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中总会划分“我们”、“他们”这些群体。想想我们今年的那些极端事件，似乎也延续了这种思维模式。即使手持利刃的人再极端，他们的攻击目标往往是“他们”而非“我们”。这种对“外群体”的敌意，实际上源于深刻的“相对剥夺感”。
当社会戾气越来越加重，我们就会开始寻找怨恨的对象：“是谁抢走了我的蛋糕？为什么我的这份这么小？” 这背后，是对分配公平和参照群体意识的问题。
所谓的分配公平的意识，就是我们常说中国人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根据前些年关于中国人“财富不平等观”的研究发现，当“大局向好”时，人们往往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均”。这是因为乐观的心态让人们相信：“只要蛋糕做大，就总有适合自己的那一份。”这种“先把蛋糕做大”的观念，成为解决中国社会“患不均”问题的重要心理框架。
那么，参照群体又是什么呢？社会学中，“参照群体”是指人们用来衡量自己地位的比较对象。当经济放缓、蛋糕无法再扩大时，人们对“患不均”的敏感性显著上升。这时候，参照群体的选择变得至关重要。举个例子，一个大学生不再以父母那一代的经验为参照，而是与身边那些考上研究生或留学深造的人比较。如果这些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更优越，就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平衡感。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参照群体”往往就是“相对剥夺感”的对象。
这种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都会存在。例如，在美国，像川普的支持者，尤其是一些白人底层男性，会认为全球化或去工业化导致了他们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地位，而涌入的拉丁裔的移民成为他们的强劲竞争对手。这时候，他们会以拉丁裔移民而非白上中上层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进而将相对剥夺感的来源归结为这些移民，最终将怨恨和愤怒投射到他们身上。
类似地，在我们的社会，随着地位不安全感加剧，我们可能越来越期望“上岸”，靠体制吃饭。然而，越是依赖体制内的工作，就越意味着竞争的不再是个人的可商品化劳动力，而是更复杂的资源和机会分配。这时，参照群体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突出。当面对那些拥有关系背景、能够在下行压力下保持稳定甚至逆向上行的人时，我们会怎么想？这种对比是否会让人心生怨恨呢？
德国哲学家尼采、舍勒都是最早对怨恨、无力等议题探讨过的学者。他们会认为，长期而持续的无力感才转变成为“怨恨”。这种怨恨往往是一种“未实现”的情感——人们相信“未来本该更好”，但这一预期却迟迟无法实现。正因为无法接受现实，怨恨才持续累积。
无力感并非源自彻底的失败，而是因为对更好未来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如果一个人完全“躺平”，他们可能不会在乎什么地位、什么参照群体，更不会产生强烈的怨恨。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是“我本该更好”的期待被现实击碎。
进一步而言，长期的怨恨和“未实现感”还可能催生一种危险的复仇欲望：只要某些障碍被消除，目标就可以实现。这种心理机制往往带来一种虚假的“崇高感”，将个人情绪融入到极端价值观中。例如，在美国，许多因无力感积累而生的怨恨，最终指向移民，并转化为对特定政治人物的狂热支持。在我们这里，如果你关注今年的一些极端事件，就会发现一些极端事件的当事人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完成使命”，这正是长期怨恨感积累所导致的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