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就有结社了，有组织的犯罪也早就有了。我们之所以说在明清之际形成黑社会，是因为当时已经有组织完善和具有一定活动力量的秘密会社出现，后世黑社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思想意识多源于此。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当时的秘密会社如洪门(天地会)称之为黑社会，因为这些组织最初建立时是包含有严肃的政治目的的，与一般的因牟利而促成的结社还是有区别的。
特别是洪门最初结会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含有反抗民族压迫之意，后来因为参与成员的变化，“反清复明”日渐成为一个口号或招牌，牟利才是日常活动的宗旨，渐渐演化为黑社会。
古代牟利性的结社大多与游民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社会组织上是行政控制与宗法制度;行政控制相对较弱，但宗法网络比较强。人的血缘关系依靠土地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全部都在他那一小块土地上。
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是最活跃的因素，太平时代，增长极快。人口增长，土地是个常数，必然有一些人从土地上被抛离出来。脱离了那块土地，于是也脱离了相处了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等关系，变成一身无所属的游民。流动起来的游民是古代社会最难控制的人口，很让统治者头疼。
明代初年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紧。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但他对游民现象深恶痛绝。从明朝建国一开始，对人实行强控制政策，离开家乡都得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行动，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限制老百姓流动的政策，对社会稳定起了作用。但是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生存而流亡。明朝建立五六十年，就有大批流民流亡四方。
明正德年间，流动人口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中小城市的游民。游民在城镇里，弱者被人践踏，强者则成为犯罪分子，我们仔细读《阿q正传》就能理解这一点。这些游民中的强者组织起来，不仅平民百姓心战胆寒，就是官吏也怵他三分。
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是借鉴了通俗文艺作品的，特别是那些具有游民意识的通俗作品，如《水浒传》一类。不过大中城市是皇权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如果游民闹得不大、也就是癣疥之疾时还能容忍，一旦成为心腹之患，必会全力打压，真正秘密结社很难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因此秘密会社大多生存和活跃于一些新型的小市镇。
新型小市镇是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产物。这些小市镇在明清时期是吸附从农村流离出人口的大户，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游民。这种小市镇也是皇权专制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一些秘密结社在这些地区活动是不奇怪的。
陈志华先生一本介绍传统四川小镇《福宝场》书开篇就是“从哥老会谈起”。这里的“一百个男人里至少有九十个是袍哥”。可见小市镇对于秘密会社的意义。据统计，这种小市镇在明代太湖流域就有三百多个，清初就有四五百个，清末全国的这类小市镇已经达到三万多个。
明代文献中关于秘密结社犯罪的记载不是很多。这说明：第一，它不发达;第二，它是谋生性质的，还没有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到清代就不同了，因为清代还有一个民族压迫的问题。
最初的秘密组织都是关注政治诉求的，几乎所有的秘密结社都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但对游民来说，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是第一位的。连饭都没的吃，“反清复明”有什么意义?这跟“替天行道”一样，都是招牌，抢东西才是第一位。
天地会为什么两百多年一直坚持“反清复明”呢?实际上到了雍正时，“反清复明”与底层百姓就没多大关系了，关键是清政府老是严厉打压天地会，于是它就“反清复明”了。这个反对派，实际上是被打出来的反对派。
清代的秘密社会发达，与当时的民族压迫密切相关。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帮会，吸引很多人参加，要制订出一系列的规则等，必须有一个凝聚民众的政治口号。华北地区有一个与天地会类似的组织，叫“在理会”。
它跟天地会又不大一样，它有信仰，标榜“三教合一”，信仰罗教。入会的人，师傅要传给弟子“五字真言”，而且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这五字就是“反清复大明”。后来清朝亡了，这五字毫无秘密可言，于是改成“无太佛弥勒”。
南方民众遭清朝屠戮比较严重，容易激起仇恨，行于南方秘密结社倡导反清还可以理解。而北方民众对这个问题比较淡漠，有人说在理会起于山东，山东在明清之际，斗争激烈，杀戮凶残，所以有在理会之组织。
可是后来在理会主要在华北、东北一带活动，应该说“反清复明”跟这里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它也用这个口号，大约与这个口号提出的问题凝重巨大、具有震撼性有关。这种用政治口号统摄秘密团体，易于凝聚敢于铤而走险之人。但因为这些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游民，他们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还是求生、追求享乐生活。
大部分帮会主要做的是两件事：一个文差事，一个武差事。文差事是做局诈骗，武差事就是抢，都是弄钱。这些事情跟政治实际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作黑社会?因为它实际上做了很多危害普通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它们是处在最底层的、带有暴力性的团体。
清中叶以后，在南方、西南边远地区，清统治薄弱，帮会几乎浮出水面，在社会生活中甚至起了主导作用。
货真价实的黑社会，我觉得要到民国以后才形成。形态完备，组织能力也强了，几乎成了二政府。康雍乾时期，满清政府是强势政府，对秘密帮会打压得非常厉害，发现即杀。秘密帮会要展开地下活动非常困难。随着清朝的衰落，政府变成弱势政府，帮会对社会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就同时显现出来了。
民国时期，应该说是帮会最红火的时期。因为他们一直标榜是反清的，孙中山本人也曾加入洪门，职为红棍。这些帮会，参与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反清起义，用孙先生的话说，是“无役不从”——没有一次战役他们不跟着打的。
实际上，孙中山作为受了西方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帮会的诉求是不同的。怎么把底层游民的传统诉求与知识分子的追求相融合，孙中山做不好这个事。
刚刚推翻清政府时，孙先生等领导革命的人物对帮会起的作用评价过高，好像天下是帮会打下来的。应该说，清朝灭亡是极自然的事情。这个带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皇权专制王朝到了二十世纪已经千疮百孔，正在自然解体，辛亥革命只是轻轻推了一下，它便轰然倒塌。
民国政府一开始有点犒赏帮会的意思，后来又要整顿他们。有很多人评价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忘了底层人民对革命的功劳，把他们抛弃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帮会没有一点近代意识，就是“打天下坐天下”那一套，就像李逵那种意识似的，孙大哥对他们就像是大皇帝，他们统统做小皇帝、做将军什么的。这是连传统的封建王朝也不能允许的。
政府要想正常执政，推行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就不能不改造帮会。或者实施另外一种做法，像朱元璋，把这些人统统借各种理由铲除杀掉。当时孙中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来看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后来的袁世凯想这样做，也是力不从心，因为这些力量多在南方，而南方在他的势力影响之外。
民国期间，秘密帮会大多公开化了。当时游民很多，它们又招收了很多人，以打天下的功臣自居，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国民党第一代、第二代的领导人物，都和秘密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它们不可能恩断义绝地严厉打压。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是这样，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民国时期政府是个弱势政府，直到1949年前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统一过。军阀割据，党阀分权，他们在不同的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于是中间出现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大多是由帮会或黑社会来填充的。政府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已经从老百姓那儿收了税了，搜刮了不少钱财，却不能提供全部公共服务。
土匪、异地的武装力量对老百姓危害，它们不能提供保护;地痞流氓对百姓的骚扰，它们不能制止。有时黑社会却能出来承担这个职责，当然这也决不是义务白干，而是要收保护费的，肯定比税还要高。可见黑社会起的是二政府的作用。有的帮会领导人好一点，能够约束下面会众的行动。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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