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丨过去了就好了，没有什么槛是过不去的

作者/沈书枝

插画/有鹿

二零零六年我从苏州毕业，回南京上班，一时也挤在大姐家。十一月时要出差深圳一个月，临走前几天，三姐夫忽然发起低烧来。大姐在家给他挂水，好了没一两天，就又发起低烧来。店门因此关了几天。我到深圳的第十天，给家里打电话，妈妈才跟我说，三姐夫前两天在家里忽然摔倒，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去了，好容易才醒过来，差点没命哩！我大吃一惊，问是怎么回事，妈妈也说不清。总之大概是发烧太久，病毒侵到什么要紧地方去了。她让我不必担心，我也便不甚在意，以为很快会好起来。

一个月后我回南京，赫然看见小房间的玻璃门上几道裂痕，妈妈说，那是你三姐夫摔倒时撞的。我这才知道原来他还在医院，情况很严重了，陆续查出了许多先前不曾有的毛病，肺、心脏都有了问题。他们的存款已差不多耗尽，姐夫的病因却还找不出，几次请鼓楼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医生会诊，都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到了晚上，大姐回来了，让我帮她打字，写邮件给一位治疗心脏有名的专家，求教病因。她坐在我身边，非常仔细地描述三姐夫的临床症状，遇到不会打的术语，我就问她。房间吊顶上白色的日光灯冷冷昏昏，此外我们都不大说话。第二天，那边回了邮件，终于提出了可靠的病因。接着决定做心脏手术，要八万块，大姐二姐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又去别处借了一些。手术完后，医生说，非常成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终于要没事了啊。

Close-up of a swallow drinking water (Hirundo rustica)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两个月里，妈妈每天下班回家做饭，再送到医院去。有时是大姐和大姐夫送，我回来后，有时是我和那时的男友送。是最冷的冬天了，人的手冻得生疼，走在街上，呼出的气长长的一片白。他骑电瓶车带我，一点一点穿过冬天傍晚白雾与尾气弥漫的城市，到了医院，只有保温瓶里的饭菜还滚热。病房里暖气极足，三姐坐在床边，伏在被子上，见我们来了，就起身拿碗去开水房烫干净，一勺一勺喂姐夫吃汤和一点其他流食。自生病后，姐夫已瘦了很多，性情也变得脆弱，在心脏手术前，几乎不能说话，见到我们，轻易就会流泪，见到园园时，更常呜呜哭出来。园园还太小了，有时候她抱着爸爸一会儿，有时候就在一边玩。因为姐夫的病似乎有传染的可能，我们并不常常把她带到医院来。

我去医院看姐夫时，看见床头那些吓人的仪器，尤其是心电图的仪器时，就觉得很怕。因为在电视里，这仪器常是预示着不好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姐夫要靠氧气瓶才能好好呼吸，只有吃饭时才拿下。三姐有时去洗碗，要我看着那些仪器，我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变化，极为紧张害怕，因为那数字有时会变到三姐说的“危险数值”上去。我想叫不敢叫，好容易等到三姐来了，赶紧指给她看。她大约已见得多了，心脏锻炼得强健一些，轻轻跟我说：“不要紧，过一下子就会好的。”

手术后十来天，就是过年。征询了医生的意见，说，可以暂时出院了。大家以为大病终于初愈，值得回家好好庆贺，因此三姐和三姐夫包了车，和他的姐姐一同回句容过年。打电话给三姐，她说还好，我们也就放下心来。到了正月初四的下午，却忽然觉得气闷，夜里大约是咳出血来，三姐连夜包了车从句容回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却说，没有什么问题，好好休息就是。初五中午，是爸爸去给姐夫送饭。吃过饭，姐夫跟三姐说：“三子，我想睡一会儿。”三姐便让他睡。傍晚时醒来，抱了下三姐，笑着说，哎哟，终于是醒了，我睡的时候很怕就这样一睡醒不来了。三姐笑他傻。然而就在晚上八点多，他跟三姐说，三子，我想打个嗝。话才落，人已昏了过去，休克了。抢救终是无效，只二十多分钟，就没有了希望。那时候医院里，只有爸爸和三姐两个人在身旁。

那天我和妹妹都在南京的郊县，晚上我忽然接到三姐电话，在拼命地哭，喊：“你快点回来，你姐夫快不行了！”而我已没有回去的车了。过了不到半小时，便接到大姐电话，说三姐夫已经不在了，想办法马上回来。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医院，连人也不得见了。三姐和园园随车回乡下发丧，而我们站在医院门口，一家人冷冷的相向无言。那一天园园是和二姐一起在江宁，二姐接到三姐电话，拉了园园发足狂奔，四处打车打不到，最后是一个开私家车的人送了她们过来。姐姐说，园园到了医院，拼命地抱了爸爸的脖子哭。她还不很懂得“死”的意思，那时候却也知道悲伤和害怕吧。

Chimney swallow, Barn swallow, Hirundo rustica（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二天一早，我们包车去句容三姐夫家。因为是正月里，怕被开车的师傅知道了嫌晦气，一路上我们都不说话，只是坐着，偶尔眼泪滚跌在衣襟上，便抬手擦掉。车子渐渐驶入乡下，那实在是很荒凉的地方，赤黄的土路，收割净尽枯黄无际的土田，并不是三姐夫曾夸口的“繁荣的、热闹的农村”。

到句容后，同那边的家人一同坐车去殡仪馆。一路上一个男孩子拿着一袋鞭炮，隔一会儿递一个给旁边的中年人，那男人口里一支接一支吸烟，用烟头点燃爆竹，扔到玻璃窗外。因为吸了太多烟，他的嘴唇很干，如同窗外落光叶子的杨树干，质地灰暗。风声凌厉，刮得杨柳枝子飘啊飘。殡仪馆宽敞的院子里还有另外两家办丧事的人。园园小小的手捧着爸爸的照片在胸前，风把她头上长长的白色飘带吹起来。

按地方礼俗，三姐不能同我们一起去殡仪馆。看见我们捧了骨灰回来，恸心的哀苦霎时又迸发出来，她伏在香案前一条长凳上大哭，倒在妈妈怀里，一面哀哀地喊：“妈！他不要我了！妈！他不要我了！”

我只有悄悄背过身去，不能听了。

因为太小，园园很多时候不肯跪着好好烧纸。后来是她最喜欢的堂哥，带她一起跪着，才肯认真将一张一张纸往面前一只破瓦盆里放，看着土黄的草纸渐渐从中间洇出一个黑的圆点来，然后“腾”的一下，火光亮起来。纸灰轻轻扬满了桌上一碗硬饭。

葬礼在第三天清早。太阳升出来，四处极冷清，因为三姐夫年轻，小辈的亲戚几乎没有，只有零零落落几个人，跟着到离家不远的一处小山坡上。坡上与坡下皆是大片油菜花地，已有零星的油菜开了花，风将白色的纸幡吹得猎猎作响。执事的人将一把米撒在墓圹中，一个小小的圆包堆起来了，照着那里的习俗，三姐夫的墓没有墓碑。

葬礼回来之后，我们几乎是立刻搬出了大姐家，在同一片小区另一栋楼里，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妈妈、三姐、园园和我住这个地方，平常也改在这边烧饭，大姐和大姐夫下班后来吃。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三姐仍是回网吧上班，继续白班夜班连续倒的生活。她仍旧不大会管园园，觉得自己看不懂她的作业，总是叫我去教她写，去新华书店给她买老师要买的资料和练习册。我们不约而同地避免着在生活中再提到三姐夫的名字，生活里沉重的、悲伤的那些东西，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好像漂落的沉滓，而我们已随流水向前。

有一天铺床，在三姐床头看见随便撕下来的几张纸，只瞥了开头一眼，我便赶紧把它们重新好好放在枕头底下。那是她写的日记，更确切些说，是和三姐夫说的话，孤独的哀切的无回音的话。我的姐姐，只是将她的眼泪与沉哀留在纸上罢了。她大概有很多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上一回写时，还是在三姐夫来我们家的那年过年。那一年我也曾经在她的枕头下翻到过她的日记，记在一本硬壳子的本子上，已经写了一段时间。出于青春期对恋爱的好奇，我曾无耻地偷看过其中一部分内容，写着他们定情的话，自然是“我会永远爱你，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一年过后，爸爸开始留意给三姐找人家，托朋友从家乡县城介绍了一个人。又过了一年，三姐重新结婚。他们辗转在南京做过一两年的事，家里姐妹凑钱开的零食店，平常主要是三姐来管，然而终于亏了本，一年后就不再开了。再后来，三姐连同园园和新的三姐夫一起，回了家乡县城。三姐又生了一个小男孩，依旧很乖，极为爱笑。三姐夫平常在市里工作，逢到周末才回家，三姐便在家里照管着园园和小弟。她已经完全不会做园园的作业，对进入叛逆期的女孩子也束手无策，常常母女俩吵架、彼此生气。我们姐妹平常很少打电话，她换了家乡县城的号码，也没有特意告诉过我。我有时候忽然收到一条短信，问我某句诗怎么填，某道数学题怎么算，就知道是园园发的。偶尔三姐也会给我发条短信，问：“园园要看郭敬明的书，怎么办啊，要不要给她看？”我说：“看就看吧，长大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