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十月》《作家》《花城》《读书》等刊发表大量作品，并收入各种选刊、选本。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北京一夜》（台湾）等。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
房伟：猎舌师 （点击红字即可阅读）
漫长的祭礼——读房伟的系列“抗日小说”
文｜王威廉
许多年前的一天，房伟和刘永春两位教授先生赴珠海开会，然后顺道来广州玩，我们一起参观了中山大学的校园。康乐园据称是岭南园林的卓越代表，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带着他们参观了校园里的陈寅恪故居，这已经成为外地学友来广州游玩的固定项目。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拍照，就是聊天。大家聊得很投机，因为很早就读过房伟写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一书，所以王小波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他提到王小波的墓前几乎每天都有读者前来缅怀的鲜花，让人对文学和作家肃然起敬，也对人文精神的延续心怀希望；而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写作问题。我记得他反复鼓动我说，这是远远没有开掘透的题材，也是能出厚重作品的大题材，你应该去试着写。我说每逢抗日纪念的周年，不是都有大量的作品推出吗，怎么还说是没有开掘透呢？房伟说，太多的抗日文学作品也是千篇一律的，用模式化、类型化的那套话语去叙述那段历史，已经是无效的，当一个人深更半夜翻出当年的史料，慢慢看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深深震撼的。说完这句话，他还抬眼望着我，认真说了句：真是太惨了！
我一直难忘他的那句话，和他说这话的表情。我和他一样，对那段历史抱有极为复杂和沉痛的情感，我的祖父年轻时也曾是抗日部队里的一员，多少次死里逃生，他老人家提起当年的“鬼子”，至今仍然是咬牙切齿的，咬牙说可以“生啖其肉”，让我可以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到那种致命的残酷及其难以泯灭的国仇家恨。从此，我只要是看到关于抗日的小说，都会细细揣摩下，看看人家的这种叙事方式是否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可以说，房伟对我的鼓动是相当有效的。我也一直在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我一直认为，如何在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然后与中国历史及现实无缝对接，并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作家。但我至今尚未触及这方领域，坦率地说，是因为我还没有在“此刻”与“那时”之间找到自己的进入方式，这对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我无法脱离此刻，让叙述完全沉溺到过去中。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难题。再恢弘、再悲壮的历史，如果不能被作家个人的体验所承受和融化，那也是不可能在语言中复活的，依然只能是一堆集体记忆的僵硬模型。去按部就班地填充那样的模型，无疑是写作的大忌。
就在去年，我忽然在期刊上读到了房伟的短篇小说，都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我明白他的创作激情在积年累月的资料研究中被激活了，我能想象那样的心情，那些悲痛的历史碎片在脑海中如暴风雨的云层一般聚集着，在寻找着一种弥合、一个出口、一声呐喊。那样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有内在驱动力的，而非外在各种利益的牵扯。我读到的第一篇小说是《中国野人》，刚刚看了开篇，我就感到兴奋，中国人被掳掠到日本北海道做苦力，有一人逃亡十多年，在严酷的丛林里生存下来的事情，我是有印象的，房伟从这个角度进入了那场战争，无疑有着极强的隐喻：宏大与个体就在这样貌似荒诞却是事实的情境下建立起了意蕴非凡的深度关系。
这篇小说显示了房伟良好的场景想象力，他笔下的文字并没有被他常年使用的学术语言所限制，不生硬，不过度阐述，充满了灵动的诗意。他的开篇有种电影字幕样的简洁：“北海道是日本北面的苦寒之地，最早定居着原住民阿伊努人。北海道作为开化晚的‘虾夷地区’，明治维新后，才渐渐走上文明之路。从北海道出发，坐船三天，才能到达中国青岛港，从青岛坐汽车，一天行程，才能到山东高密县。昭和十九年后，很多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做苦工，有一个高密男人，不堪忍受矿业所的虐待，逃脱出来，独自在雪原生活了13年。他被人称做‘中国野人’。”我之所以要照引这段，是因为这里涉及到小说的艺术问题。这段总共就四句话，可其中的每句话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意义。第一句便说明了两个情况，北海道是苦寒之地，不比物产丰饶的地方，能独自在野外生存下来是非常困难的，暗示了“野人”能活下来堪称奇迹；接下来说这里“最早定居着阿伊努人”，这既是一种对当地情况的继续描述，更是一种暗示：虽然非常困难，但也不是不能生存下来，为野人的存活自一开始就做了铺垫。第二句，“走上文明之路”，字面上是资本主义发展，这里建立了煤矿，发展了工业，但就小说的语境而言，显然这里的“文明”就有了反讽的意味，这是什么样的文明？一种将人变成野人的文明。第三句，像是远景镜头，将中国与日本并置在了一起，一个东亚的概念在读者头脑中生成；至于山东高密县，我没有去查证那则新闻，如果不是因为那“野人”正好是高密人，那么我觉得房伟一定是怀有另外的心思，那就是和莫言著名的文学地址高密扯上关系，达到一种艺术的“互文”效果。第四句，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初看没什么，但细想之下，马上就会产生疑问：事情都被一句话说完了，小说的内容还写什么呢？这样一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悬念。总之，能写出这样开篇段落的批评家房伟，让我暗暗吃惊和佩服，他已经完全具备了优秀小说家的能力。这样细腻的考察他的小说叙述语言，也是基于我对小说的基本观念：小说毕竟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连叙事都没有过关，纵使有钻石样的题材，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在《中国野人》的主体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清晰的剪影。那些铺排而开的寒冬环境的描写，精准动人，似乎在去除记忆的灰暗，擦亮“此在”与“过去”之间的镜头，因而过去开始复活，色彩也由“过去”的黑白转为“此在”的鲜艳，由此，“过去”变成了“此在”，我们一脚便迈了进去。由于小说的故事自打一开始我们已经知晓，所以情节对于这个短篇小说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那些场景和片段，就像是从北海道那冰冷潮湿的雪洞里边打捞出来的，弥漫着梦境一样的绝望和孤独。“野人”因为恐惧逃离了“人吃人”的人类社会，可他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面临的也是死亡的恐惧，但这两种恐惧已经完全不同了。后者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恐惧，而前者，是自诩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极端悖谬。如果说原始部落中曾有着对于异族的食人现象，我们今天视之为野蛮与愚昧，那么今天人类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屠杀其实要残忍得太多。据有关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死亡人数约1800万人，日本死亡人数约300万，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家：苏联二战时死亡约2680万人，德国约800万人，英军约40万人，美军约38万人。这些数字触目惊心，让人深感噩梦如山！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后发国家的侵略，更是造成了后者的末日浩劫。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写道：“罗素曾经辛辣地指出，欧洲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不是基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比孔子、老子占优势，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即平均起来，一个欧洲人杀死一个中国人要比相反的情况更容易一些。”这种讽刺性的说法，在中日的那场战争中不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吗？按照上面的数据，不是一个日本人杀死一个中国人更容易，而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为一个日本人可以杀死六个以上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近代日本的国家优越感就是建立在“一个日本人杀死一个中国人要比相反的情况更容易一些”的残酷现实中。那么再回到《中国野人》这篇小说中，小说几乎没有战争场面的描写，甚至没有刻画野人对于日本人的深深仇恨，野人大多数时候是被历史裹挟着踉踉跄跄地前行，他大多数时候甚至处在一种白痴般的梦游状态，但是，作品依然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是为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那样的残酷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笔端？人类所能着眼的，准确地说，文学所能着眼的，永远还是那些卑微的个体。这个幸存的野人的孤独状态，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不就是因为那其实正是人的原初的存在状态吗？回到这样的状态，才能映照出战争的荒谬、残忍与绝望。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野人》这篇小说，也才能在人类存在的根本面上领略到艺术的价值。
我的这番感想，是很想和他聊聊的。巧的是，去年年底，我去台湾参加文学活动，竟然发现房伟老兄也在宝岛，一问，方知是在东吴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工作不是很忙，上完不多的课，剩下的时间便都是自己的了。半年时间，一个人呆在这里，想起来也是真够寂寞的，朋友们便开他的玩笑，说他可不要在这里犯错误了，他笑眯眯却认真地说，不会，我正好有时间好好写小说了。长期的健身锻炼让他的身型变化很大，看他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我愈发感到健康体魄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他在那里举目无亲呆了太久，见到我们实在热情，带着我们几乎转遍了台北的大小书店，还顺便充当专业的文学解说员，讲解台湾的文学现状与相应的代表作家，让我收获颇丰。再后来，他的抗日题材小说便像是井喷一般，遍布于全国的各大文学期刊，我一一阅读之后，更觉他的这系列小说书写，充满了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勇气与反思的睿智。
当代文艺作品中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还是有一些的，比如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房伟的好几篇小说也是以日本人为主角，他也写出了自己的特点。小说《幽灵军》中的主人公是日军第九师团森联队的长谷川信彦中尉，他率部在寻找失踪的川军，寻求决战，小说的叙事紧紧贴着这个人，尤其是贴着这个人的内心世界。长谷川是个对“武士道精神”有着真诚信仰的人，他也相信“大东亚圣战”，但是，地狱般的现实挑战着他的人性极限，战争与罪的界限根本就失去了踪迹。小说用随军僧人虚云的视角看他：“中尉其实是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支那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当家族荣誉、武士精神这类玩意儿，在这场不义贪婪的侵略面前，被涂抹了太多脂粉，中尉这样的‘古代英雄’，只能将这种对世界的抵抗，孤独地进行到底。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那幽灵一般寻找不到又仿佛埋伏在四周的川军，既是对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暗示，也是对长谷川心理的极端投射，使这篇小说的内蕴超越了一般的战争小说，进入到了形而上思考的境界。
房伟的这一系列小说涉及到的面向之丰富，也是让人油然起敬的。除了上述重点分析的这两则之外，还有许多篇让人回味良久。像《去国》，是写汪精卫于历史当时的矛盾心境以及他最终被挫骨扬灰的悲剧命运，通篇没有一处提到汪精卫这个名字，但一读便已会然于心。《花火》更是将笔触探及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内部叛徒这一少见的题材区域，那个参谋长因死亡的恐惧和虚无、因为对一笔巨款的贪婪，携款猥琐逃亡，终究在绝境自杀而死。对于这个反面人物，房伟也给予了人性的考察。已经可以看到，在这一系列小说中，篇与篇之间在整体上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呼应。有了这个叛徒参谋长，才使得这一系列小说在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呈现复杂多样的人性样态上具备了更大的可信度。再如《阳明山》，里边有蒋介石和熊十力这样的历史真实人物出场，而借虚构的博士之口去分析战场上日军所拍照片的符号本质，让小说获得了思辨的深度。鉴于这个标题，我揣测这篇应该是他在台北期间遥望阳明山写就的。超越传统的局限，将视野扩大到台湾、香港等两岸三地，其实也是抗日小说的题中之意，因此《红龙》便涉及了香港背景，蒋丽珍和日伪潜逃官员易先生之间的暧昧感情，令人想起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色戒》。此外，还有传奇式的故事，如《猎舌师》，写了一起卧底厨师对日军的投毒案；《副领事》写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1934年，日本人想用副领事“失踪”挑起战端的秘闻。
还有几篇将历史与当下直接弥合的小说值得一提。短篇《指南》由叙事人胡宏伟无聊的日常生活和朋友马波设计的游戏内容拼切而成。虽然日常生活场景在字数上占据绝大部分，但不妨说，那反而是一种背景，而马波设计的抗日游戏才是故事的真正内核。马波设计的这款游戏，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因而也代表了另一种真实。小说是对可能性的创造和发现，那么日常现实的可能性与幻想中穿越过去的可能性，就具备了等量齐观的观照价值。“游戏”这个灵感也紧贴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无数的人们在游戏中追求着另外的身份与角色，这与小说所秉承的艺术功能是异曲同工的。只不过优秀的小说拒绝全然的沉溺，依然隐含着反思的人文立场，迫使读者的自我与心灵做出回应。《白光》写了一次灵异事件，战场在雨夜复活了，曾经的亡灵已经化为厉鬼。《小太君》描述了一场中日凡人之间的恋情，小说结尾，老人金娣看到日本少年的脖子上有一条细细红痕，像是上世砍头留下的印痕，这冥冥中的轮回，让人伤感，猛然想到历史的悲剧过去了，人类的生命还在生生不息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房伟自己在创作谈《徘徊在历史与现实的之间》中这样说：“我想以此来写出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勾连性和暗示性。‘穿越’其实是中国人当下独有的心理体验。我们渴望意义的创造和自我的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之中，却压抑和遮蔽了这种可能性。更吊诡的是，这种渴望与压抑的双重关系，又被整体的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氛围消解了。”我觉得这其中透露出的，除却对现实的无力感，更是一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历史，不但是事件，更是对事件的阐述，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氛围”之下，历史的阐述肯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将历史与现实并置叙述，我们会发现，现实获得了改变，而历史，也同样获得了改变。
对于当下的写作场域而言，房伟的这系列“抗日小说”（这个沿用的命名实在只是为了叙述的权宜之计）无疑提供了一份探索与开拓的重要证词。当代文学在题材的开拓正在越来越狭窄，这不仅仅意味着作家能力的下降，而是意味着文学和现实两者都在面临着困境。听到了太多“现实的怪事太多了，比小说的编造更有想象力”这样的话，我一向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是可以基于这样的简单判断。现实的怪事太多，一方面说明了媒体的极端发达，将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各种巧合之事传播了出来；另一方面，则暗示了现实的喧嚣背后其实是被抽空了的巨大空洞与无奈。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恰恰更依赖于第二个方面，小说的精神便是要去探究和照亮那现实喧嚣背后的东西，而不是停留于喧嚣本身。就战争题材的小说而言，在今天依然具有它的现实针对性。陈思和先生曾指出战争文化心理对于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洪子诚先生也指出，战争思维一度导致文学变成了人与人之间非此即彼的斗争关系。的确，我们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着太多的战争词汇：胜仗、捷报、挂帅、围歼、投降，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上的诸多复杂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作家绝不能认为现在到了一个“怎么都行，反正都无所谓”的时代，文学之光就算再微弱，作家执笔也依然肩负着文化的责任，要努力去破除桎梏着我们心灵世界的枷锁。再往大里说，中日之间的关系终结了吗？难道不是依然很扭结吗？如何理解这种扭结？自鸦片战争、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的历史细节表明，就在中日现代思想兴起的话语内部，彼此都有着挥之不去的粘连，可以说，作为在文化与地理上相连的中国与日本是在彼此的阴影中确立了各自现代国家的性质的，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更是彻底地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崩溃式的重组再次确立了彼此国家的形态。七十多年过去了，眼下这个世界已经复杂到了超出既有理论体系的地步，而中国与日本，是世界坐标系内的两个非常重要并且相邻的坐标与变量。两个相邻如此之近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又是相距如此之远；在那远与近当中，不变的是人的基本属性。文学，便是这样一种用处境去探查人性的学问。战争，更是一种极端的处境。我不由想起，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何那么早就向全世界推介莫言的文学世界，那是因为大江先生提出过“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富含远见与深意，值得我们留心。如果我们写中日战争，那么所涉及的视野便一定是亚洲，甚至是世界，对此是一定要心中有数的。这些话是我读房伟这系列小说之后的一些引申感想，也愿意借此机会将之和盘诉出，求教于房伟仁兄和读者诸君。
本文原载《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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