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昨天在网络引爆之后持续发酵，视频中园区工作人员对不足两岁，不具备完整语言能力的孩子进行殴打、灌芥末等极端暴力行为，引起网友愤慨。
“虐童事件”的最新进展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11月8日上午，携程方已经向所在辖区报警，称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疑似伤害在园幼儿身体行为，根据长宁警方微博，其中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携程则是在事发后承认亲子园区内的虐童行为属实。公关部工作人员表态，相关医疗赔偿等一切费用，首先由管理亲子中心的第三方负责，不足的将由携程方面兜底。目前，三个月内的所有录像均对家长开放，由家长自发观看，找出所有证据。
11月8日晚，携程CEO孙洁发布内部信并提出整改措施，称亲子园从11月9日起闭园整顿，公司给予员工家长带薪假期2周。亲子园携程方负责人HR高级总监邵某负有管理失职责任，目前已引咎辞职。
上海市妇联在昨日晚间22点51分给出回应，称会对“携程亲子园事件”深切关注。
事件中的各个责任方
携程亲子园是企业为了解决内部员工子女无人托管而开办的，实质上是企业的福利项目，2016年开业后曾因办学资质的问题被紧急叫停过。
上市企业开办，妇联牵头，妇联直属单位经营，在这样的“豪华”配置下，亲子园内仍出现了如此极端的虐童行为。愤慨之余，相关各方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舆论将谴责的炮火对准携程，它冤枉吗？
从责任主体来看，此次的虐童事件中涉及的责任方应该有4个，分别是携程、上海市妇联、第三方托管机构、以及当地教育部门。4个责任方与亲子园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厘清各方在亲子园中扮演的角色之后，各方的责任也就相对明确了。
携程——监管失责。
据报道，携程负担了亲子园区的场地、设施等成本，其余则由运营机构独立运营，自负盈亏。也就是说，亲子园的教师招聘、收费细则、成本控制等情况都是基本由第三方托管机构自主完成。11月9日，携程副总裁施琦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携程方不经手托管费用。
但携程方将亲子园以及员工的100多名孩子交由托管部门后，并没有尽到监管职责。携程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于亲子园的监管力度，会尽快把监控视频安装到相关家属的手机端。在目前阶段，亲子园的每个小班级携程均派HR员工督促管理。
《现代家庭》杂志社服务部——虐童事件直接责任人。
亲子园由《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直接经营，教师招聘等运营细节均由其负责。据了解，每位幼儿的学费为每月2580元；而在该机构的招聘启事上，亲子园工作人员的月薪为2000~3000元。
所招聘的保育人员、幼师是否具备相应资质，为了孩子学苑是否存在为了盈利压缩成本，甚至违反教育部门用人规范的嫌疑？此外，根据园方回应，视频中施暴人员之一是保洁人员，保洁人员是否具备照看幼儿资格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回答。
问题的关键就回到了涉事第三方机构是否具备专业托管育儿资质？
今天，一些自媒体关于“起底张葆葆”的帖子广泛流传，财经网编辑在天眼查上输入为了孩子学苑负责人张葆葆，可以看到其作为法人和股东的公司有多家。
但目前能从网上查询到的关于张葆葆从事儿童教育相关经历，仅有她担任上海市静安区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理事长的报道，根据静安区政府网站，该服务中心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而在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为了孩子学苑”相关负责人张葆葆表示，在携程亲子园之前，“为了孩子学苑”并没有运营幼儿园或幼儿教育管理机构的经验，仅在社区中心有过服务和拓展的经历。
上海妇联——作为第三方主管部门，失察之责不可推卸。
报道称，《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是由上海妇联推荐，接受携程方的委托经营亲子园。
作为主管单位，上海妇联的回应姗姗来迟，而且在言语间颇有跟携程方相互推诿、扯皮的意思。
据悉，携程亲子园占地800平米，无法达到100个孩子2100平方米场所的标准，被叫停后，携程亲子中心与家长、第三方教育机构（即了孩子学苑）建立了三方机制，并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才正式开班，这其中离不开上海妇联的大力斡旋。据媒体报道，在全上海，这样的妇联牵头，企业和相关单位合办的“亲子园”共有59家。
作为直接责任方的主办部门，也是主办方中唯一具有官方背景的单位，此时在声明中只见谴责、不提担责的态度恐难服众。
当地教育部门——恐有“甩锅”嫌疑。
长宁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新京报的采访中回应称，携程亲子园不是正规幼儿园，是社区幼儿托管点，妇联是第一责任人。而且携程亲子项目迄今仍未在上海市教育局审批备案，法律上并不合规，教育部门同样存在监管不力、审批不严的漏洞。
此外，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曾撰文《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指出，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会造成巨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失。他认为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鼓励民间参与的同时，政府直接或者牵头兴建更多的托儿机构。
但在文章中他不无感慨的表示，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
企业开办托儿所，“好心”为何会结出“恶果”？
上班族父母托管孩子的需求与国内托儿所数量锐减已经构成了现实冲突。
对于双方都在上班的夫妻来说，小孩在正式上幼儿园之前无人照看的确是个问题：对于普通白领来说，难以负担保姆薪资，而很多夫妻又与父母异地生活，因此的确需要大量托管幼童的机构。
对于企业来说，解决上班族的后顾之忧，提供员工福利的同时也会在客观上增加工作效率，这本是双赢的设计。携程的亲子园招收的都是24个月以内的幼童，本质上并不是幼儿园，而是托儿所。
企业开办托儿所是否具备资质、如何监管成为外界争议的关键。
相信如果携程没有委托第三方自己开办了亲子园，这样的惨剧是可以避免的。此次事件中的责任主体众多，多方联合办学并没有多重保护机制，反而增加了监管成本，出事后也让几方开始扯皮。那么作为企业，为何没有独立开办托儿所的资格？主管部门简化民间资本开办托育机构的资质审查，放手让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开办机构，为其提供支持而不是设置障碍，或许效果反而会好于这样权责模糊的情况。
如果携程亲子园的三方联合办学，拉上妇联和第三方机构是为了规避资质审查的无奈之举，那么作为主办单位，携程就应该谨慎选择专业的托管方，完全交由第三方独立运营的模式明显欠妥。
既然亲子园是为员工提供福利、也是企业建设对外影响力的项目，那携程就必须承担起监管和兜底的责任。此次携程不仅又透支了一把公众的好感度，更是为企业开办托儿所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携程这次真不冤。
参考资料：21世纪经济报道、澎湃新闻、新京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