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者按：
2025年1月12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召开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5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切实提高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能力。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强化资产负债联动管理，苦练内功、降本增效，着力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近年来，受经济周期、宏观政策、金融结构和银行经营战略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金融市场进入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面对经济增长和利率中枢移动趋势性放缓的宏观形势，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持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及盈利能力，持续做优做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如何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及根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实现高质量的差异化发展，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期特别关注栏目邀请业内专家围绕这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参考。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准降息作为宽松货币政策常规操作，在增加信贷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对赚取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的银行盈利模式也形成挑战。净息差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因存贷款利率的非对称上升或下降而动，做好净息差管理、增强盈利能力是银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命题。
国外学术界关于银行净息差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在墨西哥，平均运营成本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是银行利差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较强，就会设定一个更高的中间利差，而运营成本较高的银行通过向信贷客户收高利息、向存款客户支付低利息的方式获得更利差（Maudos et al.，2009）。从拉丁美洲来看，金融自由化进程改变了银行业结构，并消除了资本进入壁垒、利率上下限和信贷配额等各种限制，更加高效和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利差走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经济增长对利差贡献减少的同时，增加贷款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可扩大利差（Chortareas et al.，2012）。低利率环境对银行的利息收入的影响比对利息支出的影响更大，相对于资产负债表期限较长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期限较短的银行受到的影响更大（Claessens et al.，2018）。负利率政策会使银行的利差和盈利能力下降，同时，其下降的程度也与银行的规模、资金结构、业务模式、资产重定价和产品线专业化等有关，大型银行通过对冲和贷款多样化、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业务模式调整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负利率政策的影响，而小银行受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则相对更大（Molyneux et al.，2019）。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银行净息差管理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净息差与非利息收入在我国银行业总体中互为负向的替代关系（刘莉亚等，2014），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申创，2020），而黎梦和廉永辉（2020）的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净息差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另外，银行风险承担与净息差也呈现倒“U”形关系，服务实体经济可以获得与其风险承担相匹配的净息差收益，银行稳定发展源自实体经增长（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化市场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完善监管S机制，可以促进银行业净息差稳定在合理区间（熊启跃等，2024）。
国内外学者关于银行净息差的研究重点集中于金融市场环境和银行经营管理方面，尽管有学者关注到服务实体经济对净息差的影响（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熊启跃等，2024），但未深入剖析净息差与产业利润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息理论，银行利润来自产业利润，净息差反映了“产业—银行”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但鲜有文献沿着马克思利息论深入研究银行净息差管理实践。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中国化的新成果，在分析银行净息差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做好净息差管理、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银行净息差的发展趋势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推进，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差异化成为竞争常态，各银行净息差的差距也逐渐形成。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银行监管指标，截至2023年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69%。图1是根据Wind数据计算的2008年至2023年银行机构的平均净息差，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净息差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国有大型银行由2.95%降至1.63%，下降1.32个百分点，降幅达到44.75%；股份制银行由2.91%降至1.76%，下降1.15个百分点，降幅达到39.52%；城商行由3.94%降至1.69%，下降2.25个百分点，降幅达到57.11%。依照最新监管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平均净息差已降至1.52%的历史新低。
净息差是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后与生息资产的比例，借贷利息是银行利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利息支出由存款性负债产生，故净息差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相对指标，主要受存贷款利率变动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净息差的影响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存贷款平均市场利率和银行风险承担能力是影响净息差的主要因素，风险承担能力与净息差具有倒“U”形关系（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按照资金来源决定资金运用原则，净息差与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的平均利差正相关，存贷款市场利率的非对称变动影响净息差空间。
根据马克思的生息理论，借贷利息由利息率和借贷资本量决定，最终来源于产业利润。因此，净息差反映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降低净息差是银行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让利过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对银行来讲就是要向企业让利，以合理净息差增加信贷供给，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适度参与“产业—银行”的利润分配过程。
合理净息差应与经济发展阶段和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当前，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银行的历史使命，合理净息差水平首先要保障实体企业稳健发展，其次兼顾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净息差过高，银行分配到更多的产业利润，但不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的创业投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会受阻。净息差过低，企业分配到更多的产业利润，有利于吸引耐心资本参与产业创新，培育各类创新企业；但银行可能面临风险覆盖的不足，甚至出现银行风险承担与净息差边际效应为负的现象，这就会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动力，长期还会形成风险积累进而影响银行的稳定。
随着适度宽松货币调控政策的实施，仍存在贷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利率降幅的可能性，净息差收窄的压力依然未减，在“产业—银行”的利润分配机制中，政策与市场仍倾向银行对企业让利。因此，低利率环境下做好净息差管理、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这是银行经营实践中需要面对的战略命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增经济总量足使各银行获得期望的净息差。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绿色发展，降低了发展速度，提升了经济质量。此时，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环境责任已上升为企业的发展战略，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积极承担社会环境责任，需要银行向企业让利，伴随低利率的净息差收窄给银行经营管理带来挑战。
资产负债结构的挑战
资产负债结构是决定利差的重要因素。依据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末，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51.44%，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为75.67%，存贷款业务在银行资产负债中居重要位置。图2是以Wind数据为基础，计算出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公司活期存款分别占总存款的比例，2010年至2023年，高成本的定期存款占比呈上升趋势，国有银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1.01%上升到57.77%，股份制银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7.4%上升到55.81%。而低成本的企业活期存款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国有银行企业活期存款占比由30.09%下降到20.92%，股份制银行企业活期存款占比由38.49%下降到31.21%。存款结构定期化趋势使得银行付息成本上升，加速净息差收窄。
从贷款结构来看，我国信贷资源高度集中于房地产、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文书洋和刘锡良，2018）。图3的Wind数据显示，国有大型银行的个人贷款余额占比持续上升，由2010年的24.09%上升到2021年的41.28%，可能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增长较快所致，但对企业贷款会形成挤出效应。金融房地产及建筑业贷款余额占比较为平稳，平均占比保持在8.89%。上述两类贷款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对银行净息差产生负效应。直接用于价值创造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占总贷款的比例由2010年的17.8%降至2023年的11.76%，这可能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制度约束与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所致，也可能是绿色低碳循环类制造业信贷供给不足，产能替代转换滞后所致，这必然对银行净息差产生直接影响，在低利率环境下会进一步压缩银行的息差空间。图4的Wind数据显示，上述信贷资金投放领域，在股份制银行总贷款中的占比，表现出了与国有大型银行高度同质化的发展趋势。同质化的信贷结构在降息周期会加剧竞争，压缩银行净息差空间，影响银行业稳定。
从收入结构来看，银行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部分。图5是依据Wind数据计算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近年来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表明银行服务创新对收入的贡献下降。2016年以来，国有大型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降至30.3%；股份制银行的非利息收入降至25.94%，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效益的贡献逐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银行对净息差的依存度。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轨期，国家实施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使得高度依赖净息差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
从成本结构来看，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以内。图6是依据Wind数据计算的成本收入比均值，2010年之后，各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呈现下降趋势，逐步满足35%的合规要求；但2020年达到低点后再次向35%的监管标准趋近。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差距巨大，但成本收入比的发展趋势高度同质化，规模总量与成本收入比未呈现负相关关系。人民银行的信贷收支表显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由2010年末的47.92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末的242.42万亿元，增长5倍之多。2023年末，银行机构的总资产达到471.29万亿元，总负债为383.12万亿元。与该期间的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大幅上升相比，银行的运营成本并未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而是持续保持在30%-35%之间。在低利率环境下，净息差对银行盈利的贡献下降，而成本管理却表现出刚性特征，给净息差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在政策利率下行导致净息差收窄的同时，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表现出国有化趋势，议价能力较强、政策红利较多、资金相对富裕的央企和地方国企一直是各银行竞争的优质客户，信贷资源闲置或转贷子公司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银行息差收益。议价能力较弱、市场话语权不足、发展潜力巨大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常因社会资金成本高或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影响技术改造与创新发展，而不利于银行提升净息差。
在经济发达区域，市场环境好且外部干预较少，企业经营发展稳定，经营效益持续增长，各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给予更多的利率优惠和授信支持，竞争使得发达经济区域的贷款利率继续下行，压缩银行的息差空间。在经济滞后区域，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起步较晚，市场化程度低，风险较高，银行信贷供给常有不足，对企业技术改造和经济结构转型形成制约，不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效益贡献，银行失去通过风险溢价获得较高净息差的机遇。
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但银行要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竞争发展，仍面临较长的创新探索之路。目前，LPR以代表性银行报价的方式通过全国银行间市场发布；存款利率通过自律机制的定价行为管理，定期评估银行存款付息率偏离度和落实存款利率合意调整幅度情况，以保持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定价能力成为银行净息差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全国大型银行具有风险管理、资金管理、决策信息等优势，有利于形成较强的定价能力，在存贷款市场显示出较强竞争优势，能够较好管控净息差。而对于定价能力较弱的区域中小银行，市场竞争压力较大，常通过降低贷款利率、上浮存款利率与大型银行竞争优质客户资源，对净息差管理产生较大冲击。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息资本理论，银行资本以特殊的流通形式贷给企业形成职能资本，企业生产出产品并出售赚取收入，用于偿还贷款和利息后作为利润。文书洋等（2023）结合马克思关于“利息来源于利润”的经典观点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为实体产业提供服务，并适度分享利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金融业分享的利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阻碍产业资本积累，损害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轨，不仅面临“双碳”目标、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绿色转型压力，更要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技术创新应用的挑战，需要银行缩小净息差空间向企业让利，以较低的利率向实体产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以承担经济社会环境责任。
近年来的持续降准降息，从资金总量和利率两个途径，银行积极支持企业降本增效、做优做强。净息差收窄正是银行向企业让利、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体现，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需要与企业共同应对转型发展挑战。
为
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疫情，美联储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减缓经济下行压力。新冠疫情期间，企业效益下降，失业率上升，东方财富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失业率达到14.08%的历史高位，经济持续陷入衰退，美联储重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并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下限降至零，对银行净息差产生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