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做公益与用户做“工蚁”：商业平台的新生产政治——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全场景应用平台”，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以下简称“蚂蚁金服”）旗下的商业平台——支付宝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起初，支付宝只是淘宝网的资金交易保障中介。随着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其逐渐演变成一个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巨型商业平台（管泽旭，张琳，2020）。正是这样一个平台，推出了以“低碳生活”为场景的“蚂蚁森林”公益应用产品。该产品为用户建立“个人碳账户”（童桐，孙萍，2022），将用户的低碳活动汇算为绿色能量，成熟后的绿色能量可以被收取、偷取和赠送（林蔷薇，朱秀凌，2022；杨旸，2021）。目前，支付宝蚂蚁森林已动员超过6.5亿人次参与，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平台”，并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奖”（蚂蚁集团，2023年5月6日）。

商业平台为何做公益？现有研究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一是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平台通过“耐心资本”、基础设施监视、数字劳动和数据殖民的方式，实现市场支配和资本再生产（Graham，Hjorth & Lehdonvirta，2017；Steinbaum，2022）；二是社会责任论视角，认为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公益活动回馈社会（纪盈如，陈洁，2023；肖红军，李平，2019）；三是企业政治行为视角，认为企业通过响应政府号召、回应政府需求、履行社会责任，换取资源支持（Wei，Jia & Bonardi，2023；Zhou et al.，2021）。尽管上述研究提供了重要洞见，但多局限于“平台—用户”或“国家—企业”的“单边关系”视角，未能深入探讨平台内部生产政治与外部国家政治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在蚂蚁森林的案例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用户参与公益的动机（杜松华等，2022；张心宇，2020）与亲社会效果（陈羽轩，肖筱，2022；郭国庆，刘仁杰，王建国，2023），并未对商业平台如何通过公益实践隐藏劳动剥削进行反思。

不少学者指出，平台本身就具有“政治意涵”（Langlois & Elmer，2013）。中国的平台不仅深嵌全球资本网络（Hoang，2022：163），还深受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影响（Chen & Qiu，2019）。然而，要理解平台的运作逻辑，仅停留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显然不够（Lin & de Kloet，2019）。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生产政治理论认为，生产空间不仅是经济场所，更是塑造国家与劳动关系的场域。资本通过游戏化机制将剥削过程神秘化，使劳动者“心甘情愿”地接受控制（布洛维，1979/2005：128；布洛维，1985/2023：7）。

故而，本研究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借助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从“国家—平台—用户”的关系维度探讨商业平台如何通过做公益构建一种“新生产政治”？并试图回答商业平台如何以公益之名将“内部国家”与“外部国家”相结合，并通过游戏化机制隐藏劳动剥削，继而型构出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公益—劳动关系”？研究认为，这种新生产政治不仅帮助平台实现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还消解了用户合作与反抗的可能，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和企业政治行为提供了理论进路。

（ 一）商业平台的经济逻辑：基础设施与数据殖民

平台是物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统一体（易前良，2021）。其中，物质研究可以追溯至马克思、福柯等人。随着科学技术研究（STS）的兴起，物质研究开始关注大桥、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倒置”（Bowker，1995）、失序、失败和崩溃（Graham & Thrift，2007；Plantin et al.，2018）。而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让STS与传播学相互渗透，并趋向融合（Star & Ruhleder，1996）。平台以基础设施的方式融入到生活中，其研究也从“信息的传递”转向“数据的生产”，且更具批判意味（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Lin & de Kloet，2019）。

平台不是为“共享”和“近用”而设计，而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和垄断地位（Langley & Leyshon，2017）。为此，平台不断扩张，“圈地圈人”，并对用户实施“基础设施监视”（Gekker & Hind，2020），即平台通过“耐心资本”，嵌入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榨取数据、整合资本（Sadowski，2019）。因此，有学者指出，殖民主义时期的资本获得策略正在数字时代重演（彭兰，2022，2023；Mumford，2022）。当资本主义面临积累危机，需要寻找新的价值来源与经济增长点时，其会将先前未商品化和未货币化的生活领域置于资本主义逻辑之下，从而将它们作为资源提取点，并随之将它们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网络（Sadowski，2019）。新型的数据殖民，揭示了平台以一种自然而隐蔽的方式对生活世界进行掠夺、剥削和压榨（温旭，2021；Thatcher，O’ Sullivan & Mahmoudi，2016）。同时，数据殖民主义也在重构“平台工厂”，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剥削都被神秘化（布洛维，1985/2023：52），数据与算法暴露在外，而雇主隐藏在内（Maffie，2020）。平台以“自由”“自主”等话语“招募”零工（Alacovska，Bucher & Fieseler，2024；Gandini，2019；Graham，Hjorth & Lehdonvirta，2017），并使用算法机制将弹性工作变成了固定工作（Chung，2022：77；Sun，Chen & Rani，2023），以此实现“时空套利”（黄月琴，黄宪成，2023；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刘战伟，刘蒙之，李嫒嫒，2022）。

相较于“平台—用户”视角的技术决定论（Moore & Joyce，2020），“国家—平台”视角则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平台化的独特性。因为，单靠政府自身已无法实现公共治理目标，需要“委托代理人”“行政发包”来扩大社会参与面（周雪光，2017：96；Liang & Ma，2020）。

（二）商业平台的公益活动：从社会责任到政治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认为，商业平台具有公共属性，应该对社会履行责任（Höglund，Mårtensson & Thomson，2021）。这虽能回应商业平台为何做公益，但不能解释，平台会选择何种公益？也不能解释，百度、腾讯、支付宝等巨型平台为何都推出了减碳类公益项目？

对此，政治行为理论认为，与市场战略一样，非市场战略也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与成功（Mellahi et al.，2016）。企业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或遵从、响应政府政策，获得经济收益（付宜强，陈志军，2016）。网约车平台将自己描述为解决城市失业和交通拥堵的现代化技术（曹钺，徐偲骕，2022；Chen & Qiu，2019）；快手、爱奇艺则扮演着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社会整合的角色（Huo & Huo，2024；Lin & de Kloet，2019；Plantin et al.，2018）；阿里巴巴也宣称，正在为底层人群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Hong & Xu，2019；Kwak，Zhang & Yu，2019；Tse & Li，2023）。

毕竟，政府掌控着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企业要获取这些资源，就需要与政府“搞好关系”（Yan & Chang，2018）：政治献金、邀请退休官员作为顾问、企业领导进入人大或政协、向社会捐赠、提供公益产品等，都被认为是企业的政治行为（田莉等，2015；Brown，Rasheed & Bell，2022；Wei，Jia & Bonardi，2023）。这可以让企业获得更多融资、资助、拉升股票、提高企业绩效（Brown，Rasheed & Bell，2022；Sapienza，2004）。

由此可见，商业平台若推出与国家政府期待一致的公益产品，既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也能满足道德期待、赢得社会声誉。正是如此，企业公益活动较少会受到审视。虽然政治行为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政治动机，但不能解释用户为何会在商业平台中甘愿付出劳动。

（三）支付宝蚂蚁森林：从公益游戏到生产政治

游戏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金融、健康、教育等领域，它不仅能够提供趣味性，还可以增加用户的使用强度和时长。在非游戏环境中使用游戏机制（积分、排行榜、奖章、等级制、关卡）推动人们行动的方法，被称之为“游戏化”（韦巴赫，亨特，2012/2014：14；Mekler et al.，2013）。林蔷薇和朱秀凌（2022）使用Yu-Kai Chou（2014/2017：19-20）提出的“八角行为分析法”，发现游戏化可以强化“蚂蚁森林”青年用户的公益参与力度。此外，游戏化在推动用户使用蚂蚁森林的同时，还提高了用户的公益认知（杨旸，2021）、线下绿色消费（郭国庆，刘仁杰，王建国，2023）、亲环境和亲公益行为（王宇飞，2023）。不过，游戏化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剥削和攫获方式（exploitationware）（Bogost，2015：65-79）。布洛维（1982/2008：89）也发现，游戏是工人阶级努力地为资本家卖命的剥削机制。

布洛维把工厂政体称为“内部国家”，意在强调它与外部国家的相似之处——都有一套机关和制度（布洛维，1985/2023：35）。生产政治是在生产领域内，针对“生产中的关系”所展开的斗争；国家政治或总体政治（global politics）1则是调节各领域斗争的“政治中的政治”。在经济领域，国家政治确保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布洛维，1985/2023：39）。因此，生产场域也是政治场域，是塑造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布洛维，1985/2023：41）。与国家意识形态一样，“生产的政治机构”同样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对劳动者的意识进行塑造和规训，就像工厂能够再生产“生产关系”一样，国家也再生产了“生产中的关系”（布洛维，1985/2023：39）。布洛维的最终目的是要重新发现工人阶级，并把他们带回来（布洛维，1985/2023：25）。

总之，无论是平台资本主义、数据殖民主义，还是社会责任、政治行为，都未触及生产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在布洛维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商业平台做公益的“新生产政治”。这并不是要去否定商业平台的环保价值，而是要对其资本逻辑下的行为有所警醒（童桐，孙萍，2022）。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支付宝为何会推出蚂蚁森林这一公益产品？（2）蚂蚁森林如何借助做公益的道德优势，将“国家—平台—用户”相连接？（3）作为数字工厂，蚂蚁森林是如何驱动“工人”劳动，而“工人”的主体性是否可以被发现和找回？

（一）参与式观察

2022年9月23日至2022年10月22日，研究者对支付宝蚂蚁森林进行了为期30天的系统性观察记录。两位研究者都是蚂蚁森林的深度用户，一位使用蚂蚁森林7年，共有50位好友，累计减碳1200多千克；另一位使用5年，共84位好友，累计减碳367.8千克。根据使用经验，两位研究者确定了4个主观察时段：6:30-8:30、11:30-13:30、17:30-19:30和22:30-00:30。为确保观察的完整性，两位研究者每天还会不定期地打开蚂蚁森林应用。

蚂蚁森林应用有两个主界面：一是绿色能量界面，由虚拟植物、前后背景和功能按钮组成（见图1左图）；二是生态保护界面，当积累一定数量的绿色能量后，可在该界面申请保护生态、古树、海洋和动物（见图1右图）。

（二）深度访谈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共分两轮进行，兼顾到了年龄和社会角色。访谈对象中有8位男性，9位女性，年龄最大者51岁，最小者21岁。编码按照访谈的时间顺序依次进行，并对访谈对象的隐私做了匿名化处理（见表1）。

第一轮（2022年9月-10月）：共访谈13位，因为此时还处于疫情管控期，故7位访谈对象线上进行，6位线下进行。第二轮（2023年2月-3月）：除了对已访谈的13位对象进行补充访谈外，额外增加了4位新访谈对象。线上访谈在微信进行，线下在甜品店和咖啡馆进行，访谈时间20分钟至40分钟不等。在得到访谈对象同意后全部录音。

访谈内容包括：（1）基本情况（包括年龄、职业、蚂蚁森林使用时间、获得蚂蚁森林证书情况、好友数量、个人在好友列表中的排名情况等）；（2）使用行为（包括绿色能量的主要来源、对待绿色能量的态度、收取绿色能量的时间段、是否有意识地采取“低碳方式”等）；（3）认知行为（包括对蚂蚁森林的属性界定、游戏性质的理解以及对支付宝进行低碳公益的认识与看法）；（4）公益行为（包括节能环保行为、公益参与经历等）。

（三）档案资料

因未访谈到蚂蚁森林内部人士，故资料收集集中于公开报道和官方报告：一是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的新闻报道，如《杭州古树名木保护公益支持项目在蚂蚁森林正式上线》《网友套取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法院这样判……》；二是官方报告和蚂蚁森林“生活号”，如《蚂蚁集团：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年度阿里巴巴社会责任报告》《蚂蚁集团碳中和路线图》《蚂蚁集团2022年社会公益报告》。

布洛维以工厂为中心，将“国家—工厂—工人”进行了连结，指出专制主义对劳动者的支配建立在强迫基础上，霸权主义则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布洛维，1985/2023：143；贾文娟，2016）。Christina Purcell和Paul Brook（2020）还发现了网约车平台的新自由主义支配方式。但工人并非完全被支配，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其劳动力再生产在多大程度上被企业所控制（Burawoy，1983）。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沿着“国家—平台—用户”思路展开讨论。

（一）国家在场：嵌入政治的支付宝蚂蚁森林

在中国，商业平台要得到更多资源，就必须对国家政策保持敏感（付宜强，陈志军，2016；李岚，2008），并接受政治话语规训（Tse & Li，2023）。

1.接榫国家：回应政府政策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支付宝曾一度挑战了传统金融体系，而国家对商业平台涉足金融领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因为，中国政府不仅要防止企业“做坏事”，更要求它们“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周黎安，2018）。对蚂蚁集团而言，对政策保持敏感并积极回应就显得尤为重要。《蚂蚁集团2022年社会公益报告》中也提到，“蚂蚁森林受到了政府政策的指导和支持”（蚂蚁集团，2023）。

有趣的是，2016年4月22日，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该协定鼓励发展中国家碳“减排”“限排”。2016年4月，“蚂蚁金服”完成B轮融资后，就将绿色金融作为企业三大战略方向之一，同年8月份便上线了蚂蚁森林（蚂蚁金服，2017）。蚂蚁金服CEO井贤栋称，蚂蚁森林是他最得意的产品，它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个人低碳行为激励模式，改变了“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模式（蚂蚁金服，2017）。蚂蚁森林产品经理也曾指出公司要推动绿色金融战略，但是，蚂蚁更熟悉的是个人用户和微小企业，所以他们选择了个人碳账户（蚂蚁集团，2017年9月5日）。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双碳”目标。紧随其后，蚂蚁集团便在国内互联网公司中率先践行了该战略（蚂蚁集团，2021）。“所以说，人家（蚂蚁集团）聪明，布局早，看得远。我们是，上面提了，才开始做。”（Q-S，2023年3月11日）此后，蚂蚁森林不断“改版”扩容，先后与636家生态伙伴倡导了60余种低碳生活、绿色消费场景，累计6.5亿人参与，累积产生“绿色能量”2600多万吨，种植4亿棵树（蚂蚁集团，2023）。支付宝蚂蚁森林对政策高度敏感，强化了其“商业+公益”的企业形象，有效规避了各方压力，这也让支付宝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王维佳，周弘，2021）。

2.嵌入基层治理：“植树造林”的政治话语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