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面前
文|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翻译体的西方文学,一些拙劣的译笔,常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30岁后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五四时期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
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二是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目的。
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
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
《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
检索自己过去编过的书,几部认为好的小说,都是与历史不隔的,所以能显出一种澡雪精神的劲道。比如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性”不过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废黄河》写的是中国乡村的肉体史;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达》写出了中国城镇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原来好的文学,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文学本就在非文学处。如果细察今天作家们对历史的故意疏远,当代文学的贫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3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现在想来,大概是中学的历史课弄坏了我对史学的胃口,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那些年,史学在我的脑中,就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
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
直到1998年,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才诧异地发现,原来历史还能这么写,遥远的历史读来竟可以如此亲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无知。那一年,史学界出现了像“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等一些观点,着实激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自此,读史、学史成了我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是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我读史,倒不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
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我读《史记》《左传》,是把它们当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也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过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传统治史的这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黄仁宇。
从我学史开始,关注的一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读了一些著述之后,才感到当代对这一领域研究得薄弱。从这点上,我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
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史料要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是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惟有历史才是实在的,它永不会变化。但有时我们要看清这样的实在,反而很难。如果不愿常常看到令人震惊的事态,就更需要我们去真实地梳理历史。如今我们读历史书,很难体会到历史的当事人,在当时对未来是完全无知的。有时他们做出有悖历史的事,并非出自心中的恶意,而正是这种无知与愚蠢更让我们惋惜。
他们忘了还有历史这位先生,它最后会站出来,检查每个人与每件事。歌德有句名言,“有些愚蠢应该看作是罪行,因为它招致了千百万人的苦难”,这样的愚蠢,无疑是不可原谅的。多研究问题,少研究时代——这一史学训诫今天听来,依然是有意义的。
今天发生的事,在后人看来就是历史。我常常想,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后人在面对历史这位先生时,说出一句这样的评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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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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