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科学知识对争议性科技态度的影响——以转基因为例

互联网加速了科学传播，为受众直接参与新科技发展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机会。在众多与科技相关的公共讨论中，以转基因技术受到的争议最为持久而激烈。

面对民众的强烈质疑，科学家常常感叹民众对科学问题缺乏认知和理解，认为这是不少民众对科技发展成果和产品产生抗拒和排斥的根本原因。

为提高科普活动效果，在进行科普宣传时需要因人而异，在知识的侧重和科普方式方法上应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在此基础上，科普工作者更需要了解受众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透过新媒体来选取信息并建构自我对转基因的认知，进而形成对特定科技及产品的态度。

过往研究在探讨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时，都将“媒介”视为重要的影响变量。不少研究都认为，媒体针对转基因技术的报道框架会对公众的态度产生影响（Augoustinos，Crabb & Shepherd，2010；Brossard & Nisbet，2007；Marks，Kalaitzandonakes，Wilkins & Zakharova，2007；Navarro，Escaler，Ponce de Leon & Tababa，2007；Ponce de Leon，Custodio & David，2019）。也有研究认为，媒体如果在报道中向公众提供关于争议“科学共识”类信息，并不会显著改变他们对争议技术的态度（Dixon & Hubner，2018）。

从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报道到新媒体平台纷繁复杂的信息流通，平台特性、信息质量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媒介使用与科学知识的话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有必要厘清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环境中，受众如何利用各类新媒体（如网络新闻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关注来了解转基因事件？这些不同的新媒体渠道，又如何影响受众的转基因知识获取？

过往文献在测量媒体使用时，常以“信息使用”（informational use）与“娱乐使用”（entertainment use）这两个维度加以区分。相关研究发现，越是以获取信息为主要动机，态度影响也就越明显，而休闲娱乐型互联网使用不具有这种效果（Shad，Cho，Everland & Kwak，2005）。但是互联网中的信息内涵过于宽泛，它与转基因议题也并非一定相关，部分学者认为在研究设计中应把信息使用具体化为科学新闻使用（Nisbet，Scheufele，Shanahan，Moy，Brossard & Lewenstein，2002；Xiao，2017）。

除此之外，受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很多来自于社交媒体（Boyd & Ellison，2007；Boykoff，2011；Gieryn，1999；Spartz，Su，Griffin，Brossard & Dunwoody，2015）。社交媒体的参与者会运用他们的话语力量来影响议题建构（Pettenger，2007），对抗“媒体的话语霸权”（hegemonic media discourses）。国内社交媒体以微博与微信的使用者最多，两者在信息上亦有差异。微博在议题讨论上具有开放性，微信则相对封闭。微信的封闭系统体现在公众号订阅与朋友圈中，微信中的转基因信息仰赖公众主动去订阅相关公众号，或者朋友圈转发的信息。这样的封闭性有可能扩大回音壁效应，大多数受众只关注与自己立场相近的公众号，甚至从朋友圈所接触的信息，多为身边朋友筛选过的内容，或者是“过滤”过的新闻观点，更容易出现观点单一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争议性的公共议题讨论大多发生在微博平台。微博的开放性，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能相互讨论的平台，透过微博可以看见多元的意见。

由此可知，在转基因议题上网络新闻、微博与微信的信息会有所差异。遵循这种思路，本研究在探讨互联网使用、科学知识与态度的多元关系时，主要关注与转基因议题紧密相关的网络新闻使用，以及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转基因议题的关注程度。基于以上的文献探讨，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1：不同新媒体渠道的转基因信息如何影响人们的转基因知识？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H1a：不同新媒体渠道获得的转基因信息与转基因知识有显著差异；

H1b：受众关注与转基因相关的网络新闻会对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产生正向影响；

H1c：受众关注微博中的转基因信息会对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产生正向影响；

H1d：受众关注与转基因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会对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产生正向影响。

对已有争议性科技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和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的角度切入。这两个视角在争议性议题上常被混为一用，或笼统地归为科技传播。但不同的理论和分析视角对于影响态度的各个因素在概念定义与操作定义上通常会有所差异。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虽都涉及科学知识与态度的关系问题，也都以切实影响受众作为传播之旨归。但两者在科学知识的定义、对知识和态度关系的解释框架有所不同。

科学传播以科学及为主，旨在提高受众的“科学素养”，聚焦于如何透过各种传播方式将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受众，进而改变其态度（Miller，1983）。在科学传播研究中，Miller（1983）把科学知识作为影响受众态度的关键因素，并发展出科学素养这一概念，他认为受众的科学知识水平提升会改善其对新科技的态度。从国外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的确可以发现受众的知识水平与对新科技的支持度有相关性（Alum，Sturgis，Tabourazi & Brunton-Smith，2008）。风险传播则是把知识作为“风险认知”的基础，认为个体在判断争议性科技对自身或社会的影响时，往往以其对相关科技的了解/知识作为参考依据，以降低认知风险，最终影响其态度（Kinsella，2007）。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因“科学知识”产生高度关联。然而，有研究指出，科学知识会因“科学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Alum，Sturgis，Tabourazi & Brunton-Smith，2008）。因此，不能以笼统的科学原理来解释受众的转基因知识程度。

在科学传播理论中，对知识测量讨论最多的莫过于“科学素养”概念。科学素养指的是公众对于科学的了解程度（金兼斌，2002）。在众多科学素养量表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Miller（1996）所提出的科学素养量表。这一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1）科学知识，指掌握足以阅读媒体上不同科学观点的词汇和科学术语；（2）科学方法，指对科学探究过程或推理逻辑具有一定的了解；（3）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指个体对于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相较下，风险传播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测量更多关注于风险认知，并注意到不同科技的知识体系差异，因此在知识测量上大多聚集于对科学的发展现况以及对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Kinsella，2007）。这与科学素养三个维度中的社会影响概念较为接近。

回顾过往有关受众转基因知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6年第一个转基因食品上市时Kamaldeen和Powell（2000）针对巴西民众进行的调查。在国内则有Zhong等人（2003）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大多数中国民众并不具备转基因食品知识，甚至有超过50%城市居民没有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然而，近几年来国内外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逐渐增多，受众对于转基因的熟悉度也有所提高。在唐永金（2015）的调查中，发现有90.9%的受众知道转基因，即使认知程度很低，但对于转基因技术这个科学名词并不陌生。

整理过去国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转基因”科学知识确实会对受众态度产生影响（刘玲玲，2010；唐永金，2015；项新华，张正，庞星火，2005）。然而，国内对转基因知识常见的测量方式多为询问受众是否“知道”转基因。如唐永金（2015）以“熟悉”“了解”“知道”和“不知道”等选项，来测试受众对于转基因的知识水平。刘玲玲（2010）则是询问受众对于“杂交育种技术”“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等概念的了解程度。然而，“知晓”“知道”“听过”并不能作为转基因知识高低的判断标准，只能说是个体自我判断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而同样的知晓程度，不同个体的自我判断可能差别很大。

如果转基因知识的测量仅止于询问“知晓”，实际上很难用科学、量化的方法去推断整体民众的知识程度。Frewer等人（1997）和Bredahl（2001）的知识测量就提到了与转基因直接相关的知识题，包括“所有加工食品均采用转基因产品制成”“自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健康”“没有法律规范在食品生产中使用基因技术”等。项新华、张正和庞星火（2005）也在转基因知识测量中新增题目“传统大豆和转基因大豆中，谁有基因”，回答正确率为49.3%。

综上可以看出，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在科学知识研究上有所交叉。尽管二者在讨论科学知识与态度的关系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但二者都承认科学知识的重要地位，皆认同科学知识是改变受众态度不可或缺的影响变量（Brossard & Shanahan，2003；Mielby，Sandøe & Lassen，2013）。但二者对知识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也都过于简化。再加上过往针对转基因的科学知识测量未有完整的理论和成熟量表可以参考，因此如何建构转基因知识量表，也成为理解有关知识和态度关系之关键。回顾过往科学知识的测量方法与对态度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提出研究的核心问题：

问题2：转基因知识（科学原理、转基因发展、社会影响）如何对态度、行为产生影响？

在众多讨论知识与态度的模型中，以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S-R，stimulace-response）模型和知识-态度-行为（KAP，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模型最受关注。但KAP模型忽略了外在环境对知识与态度的影响。考虑到受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会受到科学知识之外诸多因素的影响，相较之下，S-R模型更适合作为我们探究知识-态度关系的基本框架。

S-R模型长期被用来研究受众的态度转变，其中Woodworth和Schlossberg（1965）提出的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型应用最广。1974年，Mehrabian与Russell又对模型进行改进，提出O-S-O-R（orientation-stimulus-orientation-response）模型。S-O-R和O-S-O-R模型认为，受众的态度是受外在的刺激源所引发的，这种刺激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受众的生理和心理状态（Markus & Zajonc，1985）。面对各种因素的刺激，人们会产生特定的动机和行为意向，并做出是否购买产品的决定。

Brossard和Nisbet（2007）以O-S-O-R模型为基础，讨论影响美国公众对农业生物技术态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媒体使用会对受众知识产生影响，且农业生物技术知识高低也会正向影响受众的态度。Frewer等人（1994）的研究发现，受众对于转基因知识的了解有限，个人经验与知识不足以判断转基因食品是否蕴含风险，所以必须依靠其他可信度较高的信源之意见。

综上可知影响受众态度的因素相当多元且复杂，因此不能只单一检视特定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Brossard和Nisbet的研究中，透过变量间的结构关系可以更清楚了解到，除了知识变量外还需考虑外在环境对知识的建构与影响。因此，本研究参考Brossard和Nisbet研究中的O-S-O-R模型，探讨影响受众对转基因态度和行为的复杂机制。

基于前述文献和理论综述，参考O-S-O-R理论模型，本研究提出探讨知识影响态度的模型（见图1）。其中，第一个O为个体的人口学变量；S即刺激源是外在媒体接触；并影响第二个O，即转基因知识；最后形成受众的态度与行为。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3：受众对于不同新媒体的关注如何影响受众对转基因知识的了解，并透过转基因知识来影响态度与行为？

问题4：此外，从过往模型研究发现个体差异也会影响其知识水平，因此，本研究将检验不同学科专业背的群体在转基因知识水平上是否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调查实验室执行的“2016年转基因相关技术和产品的认知、态度及行为”调查。调查采用网络问卷形式，以定向邀请的方式，向样本库对应的省份用户发送特定比例数量的问卷，邀请用户填答问卷。调查时间从2016年3月3日到2016年3月14日止，有效问卷共1235份。通过对比中国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结构，本次调查回收的样本结构与CNNIC在性别、教育程度和地域比例大致相同。

本研究中涉及到一系列关键核心概念的测量方法说明如下。

（一）新媒体使用

“新媒体使用”在本研究中指受众对于转基因信息和内容的获取渠道，即使用网络媒体关注转基因信息的情况。具体测量题目为：（1）“我一直关注网络上有关转基因相关技术的信息”（M=3.07，SD=1.20）；（2）“我会在微信上关注和‘转基因技术’相关的微信公众号”（M=2.85，SD=1.27）；（3）“我会在微博上关注和‘转基因技术’相关的信息”（M=2.75，SD=1.23）。（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二）转基因知识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在综合多个问卷的基础上，经过专家访谈，设计出一个新的转基因知识量表。量表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1）“科学原理”，测量受众对转基因基本原理的了解，题目包括对杂交育种技术、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食品了解程度等；（2）“转基因发展现状”，即对于转基因发展现况的了解，题目包括“我国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哪些？”“我国是否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境内种植？”“我国对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强制规定必须标识转基因”等；（3）“社会影响”，即转基因对社会的影响、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目的，题目包括“转基因技术可以降低农药使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农作物营养含量”“转基因技术可以提升农作物产量”等（游淳惠，2016）。

（三）对转基因的态度

在受众态度测量上，本研究考察的是受众对国家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转基因的商业化量产和是否支持政府将转基因技术用于生物医疗领域，分析受众对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态度认同，问卷参考项新华、张正和庞星火（2005）。测量题目包括：（1）“你是否支持我国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发”（M=3.33，SD=1.22）；（2）“你是否支持我国商业化转基因相关产品”（M=3.12，SD=1.20）；（3）“你是否支持政府将转基因技术用于生物医疗领域”（M=3.42，SD=1.20）。（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四）购买行为

对于转基因相关产品的购买行为分析上，主要测量对于主粮小麦和水稻的相关产品，本研究基于“通过国家安全认证的转基因技术相关产品”，不考察其他尚在研发中或未经认证许可的转基因产品。在题目设计上参考INRA（2000）、刘玲玲（2010）、Brossard和Nisbet（2007）以及唐永金（2015）等研究问卷中的相应题项。具体测量题目为：如果以下产品通过国家安全认证上市，您是否愿意购买？包括“用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小麦加工的面料”（M=2.90，SD=1.23）；“用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水稻生产的大米”（M=2.96，SD=1.26）；“用改善营养的转基因水稻生产的大米”（M=3.07，SD=1.27）等。（1表示非常不愿意，5表示非常愿意）

（一）新媒体使用与转基因知识的差异

1.网络新闻关注程度与转基因知识的差异

藉由单变量方差分析得到F=9.054，p<.001>

2.微博新闻关注程度与转基因知识的差异

藉由单变量方差分析得到F=2.793，p<.05>

3.微信公众号关注程度与转基因知识的差异

藉由单变量方差分析得到F=13.573，p<.001>

（二）模型检验：转基因知识对受众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考虑到影响公众对转基因行为态度的因素涉及多层面这一特性，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加以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目的在于评鉴理论模式是否能解释观察所得的数据，或者说理论模式与观察所得数据的差距程度（吴明隆，2009）。一般而言，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了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测量模型描述了潜变量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了不同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在本研究中，转基因知识、受众态度和购买行为是模型中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因此，首先需要确认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因子）之间的关系，以开始模型的建构。本研究采取了固定载荷法（unit loading identification constraint）。模型拟合结果达到理想水平（p=.000，df=52，χ2=257.345；χ2/df=4.949，GFI=.968，AGFI=.945，RMSEA=.057），见下图：

在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提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O-S-O-R模型可以说明影响受众对转基因态度与购买行为的过程。（1）从第一个O对S的影响可看出，个体的学历高低会对网络新闻使用、微信、微博信息关注产生正向影响，即学历越高者，越会在网络、微博、微信公众号中关注转基因相关新闻；（2）S对第二个O的影响，即关注微信公众号对“科学原理”“转基因发展现况”和“社会影响”产生正向影响；（3）第二个O对R的影响因转基因知识维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影响，其中“科学原理”会对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转基因发展现况”对态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对购买意愿却是负向影响，“社会影响”对态度与购买意愿都是正向影响；（4）关注越多微博上的转基因信息，会直接对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5）关注越多微信公众号信息，会直接对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三）学科专业与转基因知识的差异

本研究主要利用单变量方差对不同专业背被试者的转基因知识水平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得到F=4.554，p<.05>

其中，转基因知识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科学原理、转基因发展和社会影响。本研究进一步比较不同专业被试者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得到以下发现。第一，在“科学原理”的维度上，得到F=5.351，p<.01>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来回应本研究问题，有以下几点总结：第一，一般大众的转基因知识高低会因“新媒体平台的关注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第二，藉由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知识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后，研究发现网络新闻、微信、微博对于态度的影响有不一样的效果，其中，关注转基因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会对态度产生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关注微博上的转基因信息并不会透过科学知识变量影响态度，但会直接对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此外，转基因知识维度中的“转基因发展现况”和“社会影响”会对态度产生正向影响，而不同的知识维度对于购买意愿的影响也有差异，如受众对“科学原理”和“社会影响”的知识了解越多，越会购买转基因产品，但了解越多的“转基因发展现况”知识，则越有可能降低受众的购买意愿；最后，基于个体差异对知识的影响也发现，一般受众（大学以上学历）的转基因知识高低确实会因“专业不同”而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