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朝,陕西总督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像杨鹤这般的悲剧角色层出不穷。
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任总督的郑崇俭,因入援襄阳不力,以“纵兵擅还”获罪,未到秋后便遭弃市,身首异处。
再如崇祯十四年时的总督傅宗龙,在带领陕西官军入援承天时,项城被俘,身死城下。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孙传庭,孙氏固然有能力有作为,仍逃脱不了获罪入狱、马革裹尸的魔咒。
洪承畴能在该任上善终,并卓有功绩,实属凤毛麟角。
从个人能力而言,洪承畴的前任们,并不比他差。“能力不行”,不足以解释崇祯朝陕西总督们的悲惨下场。
一个共性的原因是,虽然号称总督,仍不免受各方力量掣肘。
明代的总督一职,乃因事而设;历史上,曾有过陕西三边总督、山陕总督、陕甘总督,洪承畴曾担任过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五省总督。这些职权看起来很大,但总督实际能控制的,不过是有限数目的总督标营,若要调动辖区内其他军队,还需协同巡抚及各镇总兵。
图中红框处,分别是义军首领张献忠、高迎祥、王左桂与明军作战之地
具体到陕西总督,常设三个巡抚,分别为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和甘肃巡抚,归总督节制,为文官系统。
而陕西沿边的兵力,又集中于延绥、固原、甘肃等各镇总兵之手,为武官体系。陕西三边总督名义上可总制三处军务,但实际上需处理相当复杂的关系。
譬如傅宗龙在项城之所以被俘,乃因他率领的军队不听调遣。崇祯十四年,傅宗龙率领陕西、四川官兵两万余人入豫,意图扼制李自成、罗汝才。当时首战失利,即将被农民军包围,傅宗龙麾下的延绥总兵贺人龙拉起队伍径自逃窜,将领李国奇见势不妙,亦跟着逃跑。傅虽为总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万人的部队转瞬只剩六千残兵。虽然他一边坚守,一边写信给贺、李二人,令其火速回援,但都被置之不理。陕西总督杨鹤,同样也面临着无法实际控制辖区内军队的复杂情况。
再来看看军队的后勤——“饷”。明制,“陕西八府,税粮例不解京,专一拨派延宁、甘肃二镇并固原等处,以供军饷”。③也就是说,明代陕西的全部赋税收入,除了存留的一小部分供各级政府开支,起运的全都运往陕西各边镇充做边饷。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一遇灾年,各州县拖欠赋税,还要应付新增的辽饷加派,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陕西各边镇军饷也跟着紧张。
兵权四分、财政困难。同在一个屋檐下,杨鹤与洪承畴一败一胜的不同结果表明,二人能调动的资源完全不同。
杨鹤的仕宦经历,决定他在陕西的政治结构中无法获得足够资源。
崇祯初年陕西总督的位置,其实是个烫手山芋。据杨鹤自己说:
“陕省流贼猖獗,又兼固镇兵哗,讹传前任武总督服毒自缢,京师閧然,悬缺数月,无人肯往。”④
当时,杨鹤刚升任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而此官向来不应转任外职。但在随后的吏部会推中,杨鹤被推举为陕西三边总督,崇祯皇帝又平台召对,他便无法推辞。
其子杨嗣昌说,杨鹤之所以这个时候出任陕西总督,完全是受了朝中同僚的排挤。⑤
这一说法,固然有为其父文过饰非的嫌疑,但从杨鹤就任时给皇帝的上奏中,多少能看出,他对于迫在眉睫的任务,既无心理准备,更无经验。
明代陕西
在这封奏疏中,杨鹤毫无创见,只是老生常谈,泛泛而论,如“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但取祖宗成法”,“皇上执要,臣下执详,必有改弦易辙”⑥之类,相比之下,孙传庭在崇祯十年就任陕西巡抚时的《疆事十可商疏》,就显得具体而微,“兵、饷、贼、我、剿、抚”等问题,事无巨细,一应具陈。
可以说,杨鹤并不清楚陕西的情况。
这种缺乏了解,与杨鹤本人的仕宦经历有关,他只做过知县,随后即升任御史,长期做京官,不熟悉地方事务,也无带兵打仗的经验;再加上从未在陕西任官,更没法了解当地复杂情况,他要在陕西调动各种资源来为己所用,举步维艰。
临危受命,杨鹤的运气也稍稍差了一点,任总督期间,延绥、甘肃等边军精锐都东调京畿勤王,一时无兵可用,后来虽有几次围剿,但仍以招抚为主。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得到崇祯“背书”,但并不得陕西的官员人心,“杀降”之事屡有发生。以义军首领王左挂受抚为例,崇祯三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总兵杜文焕暗中设伏,将投降的王左挂等九十余人全部杀害。⑦
“杀降”让招抚效力大打折扣。
迫于制度掣肘,无足够的资望拿到足够资源,主抚又获皇帝支持,杨鹤心里的苦,怕并非那些批评他“玩寇遗祸”、“纵贼殃民”的明末士大夫能懂。
与“空降”的杨鹤相比,洪承畴当陕西总督,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洪承畴不仅在外任职经历丰富,而且在升任总督之前,已在陕西宦海沉浮数载,建立了一定的根基。
他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走入官场时尚未年满三十,先后做了刑部主事、员外郎中,随后外放相继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江西兵备副使,这些都是省内要职,为其处理地方事务积累了一定经验。
洪承畴
天启六年,洪承畴转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开始在陕西任官,一年之后,升为陕西布政司右参议,专管督粮。这个职位,虽是布政使副手,但由于需要督理粮储,洪承畴不得不与各边镇武官打交道,崇祯五年升任总督时,已在官六年多,对陕西基本了然于胸。
这六年间,陕西乱局,让洪承畴有了施展军事能力的机会。
崇祯二年,“固原盗侵犯耀州”,洪承畴:
“令官兵乡勇万余人,分十二营,围贼于云阳,几覆之,乘夜雷雨溃围,走淳化,入神道岭,追斩二百余级。”⑧
凭借在督粮道任上积累的军功,洪承畴于崇祯三年升延绥巡抚。
对于杨鹤的招抚政策,洪承畴虽为巡抚,却并不认同,前面所及杀降之事,他就参与其中。而凭借在陕西任职期间积累的人望和关系网,洪承畴能够灵活调遣各处军队。参与杀降的总兵杜文换,正是洪承畴与杨鹤联名上疏启用,后成为明军一大悍将的贺人龙,早在担任孤山守备之时,很可能就与洪承畴相识,贺人龙最终成为洪承畴的左膀右臂,他所率领的部队成长为陕西官军主力。
崇祯五年,洪承畴部署过这样的追剿行动:
“洪承畴从鄜州间道驰至庆阳,曹文诏以临洮兵二千至宁夏,总兵贺虎臣兵亦至,会于西澳,各夹击贼,大小十余战,追奔数十里,伤坠无算,而宁塞之寇尽矣”。
“时以西澳之捷,为用兵来第一”。⑨
能实现如此严密部署,无不体现出洪承畴调动各方资源的能力。
评价史事与人物,难免会因“后见之明”而有所偏颇。立身崇祯元年,杨鹤就任巡抚时,并不能预见这些由饥军、饥民组成的军队,有朝一日进入紫禁城,终结明王朝。同样,崇祯十年前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乐观情绪,就连洪承畴也觉得全胜在望,认为李自成等人,“计必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间”。⑩基于这一背景,杨鹤之子杨嗣昌“网张十面”“三月平贼”的计划,并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荒诞不经。
注释:
①《明史》卷309《李自成传》
②《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③梁材:《议处陕西四镇边储疏》,《明经世文编》卷104。
④《杨鹤对诏狱供状》,《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7页。
⑤《起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题为微臣误蒙起用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页。
⑥《起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题为微臣误蒙起用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页。
⑦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⑧《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四月甲午。
⑨《崇祯实录》卷五,崇祯五年正月癸卯。
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崇祯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洪承畴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