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文章的部分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国内外促进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想把本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更好地连接起来，同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在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的5年里，中国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达数百亿美元。
荷兰克林亨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弗兰斯—保罗·范德皮滕12年来一直跟踪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说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中制造债务是中国深谋远虑的战略图谋，目的是以后用债务换取资源或外交支持，这不可能。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贸易为基础。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就意味着贸易会增加，从而促进发展。西方已达到了其增长潜力，从中国购买的商品不会再增加。拥有庞大、年轻和越来越多人口的大洲，则是具有真正增长潜力的大陆。
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各方总是可以从它提供的资金中获益，不能只因为中国从中受益，就认为受援国没有得到好处。
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满足世界各国的重大需求。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为了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仅亚洲在2030年前就需要约2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基础设施不足是阻碍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根据美国政府前顾问、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保罗·亨勒）的说法，“一带一路”倡议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方面，可能带来“一个明显的‘共赢’局面”，“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或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本身并无不妥。”
多年来一直在从事开发方面工作的玛丽娜·鲁佳克说：“开发所需的资金存在巨大的缺口。这不是谁的资金的问题，美国资金、欧盟资金或是中国资金，非洲全需要。”
范德皮滕解释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无法再提供高风险贷款。“中国的作用因此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融资的替代来源，而且它真的是一个大的资金来源。”
全球发展中心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问题报告的作者之一斯科特·莫里斯解释说，“中国为开发项目贷款都遵照当地法律。”倘若贷款人违约，中国本身也承受着重大风险。尽管“债务对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但“大量债务也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放贷方和借款方必须仔细管控风险”。
有些批评人士称，中国想建立一个自己的金融体系，与现有的主导秩序或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并行。
范德皮滕认为，中国并不想取代世界银行。不过，中国可能提高在世界银行内的影响力。
韩磊说：“中国也将谋求拥有与其相对实力匹配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这是必然的。”
一些世界领导人也越来越认同这种观点。德国总理默克尔曾间接谈到中国的做法，呼吁努力使一些机构现代化以反映现有的势力均衡。
斯科特·莫里斯和报告的其他作者建议，为了提高中国日益加大的海外开发融资努力的效率，把债务问题最小化，中国应该使“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化：“中国一直很重视其与多边机构的接触，因此这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关系。这些机构最有可能说服并帮助中国改进它的项目和放贷标准。”
前不久，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启动了一个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以培训政策和经济专家，让各受援国能够更好地决定是否接受贷款，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举措。
玛丽娜·鲁佳克称：“事实是，中国有很多发展知识可以与人分享。中国从贫困走到现在的地位，是西方人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时间里做不到的。”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高扬：“债务陷阱外交”的论点是“冷战思维”和“中国威胁论”在当前新时期的一个变种
对此，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扬表示：所谓债务陷阱的说法并不新鲜，大概从今年年初开始，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就提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正在为项目所在国制造“债务陷阱”的抹黑言论。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据此诬称中国是利用债务陷阱获得外交影响和战略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学者和政要的这种观点都是从它自身的利益的立场出发，是戴着意识形态的眼睛来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说“陷阱债务外交”的论点是“冷战思维”和“中国威胁论”在当前新时期的一个变种。
从现实看，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发展起步晚，走出去的大规模投资更是近些年的事情。我们在国际上没有“先发优势”，因为投资条件和环境好的一些国家市场基本上已经被西方国家占领和控制了。我们现在走出去的国家，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是西方国家不屑于涉足的经济欠发达、政府不稳定、所在地区安全风险高等因素叠加的新兴经济体。从历史经验上看，在这些新兴经济体进行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必须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安全、金融等风险。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是否能够履行承诺按期及时偿还债务，也不是能够确保的。
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存在着高风险投资的高回报性。如果不愿承受风险，那么可能也不会有好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现在中国不仅仅是从收益的角度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个更宏大的命题上，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开放发展的这个角度上来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的实践看，中国承受了很大的风险，但推动了“一带一路”国家，其中有的是被西方视为“失败国家”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最终受益的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当然，中国的各类投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提出更高的风险溢价，但这没有什么错，这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商业惯例而已。习近平主席说，“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没有互利共赢，而是出于在一些国家或的政治影响或者控制一些国家，取得现在的丰硕成果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国家自认为被削弱了的战略优势，其实原本就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虚无的自恋式偏见
至于说中国用贷款换取亚太国家战略资源的说法也不可接受。战略资源虽然有其固有的定义，但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对战略资源的内涵认定是不一样的。比如石油是被视为战略资源的一种，但在一些拥有丰富石油但其他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对战略资源内涵的认定可能就不会与其他缺乏石油国家对战略资源内涵的认定相同。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着资源换项目的合作，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中国主动要求对方以资源换取中方提供的建设资金，而是对方实在是没有其他可以能够进行抵押的标的，往往是其主动提出用资源换资金贷款等。而且在一些国家，缺乏一些战略资源的开采勘探和技术，对方提出的所谓“战略资源”抵押标的往往需要中方投资方自己去勘探、开采和加工。
对于中国采取“债务陷阱外交”的做法来削弱美国和盟友的战略优势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这只是西方国家的自我感受和评估。正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不公正和公平的对待一些国家，把其优越心理视为理所当然，而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国家，对其不公平的待遇早就心存不满。中国的投资和发展模式给了他们一个寻求被公平公正对待的机会和选择。西方国家自认为被削弱了的战略优势，其实原本就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虚无的自恋式偏见。因此，报告中所提及的“一旦没有能力支付债务，中国就很可能提供债务豁免以换取政治影响力或是战略权益”说法，首先在前提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对这些国家提供债务也都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科学评估后确认的。其次在逻辑是混乱的，债务豁免与获得政治影响力没有必然的关系，从长远看以豁免债务来赢得一些国家的政治支持和获得政治影响力是不可持续的。
总的来看，由于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上的差别以及在发展模式上的竞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的攻击不会停歇，“债务陷阱外交”就是变相的“中国威胁论”在新时期的一个演变。
结束语，中国阴谋论声音越响，说明我国越强大，敌人忌惮了。历史告诉我们，真相并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强者手中。只有国家强大，这些非议才会弱下去直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