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练
来源：供给侧经济观察（ID：SupplySideReform）
2017年终于来了。许多经济事件在继续往深入发展。一方面，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角，另一方面，有一线城市的一些舆论在渲染莫名的恐慌。本号完全赞同“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的判断，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正面当前社会舆论尤其是一线城市的部分舆论的关键问题，做出全面的重新阐释，方便大家看清楚形势。
当前经济圈的核心讨论话题，主要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以及储备问题（债券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全面管控、化解资产泡沫与之密切相关）。本号之前分析“一带一路”的当前实际情况，是该问题最相关的重大政策。本号要达到的目的是：直面问题，正面回答，告诉人们——中国人，我们的真正实力如何，我们可能的危险在哪里，这种不回避的态度，也有助于某些人群化解内心深陷“两张皮”的痛苦，让自己的信心提升到应有的水平上，当然，如果他们在看完本号的解释后还惶惶不可终日，那么本号也爱莫能助了——相信这些人在反复的折腾中会得不偿失。
今天本号要解释的是：外汇储备是什么，他在中国历史中是什么地位，它如何产生，如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达到（地位）高点，如何在未来逐渐、缓慢走向消亡（或地位远不如过去20年重要）。在此基础上再来分析中国当前面对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的状况、可能前景和问题解决方法。
中国本国的经济实力、货币实力与其他大中型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不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远超新兴市场国家
2014年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陆续出现本币（对美元）的大规模贬值的事件。这里面既包括长期不重视生产投入，片面发放福利的委内瑞拉，也包括遭遇精心的地缘政治经济进攻的大国俄罗斯，既包括一度繁荣的二等能源生产国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哈萨克斯坦，也包括人口较多，受益于一定规模的全球分工的国家如巴西、土耳其。同时，从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达到3.99万亿美元顶点后也开始下降，并在2015年“8.11汇改”（有知名学者认为这次汇改其实是半拉子改革，几天后就终止了）后加快下降速度，而人民币的汇率也是在2014年上半年达到最高的（接近1美元兑6人民币），而如今已经逼近1美元兑7人民币的水平。
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对美元的（官方汇率）走势（2012-2016）
但是，中国与这些陷入麻烦的中型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需要明确几点：
其一，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国家性质上有本质不同。
这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但中国不是新兴市场国家——至多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曾经属于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也承认，他在2005年之后就不认为中国还属于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这个好听的词的另一面是经济基本面脆弱（这个词是西方投资银行造出来的用来粉饰现实的，在90年代以前，它们的名字叫LDC-未发展国家），因为他们并没有太多实力雄厚尤其是技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新兴市场国家通常最核心的企业是技术应用型的运营性企业（即技术、设备基本依靠发达国家，只是在本国进行运转的企业，比如通信运营商，食品加工企业）。可以拿中国和土耳其对比，土耳其已经算新兴市场国家中发展的不错的国家了，但是在经济能力上，它最大的公司仅仅是一些大家族性的，多从贸易起家的，在本土从食品加工等基础工业做起的企业集团，只是在建材制造、工程等领域具有能力，近几年通过和德国、美国企业的合作进入汽车、家电中的整车、整机装配环节，在海外有一些纺织、成衣产业。举个例子，土耳其所有的发电厂要进口中国的设备。这样的国家大致相当于中国90年代中期部分产业的发展水平，而且还缺乏中国大规模的人才库和工业积淀。所以，
土耳其这种国家是真正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型脆弱国家，而中国则是真正的“全能国家”。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走势（2012-2016）
其二，中国已经具备让其货币成为全世界实体经济通用货币的经济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全世界美元流动性突然消失，让人民币取而代之，中小国家能够用人民币从中国买到他们需要的货物，而中国企业上游的不少高科技企业（比如德国）则必须接受人民币，因为中国企业是占他们销售额大部分的主顾。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其全球延展已经使得一旦支付采用人民币，它能迅速形成一个世界货币环流。这一点是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这种经济网络效应决定了只有超级大国的货币才有被视为普遍支付手段的能力。近来，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个三国组合先后宣布它们要在相互之间的贸易中采用相互的本币结算支付，可以预言，这两个同盟一定是不稳固的，甚至难以落实——如果它们采用人民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还具有可行性。
其三，中国当前货币的国际流通出现反复，被延迟，
致使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其国际经济地位不匹配，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因素导致，因为中国的管理体系是条条管理。一国货币要在国际支付中具有深度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工程结算中先有较深的基础，然后才涉及比较复杂的金融领域。如果没有大循环的基础，片面在金融“产品”尤其是债券/股票等融资金融工具之外的期货、期权上单兵突进，势必使得该货币变成赌“升值/贬值”的投机工具，而非真正的流通货币，这些金融产品缺乏实体经济的“消化池”来承接，进而反而加剧其大涨大跌（目前中国只经历了一次长期上涨，刚刚经历下跌），反过来使得该货币在国际实体经济交往中作为支付手段的工作更难推动。其实中国当前最便利的抓手是：
国际上几乎所有能给东道国带来重大变化的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在主导建设，这个环节非常容易导入人民币而且中国主导企业非常乐意这么做，
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实现人民币结算和流动。因此，在中国，这种条条的区隔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与推动中国对外实体经济来往尤其是国际工程结算上分离，后者不归前者管辖，前者没有义务与动力推动后者的实现。
埃及（该国在经历美元荒、支付手段荒）的中国、埃及商人翘首盼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及流通，但被行政约束阻断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二十多年国际上盛行的国际金融理论对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使用起了阻碍作用，
例如，认为一定要达到某种“可兑换标准”才可以成为“国际货币”，进而才具备国际支付手段的资格。事实上，如今已经被公认为国际货币的日元，直到1998年才实现“完全可兑换”。这些教条信念都是80年代之后才逐渐成型的，而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相互间的投资）是在这些信念形成之前发生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货币如美元、前西德马克在50-70年代履行其跨境实体经济货币功能时，并没有满足这些所谓的条件。这些教条形成后只是忽悠了更多中小国家将其货币“完全开放”，变成国际游资的投机品。
其四，当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受挫的主要问题是信心问题，主要危险是中国国内过度膨胀的“纯资本运作”导致经济“脱实入虚”过于严重。
具体的危险在于：现代货币“贷款创造存款”的性质使得“脱实入虚”浪潮中可能创造大量的服务纯虚拟业务的货币，这些货币连同一些老百姓（资本运作中的输家）的货币可能被一批成功赚快钱的人获得。与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群体专注于自身事业发展（其事业需要反复投入）而不会过多关心自己的人民币要不要换成美元不同，这种赚快钱的人群很容易有“财务自由后养老或置产于避税天堂”的想法，最有动力尽早将其国内货币（人民币）置换成现行国际货币（美元）并离开中国。未来中国货币当局-主推经济的组合不能是慈母型央行+赚快钱的时髦行业及相关资本运作这种组合，而应当是严父型央行+以硬实力为核心，以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为检验标准的实体经济的组合。人民币在新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扮演核心角色，只有在后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实现。
“外汇储备居于重要地位”是美式全球化时期的经济制度安排
可能人们会把“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和上述各国汇率变化的时间进行对比：我国“一带一路”正式提出（2014年年中）正好是上述变局开始启动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促发了上述变局，而是这一想法正好赶上了时代的大变革期——这次变革的规模超越80年代末90年代初，堪与1945年的变化类比。这个时代的变革是由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促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但点燃了已经积累很久的干柴，开始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到目前为止已塑造出一个新世界秩序的雏形。
而新的世界秩序是需要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来配合的，国际货币安排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一带一路”在勾勒新的世界秩序方面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还不是老手，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变动还是美国-俄罗斯“直接触发”的，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末尾的那个阶段——即“金砖国家崛起”阶段，但其实金砖国家概念搞得热闹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而且，用旧时代的经济制度安排来支撑面向新时代的规划肯定是不行的——早在2014年就应当看到“中国4万亿外汇储备并不是我们能搞‘一带一路’的基础”。
“一带一路”的可行基础在于：中国是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超级大国，
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币成为具有国际信用的货币，能够随着这些海外经济的扩张被“创造”出来用于流转并进入东道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手段。与之相反，美元资产等外汇储备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是上一个时代，即美式全球化的经济制度安排，在那种制度下，中国围绕着美国转，美国仅以人们对其货币霸权的信赖而维持其经济体系的运转，最典型的情景是90年代末-21世纪头5年。
在很大意义上说，中国的先进制造能力的维系和继续提升，有赖于人民币为环流的新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成型。仅以造桥修路相关的产业为例，中国整个产业链条，包括大型设备及上游装备制造行业的起飞发生于21世纪头12年，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爆炸式发展，最早是高速公路、通信网络的建设，后来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再后来包括电力-能源网络的建设，现在是城市轨交的建设。由于中国内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需求，以至于西方长期被压制、饿肚子的尖端技术群体纷纷投奔我国，以我们的人才池为基础，不自觉的被我消化吸收。
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世界第一或接近
世界第一，
尤其是在201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脱实入虚问题的同时，也有可喜现象发生：实体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优胜劣汰，一批长期扎实经营的企业已经脱颖而出，这批企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登顶世界的问题，或已经登顶世界再找新的领域继续“登顶”的问题。中国远远超过俄罗斯在苏联巅峰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实现的国家实力水平，也远高于日本在80年代末巅峰期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过，实现上述成就的很多经济载体是我们国内的工程，随着我国本国国土上的开发逐渐饱和，势必需要通过新边疆领域来“创造市场”。因此，中国要一方面在海外继续扩大经济圈，同时在技术水平上让本土始终处于经济圈内尖端，才能保持我国的综合技术能力——进而经济权力不因为市场突然消逝而瓦解。
中国修路架桥能力世界第一，这是当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做到的
1991年之前，苏联在东欧之外的最大援助国就是门格斯图统治的埃塞俄比亚，美元援助
而新市场的创造显然不能依靠于创造权不在我国手里的货币去实现。没有任何国家/组织可以靠非本国发行的货币成功实现系统性的跨国大型工程。苏联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搞亚非拉军事援助的时候使用过美元，结果当了冤大头，大量石油外汇砸在门格斯图的埃塞俄比亚，一无所获（苏联在经互会体系内采用转账卢布体系，在部分经互会国家额外贸易和经互会体系外投放美元。不成功有几个原因：转账卢布体系是计划经济记账系统，结算价是内部优惠价格，不具备经济激励功能，使得在最紧密的东欧国家，后期也使用马克、美元等硬通货结算；大量美元支出是消耗性的军事援助，无助东道国建设）。国际大型工程往往是充满变数的，投入上不封顶，外汇储备又不是一个国家自己能说多就多的，高度受制于时代背景，同时如果本国货币不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外汇储备又承担着日常国际收支备用库的重要职能，这样一种格局将在汇率趋于贬值时变得被动。事实上，像中国21世纪这种外汇储备在双顺差下急速增长，而且以它为发行基础货币的依据（一手强制收兑流入外币一手流出新造人民币这就自发创造基础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日韩的高速发展时期都没有这样（韩国高速增长期贸易顺差年份不长），只有海湾君主国可以类比，但规模小得多。只有本国创造的货币，流入超级工程进行流转支撑，才有可能实现货币-实物建设的双增长。
既然“外汇储备地位很重要”是过去的历史时期——美式全球化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就有必要说清楚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其原理及其和一国货币体系的关系是什么，它又会如何消失。
外汇储备的历史及当代原理
外汇储备概念出现的历史不长。它最早出现是在一战以后的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上。一战以前的20年（1890-1914）是世界上一轮全球化的巅峰期，那时各国基础货币（硬币和纸币）大多以金本位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扩张信用货币（汇票、存款等）；一战打破了这种局面，欧洲国家剩下的黄金储备太少，都在战争期间作为购买军火的国际支付手段流到美国去了。这时国际政治家发明了一种应付的办法：金汇兑本位，比如英镑是金本位（但对于兑换黄金设定门槛限制），那么其他国家从某入境商人收兑英镑（纸币）时向商人兑付出新创造的本国纸币，即实现以金本位国的货币作为基础的本国货币体制，这时收入的英镑就成了外汇储备；再进一步，金本位国也很难找，这时任何外国的货币（通常是生产能力强的国家的货币）都作为收兑的对象，这些也就是外汇储备了。那时候热心推这种金汇兑本位制的主要是英国，因为英国在一战中受损相当严重，本国黄金储备大受影响，但是不甘心丧失帝国的光环，希望维持英镑纸币作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其各英属殖民地国家的国际收支手段，通过忽悠起人们的信心，使得自己创造的英镑等价于黄金。这也是英国在20年代很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回到战前与美元的兑换平价的目的——但英国一战后国力江河日下，日后它创造的这种金汇兑本位制进而外汇储备概念被美元所接管利用，即美元而非英镑最终享受了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