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哈特和内格里之见，全球化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它一方面造就了“帝国”，帝国通过持续控制和永久冲突建立了一个去集中化、解辖域化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全球化产生了“大众”，那是一种通过网络互相交流、共同行动的个体的总和。大众在帝国内部倒戈。因此，哈特和内格里建构了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版本。来自帝国的暴力，被解释为剥削他人的暴力：“人群，即大众，是社交世界的真正生产力，而帝国是一台剥削机器，它的存亡取决于大众的生命力。或者借用马克思的话：这是一个靠堆砌死亡建立的政权，唯有像吸血鬼一样吸取活人的血，它才能存活下去。”
哈特和内格里不太考虑政治经济现实，他们的理论模式建构在阶级或者阶级斗争之类早已成为历史的范畴之上，故而会把“大众”定义为一种阶级：“首先，大众被理解为一种所有为资本打工的人的组合体，这些人因而使有潜力反抗资本统治的阶级。”只有在互相影响或互相竞争的多个阶级里面谈阶级才有意义。但大众实际是独一无二的阶级，因为它囊括了所有参与资本主义系统的人，也就是说它没有与之对抗的统治阶级。在帝国中，每个人都臣服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号令。帝国不是将大众作为无产阶级来剥削的统治阶级，相反，它剥削的是自己。哈特和内格里没有看出这种自我剥削。帝国之内根本就是无人统治，是把资本主义系统呈现出来，这个系统覆盖了所有人。帝国内虽然仍存在对他人的剥削，但养护这个系统的基本模式是自我剥削。
正如哈特和内格里所言，“在且只在共同战斗的时候”，阶级才“是一个集体性的整体”。阶级必须包括一种深刻的、激发共同行动的从属感，而当今社会的特征恰恰是，从属感和“我们”已遍寻不见。政治上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加之社会上与日俱增的幼稚化，令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全球化的世界里居住着的不是坚决反抗帝国的独特个体，而是那些彼此剑拔弩张、为了自己而隔绝他人的一个个自我。所有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一旦两者合体，就不可能再有反抗。哈特和内格里忽略了这种特殊的全球拓扑学。
社会权力仅仅来源于共同的行动，一种“我们”。社会的自我化和粉末化却让共同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并以此阻碍了可能真正质疑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力量。社会让位于个人。当今社会的标志性状态不再是大众，而是孤独。分离不生成权力，这个关键的社会发展根本不在哈特和内格里的考虑范围内，他们陶醉于一套富有想象力的话语，从而为大众的浪漫社会主义革命招魂。没有了对抗力量，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会永生不死。这个新秩序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占有能力，那就是占有一切，再编造出一套资本主义的公式。
社会主义之外，就没有真正能给资本主义造成内伤的外敌了。甚至恐怖主义也不再可能真正威胁到资本主义体系，不再表现为与其势均力敌的权力阵营。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可以吸收恐怖主义，将之转化为巩固自身的连贯力量。可以想见的就只剩下由过热或过度操作导致的系统内部爆炸了。这种内爆的暴力和外力引爆的暴力不同。后者和传统的战争暴力一样扩张领土，占领新空间。外力引爆的暴力是向外施压的，内爆的暴力因为没有了外部而向内施压，在内部产生摧毁性的张力和偏斜，最终使系统内部分崩离析。
全世界发生的暴力冲突没有任何共同点，而哈特和内格里却故意曲解它们，说成是一场对抗帝国的战争。实际上这些冲突也不一定就跟新自由主义有关。哈特和内格里所提及的暴力冲突，如学生抗议、洛杉矶的种族暴动、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抗暴运动、墨西哥的哈帕斯起义或者法国铁路工人罢工，它们并无相同的意识形态，亦无共同目标。哈特和内格里虽然确认，这些抵抗战士之间没有交流，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敌人，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其论点的症结也在于此。众所周知，没有交流就不会有共同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对抗力量。哈特和内格里把本不存在的共同意图强加给这些抵抗者。照此推断，没有交流就是一种“新型交流”，一种“诸多个体的交流”。这些抵抗斗争彼此间“不是平行的”连接关系，每场斗争都是独自“径直抵达帝国的虚拟中心”。
哈特和内格里的论证有违事实。当今社会实际是一个社会性、共同性、共同体性的普遍瓦解过程。它明显在自我粉碎，自我分割，各自为政。面对这种真实的发展他们做出断言，说今天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制造合作、交流和共同体”，说这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危机：“私有财产被理解为一种高贵的权利，即对一件财物的使用权或对其名下所有财富的支配权。可是这种定义本身……越来越没有意义。”不同于他们之见，共同性今天正在逐渐消亡。私有化深入灵魂，盘踞不去。共同体的崩溃让共同行动越发不可能了。哈特和内格里高估了同资本主义新自由体系抗衡的反抗力量。新自由体系的特点就包括，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二者难以区分，施害者和受害者合而为一。没有明确的反对，没有明确的战斗前线。，也就是说没有构成两种不同阵营、力量或者阶级的前提条件。哈特和内格里并没有完全忽视这种特殊的暴力拓补学，所以才会认定：“即使剥削和统治总被具体经历（大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感知这点）。但预习同时，它们还是杂乱无章的，乃至在其面前好像不再有哪个地方让人觉得安全。若不再有可以作为外部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所有地方剑拔弩张。”也就是说，在每个地方都做出对抗，但却不清楚对抗什么。所以，大众身上那传说中的坚决态度都消失殆尽。哈特和内格里显然没有认识到，在帝国中，战士很快就变为同谋。如今，暴力和剥削所在之地不再引起敌对，因为每个人都在自我剥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对他人的剥削让位于自我剥削。剥削行为的发生于是无需任何统治，因为它打着自由的旗号。暴力的这种内在稳定性，令所有在前线对战的敌人消失了。
哈特和内格里把全球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体系称为“帝国”。这一体系实乃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内部空间，在那里，人这一物种发动着对抗自己的战争。之所以说这场战争是全体式的，因为它同社会关系完全重合，且以和平的面貌示人。那种福柯曾经听到的从惩戒所里喷涌而出的“战斗的雷霆万钧”，今天已稳稳成为社会基调。战争延伸到每个人的灵魂内部，你不再是跟他人，而是首先跟自己打仗。由于这场仗的全体性和内在稳定性，每种以明确区分内外、敌友、主奴为前提的传统意义上的反抗，都形同虚设了。
依哈特和内格里之见，对抗帝国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减缓它产生的进程，去掉它恶毒的锋芒。然而，他们给出的方略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进程不可逆转，也没有必要非得对之加速或强化。他们继而引用德勒兹和加塔利：“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的观点是，不该反抗资本的全球化，反而应该加速这个进程。他们问：‘但这些革命道路之中……究竟哪一条是现实存在的呢？从世界市场撤退吗？……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解码和解辖域化的市场运动？’……要想有效对抗帝国，唯有在同一层级上遭遇帝国，并将其典型进程推到目前的界限之外。”如果以更大力度卷入市场和资本运动，恐怕万劫不复。世界和世界市场不是一回事，对世界彻底的市场化，将是对世界的强暴，会压抑和摧毁除工作、利润、资本、效率和绩效之外的所有一切。生产和绩效之下的歇斯底里症，竞争之下的过度紧张，直接导致不同类型的病理现象。全球性关节过动症就像一场全面动员，后者竭尽全力维稳。如果尝试超越目前界限去加速或强化那些在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动态进程，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样一来，系统将不可阻挡地走向彻底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