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赐稿
原文载《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4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
西方对中国兵学典籍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孙子兵法》，美国汉学家苏炀悟对《武经七书》等数十部重要兵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促成了西方对中国古代兵学的体系性研究，标志着“兵学西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本文结合影响苏炀悟翻译和研究的三个因素展开分析，即西方汉学、中国战略文化研究及席文的“文化整体”研究进路，有以下发现：苏炀悟在初期受到西方汉学的影响，遵从中国传统兵学认知，以《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等兵学经典翻译和研究为主；后期则受到西方的中国战略文化研究的影响，以“诡道”误读中国战略文化，广泛选取与此相关的兵学著述内容进行摘译研究，以证实其观点。而受到“文化整体”研究进路的影响，苏炀悟在翻译和研究中侧重将中国兵学典籍放在兵学发展历史背景中，结合社会、制度、技术等维度进行考量，呈现一种整体观进路。
关键词：
苏炀悟 兵学典籍 中国战略文化 文化整体
中国兵学典籍虽然数量众多，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除《孙子兵法》外，却少为西方译介和关注，兵学典籍的英译呈现出《孙子兵法》一枝独秀的局面。而到了20世纪末，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西方对于中国军事的兴趣更趋加强，再加上国内考古出土了一批兵学典籍竹简，西方出现了翻译和研究中国兵学典籍的热潮。其中，美国汉学家苏炀悟（Ralph D.Sawyer）对《吴子兵法》《三略》《六韬》《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孙膑兵法》等十数部重要兵学典籍的翻译和相关研究著作的出现，形成了西方对中国古代兵学的体系性研究，“标志着‘兵学西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苏炀悟的兵学典籍译本也成为美国军事界研究中国军事思想的主要译本，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兵学典籍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我们有必要对其兵学典籍翻译和研究的整体情况进行考察。但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苏炀悟的研究寥寥可数，只偶尔在《孙子兵法》的翻译研究中有所提及。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考量。苏炀悟是专注于中国兵学典籍翻译和研究的美国学者，早年求学经历类似于一般的汉学家，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学，曾师从杨联陞、余英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方志彤，后赴台湾大学求学。但不同于一般的汉学家，苏炀悟在完成求学之后，并未供职于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而是成为独立学者，主要为政府机构和国际性集团公司提供咨政、咨询。这种身份也使得他在治学上和一般的汉学家有不同之处——他更加关注与现实建立联系。这样的求学、治学经历，使得苏炀悟先后受到几方面的影响，其中有一方面是西方汉学的影响，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军事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文化研究的影响，而其兵学典籍翻译和研究因此也分为两个时期。
苏炀悟在哈佛求学的20世纪60年代，正逢费正清等人在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展开初期研究，中国军事史为其研究主题之一。受到西方军事重技术的影响，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古代战例中的战术和军事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转到“中国中心观”进路，再加上国内兵学典籍的出土，有更多西方学者关注兵学典籍，出现了翻译兵学典籍的热潮。
苏炀悟在求学和治学阶段受到这样的影响，最终选择了中国古代军事为其研究领域，以军事典籍为其主要研究对象。苏炀悟选择翻译的第一部兵学典籍是合集本
《武经七书》，该著作由中国历代负有盛名的七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汇编而成，在宋代被颁定为武经，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智慧结晶。但苏炀悟受到当时美国汉学界盛行的史学进路和军事技术关注的影响，并不注重兵学典籍中思想性的内容，而是关注历史背景和兵器、甲胄等物质层面。尽管没有研究中国兵学典籍中的思想性内容，但其出版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兵法研究局限在《孙子兵法》的局面。在此之前，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兵学著作只有《孙子兵法》《吴子》等两三部，且主要是《孙子兵法》译本。相应地，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兵学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
《武经七书》译本出版之后，苏炀悟又应西方阅读市场所求，将其中的《孙子兵法》译文单独成著出版，很快成为西方《孙子兵法》研究的主要参考译本。之后又翻译出版了《孙膑兵法》译本Sun Pin:Military Methods和《百战奇略》译本One Hundred Unorthodox Strategies。在这一阶段，苏炀悟以翻译兵学典籍为主，辅以对相应历史背景、军事器物的研究，研究多体现在序、附录等副文本中。苏炀悟的《武经七书》译本出版之后，遂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的基础，西方许多军事学者基于其译本，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文化展开了研究。例如：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就撰写了《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总结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内容与特点，而苏炀悟的《武经七书》译本是其展开这一研究的基础文本。这一著作提出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概念，基于《武经七书》及明代实战的研究，得出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是“居安思危”（parabellum）和“极端现实主义”（hardrealpolitik），极大影响了西方世界的中国军事研究。
二、西方中国战略文化研究影响下苏炀悟后期的兵学典籍翻译及研究
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高潮，江忆恩的著作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军事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对更多兵学典籍进行了挖掘和翻译。此外，波兰学者施石道（Krzysztof Gawlikowski）对中国兵家思想传统进行了梳理，他对古代兵学著作的全貌式介绍既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等经典军事理论著作，也包括《阴符经》《握奇经》《太白阴经》《虎钤经》和《武经总要》《武备志》等综合类兵书。他还提及《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通俗文学中也折射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这些为西方学者的中国军事思想和兵学著作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由于苏炀悟有政府机构咨询专家的身份，他更注重兵学典籍与当下社会关切的联系，而江忆恩等学者所提出的“中国战略文化”及相关概念为其提供了将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国现代军事现实建立联系的桥梁。受到上述影响，苏炀悟在后一阶段所翻译的兵学典籍在类型和数量上都有扩充，体现形式也有变化。在上一阶段的翻译中，苏炀悟总体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理念和西方汉学的影响，专注于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经典兵学著述。而这一阶段苏炀悟则是有着明晰的研究目的，摘选兵学各著作中相应论述进行翻译，以证实自己关于中国古代军事战略文化的观点，属于以研究为目的的翻译。他明确提出，摘选的标准之一就是“与现实的相关性”，要追溯出中国军事中“延续性的文化”，即“中国战略文化”。苏炀悟提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重视“诡道”，强调情报和用间的作用，常常出奇制胜，而这一阶段著作多围绕这些主题进行，以《战略总要》（The Essence of War）、《中国古谍史话》（The Tao of Spycraft）、《奇谋战略》（The Tao of Deception）为代表。
《战略总要》属于苏炀悟承上启下的著作，他设定了主题，从上一阶段翻译的《武经七书》和《孙膑兵法》中选取相关内容归入各类主题。该著主要划定了5个主题：“战争基本要素”“战争之道”“指挥之道”“基本战略原则”“战术方法”，下面又细分为41个小主题，如“军事政治情报”“经济后勤”“指挥控制”“战争心理”等，与现代战争概念相联系，体现了苏炀悟试图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概念与现代军事概念相融合的努力。而《中国古谍史话》和《奇谋战略》则分别从他所设定的“情报用间”和“出奇制胜”这两类中国战略文化特点出发，从更为广泛的古代文本中找到相关内容。但与《战略总要》不同的是，这两部书加了译者的阐释，以夹叙夹译的形式呈现，引导读者朝着他所预设的主题进行理解。
《中国古谍史话》除摘选《武经七书》《孙膑兵法》《太白阴经》《兵经百言》等兵学典籍内容翻译外，还从史学典籍《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哲学典籍中摘引，如《道德经》《淮南子》《列子》《抱朴子》等。而《奇谋战略》则以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兵法中“奇谋战略”的演进变化：经由春秋战国的实战，“奇”在《孙子兵法》中形成概念，到后世在战争中有一定的应用和理论发展。在完成历史性追溯后，苏炀悟略微联系中国当代情况进行分析，但有不少武断和偏颇之处。比如他提到当代中国常常传播误导性信息，如运用宣传手段加强西方人心目中对于中国的错误印象，即中国重文轻武，一直是和平的民族，从未发动过侵略性战争，与西方好战、崇尚武力的传统不同。这与他受到当时西方对于“中国战略文化”形成的特定结论影响进行先入为主的判断有关。
苏炀悟在切入具体的主题研究后，也翻译了一些兵学典籍单行本，但也主要与其后期所关注的用间、奇谋相关，包括有《太白阴经》译本Strategies for the Human Realm: Crux of the T’ai-pai Yin-ching、诸葛亮兵书的集撰译本ZHUGE Liang: Strategy, Achievements, and Writings、《草庐经略》译本Ruminations in a Grass Hut、《间书》译本Book of Spies: A Qing Dynasty Chinese Spy Manual。
可以看出，由《战略总要》到《奇谋战略》，苏炀悟完成了由翻译到研究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兵学典籍选译成为证明其特定观点的手段。但正如前所述，苏炀悟由先行设定的“中国战略文化”先入为主地进行选材和分析，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外观内的方法，跟传统汉学研究由内观外的方法不同，如果最初的设定错误，很容易产生偏颇。而正如许多西方中国研究学者所说的，这种设定并不存在。袁弥昌就提出：“‘中国战略文化研究’本身就是西方创造出的概念，与中国现实并不相符，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居安思危’的文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教授林蔚（Arthur Waldron）提出，理解和诠释中国军事典籍时，需要采用传统的汉学方法，西方一些军事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曲解了中国兵学思想。
三、“文化整体”影响下苏炀悟兵学典籍的“整体观”研究进路
除不同时期西方的研究取向，研究中国文化及科学史的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也对苏炀悟影响较大。如果说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西方的中国战略文化研究影响了苏炀悟的翻译及研究领域，席文，尤其是席文提倡的“文化整体”研究进路则影响了其视野和研究路径。
“文化整体”（cultural manifold）概念最早由英国科技史学家罗维（Geoffrey Lloyd）和席文在其专著《道与名》（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中提出，是一种科学史研究进路，指的是科学的研究要与当时的文化、社会、体制等因素结合起来，而且要将这些因素作为相互关联作用的整体来研究。这种研究进路提倡一种整体观，包括“宇宙观、社会、制度、个人以及特定历史长河的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更涵盖了把这些方面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作用关系”，该进路将“观念、社会情形及其应用，一并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考察”。席文后期提出，“文化整体”就是“用所有相关学科来考察所有的相关资料”，该进路不只限于科技史研究，而是“可以用于任何人文或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广泛的进路”。而苏炀悟受到这种进路的影响，无论是他宏观的兵学典籍选择和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的概念翻译和诠释，都体现出一种整体观。
（一）宏观文本选择和研究的整体观
与大多汉学家一样，苏炀悟是以翻译作为进入中国兵学研究的敲门石的，但与一般汉学家不同的是，他从一开始便是以宽广、系统的视野来审视中国兵学典籍的。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兵学著述数量巨大，但在西方少为人所研究，只有《孙子兵法》和《吴子》译本，但他并未选择单部兵学典籍作为出发点，而是选择了成系列的《武经七书》开始翻译，正是整体观的进路影响了苏炀悟的选择。
苏炀悟这种整体观不仅体现在文本选择上，他的研究和诠释方法也带有这样的特点。他在翻译《武经七书》时就提出，对于如此庞大的兵学著述，需要结合思想、历史、器物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军事思想创造出战略概念框架，促进了战场上作战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兵器、经济状况、政治力量的发展。从《武经七书》开始，苏炀悟就不仅限于所翻译的文本，而是结合其他文本来进行探究，他尤其关注兵器和历史。后来，在其早期典籍翻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他开始研究中国军事历史，其《中国古代战争》（Ancient Chinese Warfare）最具代表性。在该著中，苏炀悟以军事器物的发展为轴，梳理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兵器发展史，其中不乏结合政治、社会、制度、技术等的探讨。实际上，这种互相关联的系统性、整体式研究方法在苏炀悟许多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苏炀悟兵学典籍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将兵学典籍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考究。苏炀悟所有的译著都包含长篇的序言，介绍文本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文本流传历史和作者个人历史，这与席文所提倡的“文化整体”研究进路一致，形成了“史中研兵”的特色。而这些都是通过对相关历史文本的翻译实现的，苏炀悟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中国兵学的面貌还原展示出来。例如：在《武经七书》译本中，有关各部兵学著作的作者介绍选自《史记》《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典籍。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译序对作者李靖的介绍中，引用了《新唐书》中有关李靖的传记，长达7页。正如苏炀悟所述，该传记“不仅讲述了这位唐朝政治家、军事指挥家动荡的一生，也描绘出其人及其战略思想在实战中的具体体现”a。李靖的军事思想与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苏炀悟点出《新唐书》中所描述的当时的武备、编制等方面有所变化，引发了战术和作战思想的变化：隋唐时期不再大规模使用战车和铜制兵器，主要兵力为轻便的弩手、骑兵和步兵，强调速度和灵活性，因此倾向于运用侧翼攻击以及其他间接行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译者编织了一张大的历史、社会网络，再现了这些著作编撰的情境，也与兵学著作译文互文互显。
（二）微观概念翻译和研究的整体观
“文化整体”研究进路对于苏炀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兵学典籍文本的选择和研究上，也体现在其微观的文本翻译和研究方法上。在翻译兵学典籍核心概念词时，苏炀悟除引用历史类典籍外，还广泛引述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来追溯其起源、流变，确定在兵学典籍中的意义。例如：《中国古谍史话》在论述兵学中的“时”这一概念时，引述了《道德经》《列子》《抱朴子》《吕氏春秋》《庄子》等哲学典籍中的相关论述，追溯其根源意义，又在《吴子》《六韬》《孙膑兵法》《逸周书》等兵学典籍中探究其意义的发展和变化，构建了文本网络来将概念的意义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境化重现。这种系统性的诠释，同样蕴含着整体观，而这究其根本来说，与中国兵学体系的特点有关。
“中国兵学的体系，是以孙子思想为核心，同时兼收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法家的思想以及墨家的思想等等，它是一个开放的大体系。”苏炀悟在翻译过程中也发现了这点，再加上受到“文化整体”研究进路的影响，他广泛引述相关流派的文本对兵学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奇正”概念的翻译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奇正”是中国兵学中较为重要的概念，《孙子兵法》是最先提出兵学“奇正”概念的著作，后世大多的兵学典籍都涉及这对概念。在《孙子兵法》的单译本中，苏炀悟对这对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引述了多部著作的相关论述。关于这对概念的起源，译者提到其与道家思想的渊源。他指出，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奇正”类似于道家中的“阴阳”概念，“奇正”之间的辩证转换关系类似于《道德经》所述“阴阳”之间的转换。苏炀悟又从历代兵书中找出“奇正”的要义所在。《尉缭子》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对于“奇正”有较多的讨论，译者结合这些著作中的论述界定了该词在战术上的意义：“正”包括常规性、可预见的排兵布阵；而“奇”则通过调遣灵活机动的部队，进行出乎意料、非常规、创造性的行动。苏炀悟指出，“奇正”主要取决于在特定战场环境中是否符合正常的期待，因此是互相界定、互为转换的。在此基础上，译者回到《孙子兵法》援引相关论述，分析“奇”“正”之间的转换：“正”兵可以“奇”用，“奇”兵可以“正”用，只要是出乎敌方的意料之外。译者由此得出“奇正”的本质所在，提出了“战术概念化”：“奇正”是战术概念化的手段，即在敌人的“期望图式”中形成兵力的概念，塑造兵力的形象，从而操纵兵力，这不是靠具体军事阵形的转变就可以实现的。苏炀悟在概念本质上，对“奇正”做出了定义。通过这种整体性的探究，苏炀悟对“奇正”概念进行了本质上的探讨，提出了“期待图式”和“战术概念化”的概念，进而将“奇正”译为“unorthodox”（非传统的、非一般的）和“orthodox”（传统的、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