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物志之一：
慈禧的知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1898年5月29日）
，恭亲王奕訢去世。其卧病在床之时，光绪皇帝曾去探视，询问朝中人物谁堪大用。奕訢答道，除了积毁销骨的李鸿章，中央唯有荣禄，地方则数张之洞和裕禄。这三个人选，尤其前两个，相当讲究。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奕訢看在眼里，以其老成谋国，自然要设法补救。他所推荐的人物，除了才具，还得有调和帝后之心。荣禄一向被视作慈禧的人马，不过此人一来识大体，二来有血性，重感情，其早年曾受醇亲王奕譞提携，奕譞即光绪的亲生父亲，故而纵使他倾向慈禧，却也会尽力保全光绪。至于张之洞，则是著名调和派，如其诗云：“璇宫忧国动沾巾，朝士翻争旧与新。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此处之调停，主要针对新旧两派，然而帝后之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恰可转换为新旧之争，张謇说“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一表一里，骨肉相连。拿此后十年荣禄、张之洞的作为来检验，的确不负奕訢临终之荐。
奕訢推荐的三个人选，显然都不符光绪的预期。他继续问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翁同龢是他的老师，甚至是他的精神父亲。奕訢答：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这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况且以奕訢晚年依违两可、和光同尘的性情，能说出这样的重话，足见对翁同龢怨愤之深。
光绪与奕訢的对话，出自《申报》
（1898年6月27日）
报道，作者号称“天津采访友人”，不知友人为谁，何以能见闻光绪探视奕訢这等秘事。据金梁《四朝轶闻》，奕訢死前，曾“泣奏翁居心叵测，并及怙权”，不过倾听者换成了慈禧。结合这两种说法，可知奕訢临终抨击翁同龢，应非捕风捉影。退一步讲，哪怕《申报》之说系记者杜撰，奕訢对翁同龢的评价，不能代表其人观感，却足以代表媒体的观感。姑且以此为话头，来说翁同龢。
今人对于翁同龢，至少有三点误会：第一，误以为他是维新派；第二，误以为他向光绪举荐康有为；第三，误以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898年6月15日）
他被开缺，出于慈禧旨意。事实上，在维新与守旧之间，翁同龢属于折中派，接近张之洞所云的“中体西用”，其名言“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正呈现了他的政治立场，故此，他与康有为等主张急进的维新派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除了观念差异，他行事一向谦恭、缜密，与康有为的狂放、躁进泾渭分明，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康有为的同路人，在光绪面前为康有为大吹法螺的乃是张荫桓。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保护流放新疆的张荫桓，同时有意借用翁同龢的名望，于是在《戊戌政变记》等文本当中虚构了翁同龢激赏、保荐康有为的故事，瞒天昧地，流行至今。真相则是，翁同龢非但不曾“密保康有为”，反因试图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批评其居心叵测，不愿呈送其著作给皇帝，以至激怒光绪，被革去官职。
澄清了这三点，翁同龢的肖像便呼之欲出。要言之，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士大夫的优点，如人品、文才、操守、清望等，该有的他都有；士大夫的缺点，如保守、空疏、门户之见等，他也一样不缺。以其才具，适合周旋于盛世，当太平宰相，偏偏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不免捉襟见肘，进退维谷，最终误国殃民，几乎身败名裂。
奕訢或《申报》对翁同龢的批判，集矢于一点，即自甲午战争以降，政局溃败，翁同龢责无旁贷：“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一、收高丽为行省，封韩王如衍圣公，优给俸禄，世袭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国，以备不虞；三、以高丽为各国公共之地，俾互相钳制，以免强邻得所措手。时翁大司农（翁同龢）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
这样的责难，当时并不鲜见。譬如翁同龢的弟子文廷式，不为长者讳，照样批评其师。他认为，从甲午
（1895）
到戊戌
（1898）
，这三年正值翁同龢当国，大权在握，“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国事却是一塌糊涂：“……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人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朘削百姓，殆无生路。”对此，只怕翁同龢“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
翁同龢书法
这一应罪过，还得从甲午战争说起。这场战争，可谓中国近代史的一大转折点。现在来看，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清朝为什么战败，而是该不该开战
（如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认为李鸿章的错误“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乎所有中外战争，都深陷一大困局，借用胡兰成之言，即“战难，和亦不易”。战难，由于国力不如人；和难，除了列强欲壑难填，还得直面朝野清议的压力。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翁同龢一味主战，一来因其不识洋务，不懂军事，纸上谈兵，以为中国必胜日本；二来则是“诸名士实怂恿之”
（何刚德《春明梦录》）
，名士之代表，即文廷式，翁同龢时为士林与清流之魁首，为了维护这一派的人心和利益，即便明知不能战，那也必须主战，何况他头脑发热，以为北洋兵舰足堪一战；三来基于与李鸿章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私怨，因李鸿章主和，他势必主战，并逼李鸿章出战，如果战胜，作为主战派领袖，他有统筹全局之功，如果战败，则可把李鸿章逼入绝路，这便是他的如意算盘。对比之下，前两点属于书生误国，最后一点十足小人行径，为了一己之怨，不惜牺牲国家，只不过在主战高调的包装之下，他的私心反成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