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产，我慌得一批

“阶级固化”绝对能蝉联 2017 和 2018 的年度热词。有意思的是，关注或参与此话题讨论的，多是（或自觉是）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受益阶层则普遍沉默。

也正因为此，能以后者身份站出来说话，并审视自己阶层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人，显得尤为宝贵。

美国作家马修·斯图尔特就是其中一位。近日，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称：美国的阶级分化已十分严重，阶级与阶级之间将很快变得不可逾越，而他所在的阶级——看起来最温和、最无害、最励志的中产阶级，可能就是导致这一现状的因素之一。

来源：JIC投资观察（ID：JICTIMES）

贵族已死

在我小时候，每年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我都要过一种美国没落贵族式的生活。

有时在圣诞前后——但更多是在 7 月 4 号那天，我们一家会前往祖父母设在芝加哥、棕榈滩或阿什维尔的乡村俱乐部小住。那儿的自助式早餐堪称饕餮盛宴，而祖父又乐意担任一位好客和蔼的主人。

度假周快结束时我们便会打道回府。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国庆节吃豪华午餐的排场以及所谓的桥牌礼仪都变得有点可笑甚至可恶起来——就好比某些人才刚崭露头角，大家就要给他举办个没完没了的生日派对一样。

我所属的新一代们相信，成功来自成就/价值/功绩的累积。于我们，不外乎就是：分数、等级、有竞争力的简历、在棋类和球类运动中独霸一方的能力，以及自食其力——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帮邻居打杂、给快餐店打工，以及为完成学业而不断赢取奖学金。

没错，我天生优势多多，但钱却不是其中一项。

而现在，我已经成了新贵族的一员（虽然我们自以为没有靠祖上荫庇）。而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读者，你可能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可以肯定的是，我所属的这个新群体有诸多值得钦羡之处。我们放弃了旧的着装规范；我们信奉事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肤色和种族上更加多样化了。

社会学也好，金融学也罢，不管是以这两套学科的哪种标准来衡量，加入我们都是件好事。而投胎做我们的后代就更好了。因为，无论是在健康、家庭生活、人脉还是在教育水平上（金钱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在碾压来自下层的竞争。

不过我们也确实有盲点，那就是：对于本阶层的变化有多快、最终的归宿将如何，我们似乎是最后的知情者。

精英阶层已掌握了以牺牲他人后代为代价的、巩固财富和传递特权的老把戏。在这个财富日益集中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

相反，在这个经济被慢慢扼杀、政治稳定被慢慢破坏、民主被慢慢侵蚀的过程中，我们是主要的帮凶。

9.9%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钱。

在美国，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不平等现象正日益加剧，而罪魁祸首是化石燃料界的富豪、华尔街的肥猫、乳臭未干的科技兄弟，以及其他位于金字塔尖的那 0.1%。至于那剩下的99.9%，亦即所谓的“人民”或“中产阶级”，他们是无辜者。

故事的主要内容很简单，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但在角色理解和情节想象上却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没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那财富日益集中的过程中，最大的赢家的确是那些位列前 0.1% 的人。

根据数据，2012 年，这一群体中约有16万户家庭掌握着全美财富的 22%，远远超出了 1963 年的 10%。而如果你打算募集政治献金，那也只能在这 0.1%  的人尖儿里找到金主。

相对而言，这群人所握的每块蛋糕都来自下层人之手。准确来说，是底端 90% 的人的那部分人不情愿地松了手。

而处于中间层的那 9.9% 表现最好。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财富大饼越积越大，他们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占有率。但是请注意，作为一个整体，它实际占有的财富比其他两层人的加起来还要多。

在下图中，这一阶层的财富占有率是由黄金线代表的，高而稳定，而另外两个阶层的则起伏不平。我所谓的新贵族就处于这条黄金线上。我们就是这 9.9%。

三个阶层的曲线故事   9.9% 的人占据了全美最多的财富

那我们这 9.9% 到底是一群什么角色呢？

我们大多数人不像那些舌灿莲花的政治操纵者。我们是一群彬彬有礼、身着法兰绒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晦涩头衔的 MBA、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士。事实上，我们是如此的谦逊，我们否认自己的存在。

我们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中产阶级”。

自 2016 年起，进入我们这一阶层的身份证明已变为：资产净值为120万美元；如果您的身价在此基础上翻番，便能挺进这一群体的中层。而如果您的资产达到了 1000 万美元，那您就能跻身该群体最顶层的那 0.9%了。

而我们这9.9% 遭遇的危险之一是：在仰视中，我们的脖子被卡住了。带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从的复杂感情，我们凝视着上面那 0.1% 的人。

结果，我们漏掉了发生在背后的、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故事，那就是：我们已经把那 90% 的人留在了尘土中了——我们一直悄悄地在身后设置路障，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赶上来。

让我们假设你从美国财富分配的中间层起步。那你要跳多少级才能进入我们这 9.9% 呢？从金融角度来看，衡量标准很简单，而标准的变动趋势也非常明确。

1963 年时，你需要把你的财富增加六倍。而到了 2016 年，你却需要把财富增加 12 倍才能勉强挤入我们的团队。而假若你大胆到想要进入我们群体的中间层的话，那可就得把你的财富值乘以 25 了——从这个标准来看，2010 年代跟 1920 年代很是相似。

你经常会听到说：这些现状都无关紧要。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因为在经济上人们拥有可变动性，所以不平等是无可厚非的。

很遗憾，从普遍真相上讲，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而单就美国本身而言，这话也站不住脚。因为，与流行的神话相反，身处这个“机遇之地”，人们经济上的可变动性非但不高，反而在节节下降。

想象一下，你踩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一根橡皮筋一头拴着你的脚踝，另一头则固定在你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上。橡皮筋的强度决定了你逃离出身的难度。

如果你的父母高高在上而你摔倒了，那根橡皮筋能把你拉上来；而如果他们身处低位而你向上攀登，橡皮筋就会把你拽下来。经济学家们用了一个数值来表现这一概念——“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简称 IGE）。

这个术语简单解释起来就是这样：子代收入会或高或低地偏离社会平均收入，而偏离程度的大小又跟父代收入的多寡有关。因此，父代收入对偏离程度之影响的大小，就被称为 IGE。

如果某国某段时间的IGE为 0 ，就意味着父母的收入和他们后代的收入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如果IGE 增大到了 1，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的最终命运几乎会被 TA 的出身定死。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科拉克称，半个世纪前，美国的 IGE 值还不到 0.3，今天则大约为0.5。

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一旦你选好了父母，游戏就打完一半了。这个 IGE 值几乎比其他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都要高。如果以这种方式衡量国民在经济上的可变动性的话，那美国更像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德国。

而当你看到对子代命运约束力最大的橡筋根植于哪一社会梯级时，整个故事就变得更令人不安了。

不同的国家都有个共性，就是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高。似乎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的阶级分化倾向，而待阶级与阶级之间分化得足够远后，就固化了。

盖茨比曲线

横轴：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 / 纵轴：代际收入弹性

经济学家是一群谨慎的生物，他们会从这类图表中抬起头来，提醒你它们只显示了不平等的程度与 IGE 的高低之间具有相关性，并不说明两者间有因果关系。

而对我们这些高层人士来说，这种提醒就成了一层现成的保护罩。有了它，我们就能理所当然地延续那套堪称美国精英统治的精神基石的谎言了，即：我们的成功与他人的失败间毫无瓜葛。这个想法让人心情愉快。

但实际上，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富人都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加速了阶级固化的进程。他们把本应从事生产活动或创造性活动的钱拿出来，砌成了一堵堵墙。此外，在整个历史中，有一个社会团体还身先士卒地承担起了维保这些墙的责任。

在过去，这一团体是“贵族”，现在，则是我们这 9.9% 的人。而我们与贵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坚称自己只是“中产”来继续保持上位。

教育上的特权

如今，美国精英学生的肤色和性别的确比以往更多样化了，但各族群的财务基础也固化了。

1985 年，在全美 250 所顶尖大学中，有 54% 的学生来自在收入分配排名上位处后 75% 的家庭，而一项针对2010 届毕业生的类似评估则显示，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 33%。

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美38 所精英大学中（有 5 所常春藤大学），来自前 1% 的学生已经超过了来自后 60% 的学生。

2014年，耶鲁大学前英语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出版了《优秀的绵羊》一书，在书中他对目前美国的形式做了如下精到总结：“我们这套新的、注重多种族与性别中立的精英教育制度已经找到了世袭罔替之路。”

且富人们另有诸多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平权计划可以大加利用。正如丹尼尔·金在著作《录取的代价》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精英大学有一套“继承优先政策（ legacy-admissions policies）”，即：优先录取本校校友的后代（会投胎也是一种远见？）。

至于体育招生，总的来说富人也占上风，因为他们的子女能从事长曲棍球、壁球、击剑，以及其他高成本的、为私立及公立精英学校所擅长的运动。

此外，对整个富人阶层而言，至少在那最顶尖的 0.1% 中，“爹交现金，儿拿学位”的老做派已经重现江湖了。（注：美国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ProPublica 曾发文，质疑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哈佛学位就是他父亲“捐”来的）

当然，现在迸出了一个小尴尬：由于申请人逐年激增，导致顶级高校的录取率直线下降，结果，我们这 9.9% 之人的后代金榜题名的机会也小了很多。但别担心，有人另为我们新造了一套精英大学！

感谢雄心勃勃的大学管理人员，感谢不断增容的大学排名机器！据说现在，有50所大学的地位已经抬升得和 1980 年的普林斯顿大学一样高了！

高校们似乎觉得：堆积如山的拒绝信（这意味着超高的拒绝率）能让自己更像香饽饽。但事实上，这仅仅意味着：他们集体选择了复制特权，而不是履行自己教育普罗大众的职责。

而唯一能在增速上与其拒绝率媲美的，就是这些大学的学费。从 1963 年到 2013 年，相对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而言，这些大学的学费和和其他费用上涨了两倍多。

这还不算父母们前十几年掏的费用——什么聘请顾问、读私校、上小提琴课，以及安排那些尚在读小学的子女去拯救密克罗尼西亚的某个小村庄……

公平地说，美国的经济援助的确缩小了许多家庭间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学成本的增速。但有个问题它回答不了，即：为啥富人们如此热衷于花钱买路？

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这钱花得值。

在今日的美国，教育的回报率比 1950 年时高出了 50%，大学工资升水率（College Wage Premium，即大学毕业生收入与高中毕业生收入的比值）已达到 70% 多，高出了不少发达国家。

譬如，挪威和丹麦的大学工资升水率还不到 20%；日本的也不到 30%；而法国和德国的也不过约 40%。

我们告诉自己说：不管怎样，教育溢价不断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现代经济中那些优质人才价值的不断上升。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所得的赏赐是直接跟我们本身的功劳挂钩的。

但事实是：高学历者薪资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工作表现更出色，而在于他们选择的工作本来就高薪。例如，超过一半的常春藤毕业生通常会直接从事金融、管理咨询、医学或法律。

说得再简单点就是，假如世上只有两种职业，那么一种就是：其从业者能发挥集体影响力，从而自主决定薪酬，另一种则是：其从业者必须单打独斗地面对一切。能从事前一种职业当然最好，但它已经被高校毕业生们群踞了。

在美国，医生和律师这一群体早已通过多年的布局构建出了各自的垄断联盟，因此其内部成员能成功地避开某些竞争。这两个行当固然是肥缺，不过，如今精英阶层的“糖果教父”仍然是金融服务业。

20 世纪 50 年代时，银行家们只要从 40 美元中抽取 1 美元就很满意了，可如今，每 12 美元的 GDP 中就要有 1 美元被交给金融部门。

这套游戏的玩法复杂得很，不过其本质还是被 2008 年那场金融危机给抖露了出来——公众低估了风险，而金融专家们则落座赌场，掷起了两面都是“赢”字的硬币。

至于我们现在拥有的金融体系，它根本不是自然产物。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强大的银行家们所设计和操纵——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