品形态的连续性关注，捕捉可直接从外观看到的变化。但到了 21 世纪，这种关注逐渐从体现创新形态转向了对变化的全方位说明。除了对科技成果自身工作方式的观察，也会在更多“故事”信息的获取中得到意义的证明，例如将当代科技成果背后隐藏的社会发展过程带入公众的视野。从而展开多维度的思考，可以是历史文化维度的、社会发展维度的，也可以是自然环境维度的、科技变革维度的。

第四层为科技成果作为阐释文本的现存情况。针对当代科技成果直接相关的实物资料的描述，一般会由科学机构和科技人员提供基本的专业框架。然后经过博物馆的阐释转化，对科学原理和科技成果形成清晰易懂的解读。这一信息层的目标一是展现科技成果的专业性和全面性。这既需要持续征集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也需要“填补”既有领域中存在的空白。二是将实物资料视为通往其他领域的有价值的窗口，并寻求实物资料来说明科学应用的条件、过程、性质和后果及其与科学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