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文革荒唐事：证明杜甫是地主

来源：《羊城晚报》

“文革”中，郭沫若出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在此书中，郭沫若就将李白捧上了天。为了衬托，还顺手把自古以来就与李白并驾齐驱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按下了地，好让李白在整个群星灿烂的唐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书中打压杜甫的一个最主要做法是认定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那个年代叫人是“大地主”，几乎就跟叫人是“臭狗屎”一样具有杀伤力。本来，一般都认为老杜的诗歌具有古代文人中最为突出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民本主义思想。可郭沫若却慧眼独具，偏偏从杜诗中看出杜甫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老财――“诗里面赤裸裸地表示出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那么，这种感情是怎么表示出来的呢？

在书中《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老引用了杜甫一首题为《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诗：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

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

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而后指出“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提防强盗进来”云云。这种结论简直叫人跌破眼镜：数自己的鹅鸭，关自己的柴门，就成了“赤裸裸的地主心理”?莫非要像陶渊明那样鸭虽养而不数、门虽设而常开，才算是赤裸裸的贫下中农心理？

推测郭沫若的意思，似乎是讲杜甫既然孜孜不倦地数鹅鸭而关柴门，说明他财产不少，也因此说明他是地主――贫农哪有什么鹅鸭?如此划分成分，真让人啼笑皆非，鹅鸭居然成了是不是地主的依据!还有层含义似乎是讲：杜甫之所以这么经常数他的鹅鸭，是因为他怕自己的鹅鸭被贫下中农偷去下酒，财富既多，又如此小气，岂非“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然而，且不说人家的鹅鸭，你――哪怕你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该不该偷》就算人家经常数鸭子，就真的是因为“怕被人偷掉”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著名戏剧家陈白尘给下放到古云梦泽旁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来他写了一部叫《云梦断忆》的回忆录来记载当年干校生活。其中写到当时他做鸭官，放养一群鸭子，得到的最大学问是：“一切牧鸭人，每天都要点鸭子的，甚至一天二三次。”为什么呢？陈白尘的回答是：“鸭子虽然是‘集体主义者’，但有时也不免来点自由主义倾向。比如，鸭群都集合了，而某位鸭女士正在吞食青蛙而不上不下时，或者它钻进蒲草、芦苇或枯荷叶中，一时未听到集合信号也是难免的事。所以为防这些意外，鸭官都要随时点数。”可见，所以“鹅鸭宜常数”，只是出于对自己鸭群的关爱照顾，跟什么怕被别人(“贫下中农”)偷掉，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 

郭沫若是大诗人，可是当他以诗人的身份来写文章颂圣之时，也难免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