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顾：为什么要学习无用的知识？

世界深陷于非理性的仇恨里，文明受到仇恨的威胁，在这样的世界里，狂热分子们忙着散布伤痛和丑恶，普罗大众们却忙着将自己与日常生活中的滚滚怒潮完全或部分的隔开，转而投身美的教化、知识传播和悬壶济世中去，就好像阴暗的一面根本不存在一般，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这个世界一直是个令人感到歉意和困惑的所在——然而，如果处理得当，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可以忽略那些会麻痹自己的不利因素。从实用性的肤浅角度来看，知性和精神生活是一类无用的活动形式，人们沉湎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带来其他方式无法给予的巨大满足感。在本文中，我将着力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些“无用”满足感的追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多少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用处”。

总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个时代理应关注物质商品和世俗机遇的更广泛分配问题。一些人自己没做错事，却被剥夺应有的机会和资源，他们发出正当的抗议之声，这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研究方向从父辈关注的问题，转向同样重要和紧迫的社会、经济和政府问题。对于这一趋势，我并无异议。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唯一一个能够被我们的感官所证实的世界。如果它没有变得更好、更公平，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前赴后继，饱含苦楚并黯然神伤地默默结束一生。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大声疾呼，学校应当对这个世界有着更加敏锐的认识，因为从学校走出的学生们注定要在其中度过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偶尔会想，这股潮流是不是还没有变得太强大？倘若这个世界缺少那些可以赋予其精神意义的无用之物，那是不是我们还有足够的机会去追求生命的完满？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有用性概念的理解，或许还没有狭隘到难以应对人文精神所固有的天马行空变化无常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可以从科学以及人文或精神这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科学角度。我想起多年前与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的一次关于实用性问题的谈话。伊士曼先生是一位智慧、富有远见的谦谦君子，对音乐和美术兼具不俗的品味。他告诉我将捐献大笔财产用于推动“有用学科”（useful subject）的教学。我试着问他，在他心目中，谁是这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学工作者？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马可尼。”但我却说：“无论我们从广播获得怎样的快乐，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马可尼的贡献都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

我至今难忘伊士曼先生当时的震惊。他请我给出解释。我是这样说的：

“伊士曼先生，马可尼总会出现的。在无线电领域，即便是最根本性的成就，都可以明确地归功于任何其他人，但为这一切打下真正基础的人当属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正是他在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在英国科学协会的另一次会议中，来自牛津大学的史密斯（H.J.S Smith）教授宣称：‘每个翻阅这本著作的数学家都会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已经极大丰富了纯数学方法和资源的理论。’此后十五年间，麦克斯韦的理论成就不断得到其他科学发现的补充和完善。到了 1887 年和 1888 年，最后一个未解难题——作为无线电信号载体的电磁波的探测和演示——终于被柏林亥姆霍兹实验室的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攻克。麦克斯韦和赫兹都不曾关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处；他们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没有设定实用性方面的目标。从法律角度上说，马可尼无疑是无线电的发明者，但马可尼究竟发明了什么呢？不过是一些后期的技术细节，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检波器的接受装置，现在几乎都没人用了。”

赫兹和麦克斯韦可能没有发明具体的东西，但他们“无用”的理论工作一旦被某个聪明的技术人员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创造出全新的通讯、实用和娱乐用途，这个贡献相对较少的人，却名声大噪起来，还挣了个盆满钵满。谁才是有用的人？不是马可尼，恰恰是麦克斯韦和赫兹。赫兹和麦克斯韦是不考虑实用价值的天才。马可尼只是个聪明的发明者，除了用途之外什么也不考虑。

赫兹这个名字让伊士曼先生想起了赫兹电波，我建议他可以去问问罗切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赫兹和麦克斯韦究竟做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可以确信的，即赫兹和麦克斯韦的工作从未考虑过实用性。综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不被追求实用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

“好奇心？”伊士曼先生问。

“是的，”我说，“好奇心或能或不能产生有用的东西。好奇心是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可不是什么新东西。好奇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根和牛顿时代，它是无可阻碍的。高等院校应致力于培养好奇心，越少偏向直接应用方面的考量，好奇心就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贡献。除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将满足知识兴趣，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兴趣已经成了现代知性生活中的主要志趣。”

十九世纪后期，赫兹在亥姆霍兹实验室的角落里默默工作。可以说，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亦是如此。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少电就一筹莫展的世界里。若是被问起什么是最直接、影响最广泛的发明，我们会不约而同的说：电。但究竟是谁先做出了奠基性的发现，才让我们迎来电力的百年发展呢？

问题的答案很有意思。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位铁匠；他自己则在一位装订商那里当学徒。1812年，二十一岁的法拉第被一个朋友领去了英国皇家协会，在那里，他聆听了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vy）关于化学学科的四场演讲。他做了笔记并向戴维递交了笔记的副本。1813年，法拉第成为了戴维实验室的助手，专门从事化学问题的研究。两年后，法拉第陪同戴维去欧洲大陆游学。 1825年，34岁的法拉第成为了英国皇家协会的实验室主任，这一干就是四十四年。

法拉第的兴趣很快从化学转向电磁学，并为此贡献了余生。在此之前，奥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沃拉斯顿（Wollaston）已经完成了这一领域重要且费解的研究工作。但法拉第攻克了这些研究者留下的未解难题， 1841年他成功地实现了电流感应。四年后，法拉第又迎来事业的第二段辉煌时期，当时他发现了偏振光的磁效应。这些早期发现衍生出数不清的实际应用。有了电，人类的负担大大减轻，种种现代生活方面的机遇也变得层出不穷。虽然法拉第后期发现的实用效果远比不上以前，但这对于法拉第来说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是没什么两样。在无以伦比的科学生涯中，法拉第不曾过问过实用性。他全神贯注于揭开宇宙之谜，先是化学之谜，然后又是物理之谜。至于他所关注的对象，功用性根本不曾占有一席之地。任何关于实用的猜忌都可能限制住法拉第永不安分的好奇心。最终，实用性还是实现了，但它从来没有成为制约其不间断实验研究的教条。

法拉第（1791-1867），麦克斯韦（1831-1879）和赫兹（1857 -1894）。

在使战争变得更具毁灭性、更恐怖的过程中，科学所发挥的作用是科研活动无意识和预期之外的副产品，面对当今世界的大环境，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或许正显得恰逢其时。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会长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在近期的一次研究中详细指出，对现代战争中化学药剂的毁灭性运用负有责任的是人类的愚蠢，而非科学家的初衷。碳化合物的化学研究产生过大量有益的成果，例如硝酸对于苯、甘油或纤维素等物质的作用，不仅促进了苯胺染料产业的发展，还创造出兼具好坏用途的硝化甘油。在硝化甘油问世后不久，转向该研究领域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发现，将硝化甘油与其他物质混合，就能够制造出可安全起爆的固体爆炸物，譬如炸药。炸药促成了采矿业的突飞猛进，在修筑穿越阿尔卑斯山和其他山脉的铁路隧道的过程中，它也发挥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炸药也被政客和士兵滥用。炸药的罪恶当然不能算在科学家头上，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地震或洪水而责怪科学家一样。毒气的发明过程同样如此。约两千年前，普林尼（Pliny）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吸入二氧化硫而失去生命。氯气不是为了战争之类的目的才被科学家分离出来，芥子气也一样。这些物质本可只仅限于有益用途。但就如同飞机，一旦得以完善之后，那些心狠手辣满脑子坏水的坏人们就觉得，作为一项单纯的发明，作为一项长久以来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成果，飞机应该被当成一种毁灭性的工具。事实上，不仅科学家们做梦也没产生过这种想法，而且也从未有人致力于此。

在高等数学领域，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例子。非欧几里得几何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最晦涩的数学研究，其发明者高斯（Gauss），虽然被同代人誉为最杰出的数学家，但却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敢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倘若没有高斯在哥廷根的这些研究，相对论及其丰富的实用价值恐怕全都是泡影。

和非欧几里得几何一样，群论（group theory）也是一种抽象且不适用的数学理论。人们受好奇心的趋势，像做游戏一样推动该理论走上一条奇异的道路。现如今，群论已经成为光谱学量子理论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会用到群论理论，但却对它的由来一无所知。

概率论微积分是那些有志将赌博合理化的数学家们发明的。虽然概率论微积分未能实现数学家们的初衷，却为各式各样的保险提供了科学根据，十九世纪物理学的大量研究亦以此为基础。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医疗和公共健康领域，细菌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又是个怎样的故事呢？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以后，德国政府建立了伟大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学校解剖学的首位教授是威尔海姆·冯·瓦尔代尔（Wilhelm von Waldeyer）, 他后来又成为了柏林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在回忆录中，瓦尔代尔写到，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所带学生里有个名叫保罗·欧立希（Paul Ehrlich）的十七岁年轻人，此人身材矮小、毫不起眼且沉默寡言。当时，学校解剖学的常规课程包括了解剖和组织的显微观察。欧立希很少关注解剖课，然而，正如瓦尔代尔所写的那样：

瓦尔代尔很明智，他对欧立希不管不问，后者勉勉强强地学完医学课程并最终拿到学位，而这也多半是因为，老师们很清楚这个医学学位不会被欧立希拿来作为行医的敲门砖。果然，欧立希去了布雷斯劳（Breslau），师从孔海姆（Cohnheim）教授。孔海姆教授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创立者韦尔奇博士的老师。在我看来，欧立希从未考虑过用途问题。他只是感兴趣，觉得好奇，始终如一地犯着傻。欧立希的犯傻诚然受到强烈直觉的引导，但这种直觉是一种纯科学而非功利性的动机。结果呢？科赫（Koch）和他的同事们创立了一门新学科——细菌学。欧立希的实验性研究则被同学威格特（Weigert）用来对细菌着色，进而对其进行区分。欧立希发明了用染料对血涂片进行染色，这为现代人理解血细胞即红细胞和白细胞的形态学奠定了基础。现如今，全世界的医院每天都在应用欧立希的技术进行血液检查。当年在瓦尔代尔的解剖室中犯傻的欧立希，已经成为了这项重要医疗技术的头号功臣。

我该举个工业界的例子，随便选一个吧，因为实在太多了。来自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的伯尔（Berl）教授这样写道：

我从来没有暗示说，实验室里的东西终将产生令人始料未及的用途，或者只有最终的实际用途才是考量科学研究合理性的标准。我极力呼吁废除“用途”的概念，呼吁人类精神的解放。诚然，某些无伤大雅的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凭借这份自由，哈尔、卢瑟福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披荆斩棘、向着宇宙最深处不断探寻，同时将紧锁在原子内部无穷无尽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卢瑟福、玻尔、密立根等科学家跟随好奇心的驱使，了解原子构造，并从中释放出足以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但这些不可预知的最终实际用途并不会被当成是对卢瑟福、爱因斯坦、密立根、玻尔等科学巨匠所取得成就的肯定。教育工作者不可能主导这些或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我承认这些浪费看似惊人，但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实际并非如此。与巴斯德、科赫、欧立希、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巨大收益相比，发展细菌学耗费的人力物力简直不值得一提。可是如果研究用途的顾虑潜入他们的头脑，成果定难如此丰硕。这些科学家和细菌学家堪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在实验室里追随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并散播着自由之精神。

在工程或法律学院中，实用性动机已占据了必然的主导地位，对此我无意指手画脚。相反的情形亦经常出现，工业界或实验室所遭遇的实践性难题激发了理论探索，这些探索不见得一定会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它们会打开全新的视野，无用是暂时的，因为这些新视野蕴含着实用和理论层面的未来成就。

随着实用或理论知识迅速积累，以科学精神来解决实践问题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加入这场角力的，不只有发明家，也有“纯粹”的科学家。我之前提到的马可尼是位发明家，他虽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实际上也只是“借鉴他人的脑力成果”而已。爱迪生亦可被归为同一类。巴斯德却不同。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仅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法国葡萄藤的生长情况以及啤酒酿造中遇到的问题，而且还从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精炼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当时看似没什么用，但极有可能以某种难以预料的方式让我们在以后受益。全凭好奇心驱使的欧立希，后来又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梅毒研究上，并誓言不找出攻克的办法不罢休，并最终发明了胂凡钠明。班廷（Banting）发明了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素，迈诺特（Minot）和惠普尔（Whipple）发明了用于治疗恶性贫血的动物肝浸膏。这些案例都属于同一范畴，即发明者均为真正的科学人士，他们深知，大量“无用”的知识是由不在乎它们是否有用的人积累起来的，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显而易见，我们须万分谨慎地将一项科学发现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几乎所有的发现都历经了漫长且不确定的历程。有人在这里找到一点，另一个人在那边发现一点。第三个人又成功地向前迈出一步，直至某个天才式的人物将前人的成果拼在一起，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科学正如密西西比河，源自遥远森林里的一条小溪，其他溪流的汇入使它逐渐变成大川。可以说，这条奔腾咆哮、冲破堤坝的大河正是由无数源头汇聚而成。

这个论点我难以穷尽讨论，且允许我这样去总结：近一两百年间，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贡献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实用型的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本身的初衷是追求完全实际的目标。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达成的实用成就。

科学与艺术

上述文字强调了——倘若需要强调——精神和学术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我提到了实验科学，我提到了数学，而对于音乐、美术和各种不受束缚的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我的观点也同样适用。只要人类灵魂因这些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得到净化、提升并获得满足，它们的存在就有意义。它们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肯定，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学院、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价值时用到的标准。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我现在探讨的话题是近日争论的焦点。有些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正忙着压制人类精神之自由。大学被进行了重新整合，它们几乎成为了某些人手中的工具，这些人信奉某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或种族教义。即便在所谓的民主国度中，也不时会蹦出个脑残儿质疑真正学术自由的根本重要性。人类真正的敌人并非是无畏且不可靠的思想家，无论他的思想是对还是错。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试图为人类精神套上桎梏让它不敢展翅飞翔的人，因为过去在意大利、德国以及英国、美国，人类精神都曾振翅翱翔过。

精神自由不是一个新话题。德国被拿破仑征服时，冯·洪堡（von Humboldt）正是在精神自由理念的鼓舞下，构想并建立了柏林大学。吉尔曼（Gilman）在它的感召下创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随后美国各大院校都依据该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身改良。对于每一个珍视自己不朽灵魂的人来说，不管精神自由给他带来过什么，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对精神自由存在意义的论证，都远远超出了独创性的范畴，因为它暗含了对于人类所有相异之处的包容。综观人类历史，还有比依据种族或宗教来表达喜恶之情更愚蠢、更荒谬的事情吗？人类需要交响乐、绘画和深刻的科学真理还是需要基督教交响乐、基督教绘画和基督教科学？或者是犹太教交响乐、犹太教绘画和犹太教科学？又或者是伊斯兰教徒、埃及人、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共产主义人士和保守主义人士对于人类灵魂无限深度的研究成果贡献和表达？

对于缺乏相异包容之心而造成的最突出、最直接的结果，我觉得引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例子是最恰当不过了，该研究院是由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和姐姐菲利克斯·富尔德夫人（Mrs. Felix Fuld）于1930年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建立的。选址普林斯顿部分是因为创始人对新泽西州的热爱，但据我所知，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一个水准甚高的小型研究生院，能够灵活地开展最密切的合作关系。高等研究院欠普林斯顿大学的情，永世难还。到了1933年，高等研究院各岗位人员基本就位，开始运作。研究院成员都是名声显赫的美国学者，数学家中有维布伦（Veblen）、亚历山大（Alexander）和莫尔斯（Morse）；人文研究学者有中梅里特（Meritt）、洛维（Lowe）和古德曼小姐（Miss Goldman）；公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有斯图尔特（Stewart）、里夫勒（Riefler）、沃伦（Warren）、厄尔（Earle）和米特拉尼（Mitrany）。另外，许多已在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图书馆和实验室供职的学者和科学家，也加入了高等研究院的团队。除此之外，希特勒也为该院“送”来不少科学家，如数学方面的爱因斯坦（Einstein）、韦尔（Weyl）、冯·诺依曼（von Neumann），人文学科方面的赫茨菲尔德（Herzfeld）、帕诺夫斯基（Panofsky），以及在过去六年间被这些学科巨头形成的强大气场吸引来的一批年轻人，得益于他们，美国学术研究水平日渐强大。

从组织角度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组织结构极简单，也极不正规。该院下设数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和经济政治研究所。各所均配备一批固定的教授，其他成员一年调整一次。各所自行其是，所内研究人员各行其是。该院容纳了来自二十二个国家、三十九个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成员，分属不同研究小组。他们享有与教授同等的自由度，既可与这位或那位教授合作，亦可做独立研究，并在必要的时候咨询相关同事。这里没有例行公事，教授、研究员、访客之间不划定界线。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教授与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教授自由往来，不分彼此。学术氛围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里没有教职员工会议，也没有委员会。这里的每一个人享受着益于思考和讨论的环境。数学家专攻数学，人文科学家专攻人文科学，经济学家专攻经济学，政治学学生专攻政治学。行政工作的存在感和重要性被尽可能的弱化。脑中无物的人，无法专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撑不下去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印章“真理与美”（Truth and Beauty）

我且举几个例子来阐明上述观点。

有一次，为了让一位哈佛教授来普林斯顿，我们为他颁发了津贴。对方写信问我：“我来这的职责是什么？”

我回信说：“普林斯顿没有职责，只有机会。”

还有一次，一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后，前来与我道别。临走前，他说：“我猜你肯定想知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老实回答说是。

他说：“数学正经历迅猛发展，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太丰富了。我这个博士学位已经拿了十年之久，虽有过紧跟学科发展的时期，但现在觉得越来越吃力。在普林斯顿这一年，我觉得，窗帘拉开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开了。我正构思两篇论文，不日即将动笔。”

“要写多久？”我问他。

“五年，也可能十年。”

“然后呢？”

“重返普林斯顿。”

第三个例子就是前不久的事情。一位来自某西部大学的教授，去年十二月底来到普林斯顿，他原打算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莫雷（Morey）教授合作，继续展开一些研究。莫雷教授建议他去拜会一下高等研究所的帕诺夫斯基和斯瓦尔岑斯基（Swarzenski）。正因为这个提议，现在这位教授与三人均有合作。

他告诉我说：“我要在这待到明年十月。”

“这儿夏天很热的。”我说。

“忙并快乐着，哪还顾得上热。”

你看，自由带来的不是死寂，而是过劳的危险。最近，有位英国研究员的妻子向我咨询：

“在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工作到凌晨两点？”

高等研究院连楼都没有。眼下，数学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法恩楼（Fine Hall）做客；人文科学家要么做客普林斯顿大学的麦考密克厅（McCormick Hall），要么散落于小镇各处；经济学家们占据了普林斯顿酒店的一个套房。我本人则驻扎在拿骚街（Nassau Street）的一幢写字楼里，与商店老板、牙医、律师和脊椎按摩师为邻，楼里还有一批普林斯顿的学者，正在做一份地方政府调查和人口研究。正如吉尔曼教授六十年前在巴尔的摩说的那样，房产乃是身外之物。只是我们怀念同事之间的亲切来往，所以在创立者的捐资下，一幢名为富尔德厅（Fuld Hall）的大楼即将拔地而起。但这栋楼就是形式感的全部。高等研究院还会维持现有规模，坚持全体研究人员所推崇的轻松、安全、自由的氛围，远离组织与公事。我们与普林斯顿学者们的非正式交往也将继续，我们还将不断从各地邀请学者前来普林斯顿。我们已有来自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来自柏林的冯·劳厄（von Laue），来自罗马的李维·奇维塔（Levi Civita），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安德烈·韦尔（Andre Weil），来自剑桥的狄拉克（Dirac）和哈迪（G.H.Hardy），来自苏黎世的泡利（Pauli），来自卢万的勒梅特（Lemaitre），来自牛津的韦德-盖瑞（Wade-Gery），以及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斯金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其他学术机构的各位美国同仁。

不轻言允诺，但我们珍视希望。我们希望对于“无用”知识的不懈追求，在未来会有所回报，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但我们从来没有以此为由，来维护高等研究院存在的意义。高等研究院是学者的天堂。和诗人、音乐家一样，学者们也应该顺应自己的想法，才能竭尽所能，成就辉煌。

感谢景页、Lineker的翻译，杨璐的校对

原文地址：http://library.ias.edu/files/UsefulnessHarpe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