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何方：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1950年，我跟随张闻天调到外交部。从此，与外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前30年的工作单位是外交部，后30年在社科院和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因此可以说，我经历了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何让张闻天搞外交

本来，我跟张闻天奉调到外交部是要组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准备去联合国工作的。当时，苏联为了支持新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向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提出，建议中方立即成立一个代表团，同时苏联也在联合国采取抵制行动，表示不开除国民党代表，苏联就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商定，派章汉夫为团长出席联合国会议。结果这个意见被毛泽东否决了，毛泽东提出改派张闻天为团长。于是，在没有通知张闻天，更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就先对外公布了。张闻天是从广播和报纸上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赶快向刘少奇建议改派别人。当然，这只能是白提，于是他就“挈妇将雏”、带着我来北京上任了。张闻天不愿去联合国是因为他喜欢做地方工作，我还记得他在回北京的列车上对我说的一句话：“准备从头来，钻研国际问题和外交。”

刘英（左一）、张闻天、何方（右二），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

由于成立联合国代表团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决定，所以调人和经费都很容易解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组成了一个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但是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利用苏联缺席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机会，操纵安理会通过了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反对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为了避免再上当，苏联又重新回到仍然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占着中国席位的安理会。

对于我们代表团来说，朝鲜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联合国去不成了。从战争一开始，张闻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很快放松了原来立足于迅速出国的准备工作，转为大抓练兵，组织大家学习外交业务和研究国际问题，为外交部培训干部。

既然短期内去联合国已经不可能，代表团窝着这么一堆干部，也确实挺浪费的。不知是周恩来还是张闻天的意见，1951年3月经中央批准，解散代表团，所有干部另行分配。当时，周恩来找到张闻天，提出中央有两个工作由他挑选：一个是去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另一个是接替因病辞职的王稼祥去苏联当大使。这表明，毛主席已决定张闻天只能从事授权有限的外交工作，而不能做他向往的国内经济建设和地方工作了。张闻天认为，既然要做外交工作，最好还是到外交第一线去，所以就选择了去苏联。我想，他大概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他有些厌烦，特别是不喜欢他经常提不同意见。选择去苏联，也许是为了离他们远点儿。

张闻天出使苏联批判个人崇拜

1951年4月，我同他们夫妇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了莫斯科。张闻天当大使以后，把研究工作摆到了使馆工作的首要位置。他安排我做了中国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主任，一干就是4年多。

在我看来，张闻天是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国际问题不但熟悉，而且有许多独到见解和高明看法。我们当时写的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调研报告，为驻苏使馆研究室来了个开门红。因为张闻天本来就不同意金日成的南下统一，也不同意我们后来的抗美援朝。在他和中央多数人的意见遭否决后，他就一直密切注视着朝鲜问题的发展，希望战争早日停下来，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搞建设。

当时，我们的调研报告在国内引起最大轰动的，是对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研究。按照俄文的原意，“КУЛТЛИЧНОСТЪ”译成“个人迷信”更合适些，可我们一开始就译成了个人崇拜，后来在国内引起了一些混乱。如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正确、错误之分。胡乔木说，个人崇拜是马克思的原话，含义与个人迷信不同。这都与当年的翻译不够准确有关系。如果一开始就翻译成个人迷信，也就不会出现这些争论了。苏联自从斯大林死后，报刊就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并且逐步升级，后来还点到了斯大林的名。

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一直跟踪形势发展，不断写调研报告报回国内，有些还由张闻天直送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1954年，先后送回了14份反映批判个人崇拜的材料。这些报告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毛泽东还将其中3份批给中央委员和许多高干阅读。

要不要当头——毛周之间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对资本主义世界闭关自守，因此，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

朝鲜战争不但大大提高了我们在世界革命中的威望，而且也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1954年日内瓦会议，被后人描述为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180多人的大代表团，人数远超美、英、法，被外国记者称作“人海战术”。其实，按工作量来说，一半人都用不了。除了国内的大队人马外，还从就近的使馆抽调了一批人。我和李汇川、施谷、周砚等就是从驻苏使馆调去的。按周总理当时的说法，多去些人是为了练兵。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我写了《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认为亚洲洛迦诺计划是想在亚洲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在越南划界而治，让柬埔寨和老挝保持中立，共产主义国家不得越过现有疆界向外扩张，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放弃过去那种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战略。这表明西方国家要求两大阵营互不越界、和平共处，只搞经济竞赛。我的这一分析，正合乎多数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会前的设想和希望。所以当张闻天把这个调研报告拿给周恩来时，他非常高兴，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的想法是，要利用这次会议的一切机会，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经济建设。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合乎国家的最高利益。但这却不完全合乎毛泽东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搞世界革命、要当头的愿望。因此，毛泽东批评外交上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是一大失误。后来，台湾问题也确实突出了，给美国来了个“绞索政策”，就是我们即使有可能，也不收回金门、马祖，为的是把台湾拴在那里，可以让我们随时敲打。

“波匈事件”后外交政策更加向“左”

1955年1月8日，刘晓接替张闻天任驻苏大使。1月19日，张闻天回国，到外交部任副部长。我也于3月初回到北京，做张闻天的联络员，在外交部一干就是5年。

1956年夏，我参加了一些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本来，我只是跟张闻天去北戴河，为他起草《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但由于近水楼台，“八大”的整个准备工作我也了解一些，不光可以看到发给张闻天的文件，还有机会参加讨论。看了头几稿的政治报告，我的一个感觉是，内容偏重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经验，显得有点儿骄傲，似乎是在把各兄弟党的代表请来办训练班，听我们上课。心想，这种做法对外对内影响是不会好的。我每看一遍，就向张闻天叨咕一次。有时也向李克农等熟悉的领导同志和个别参与起草文件的秀才谈这个话题。后来，听张闻天说，在8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讲了这个意见。有些人也有同感，所以最后决定推倒重来。回到北京后，张闻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负责组织修改报告的国际部分。他传达了同陈伯达、章汉夫、乔冠华去周总理那里商谈的情况，然后就布置乔冠华、浦山和我着手修改。实际上，是完全另起炉灶了。

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主席趁势逼赫鲁晓夫作检讨，迫使他在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府宣言。对此，毛主席决定要立即表态，发表一个政府声明，让张闻天、王稼祥、刘宁一等组织起草。于是，他们到外交部会议室坐镇，找来乔冠华、熊复、王力、姚溱和我拟稿。乔冠华领着大家到另一房间，先商量内容后分工，由王、姚和我各写一段。写好后交给等在那里的张闻天他们。他们没有多大改动，随即打印报送主席和总理，第二天就正式发表了。事后得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时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公开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狠批大国沙文主义。这些内容是我们既没想到、也不敢那么尖锐地提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感到，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例如，对“波匈事件”的处理，我和大家一样，对毛主席的决定完全拥护。但有一点却不怎么理解，就是为什么先是坚决反对苏联干涉波兰，而没过多久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不过，无论如何，“波匈事件”的处理，使中国在苏联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也有点儿好事变坏事的意味，导致我国内外政策更加向“左”，后来的反右派、大跃进、反修防修、中苏关系破裂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埋首业务应付各种“运动”

从我回到外交部，各种运动几乎就没断过，而且环环相扣，一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另一场运动。有时，还出现大运动套小运动，弄得人眼花缭乱。对于这些运动，张闻天一直抱着消极应付的态度，因此也从来没有要求我积极参加过，更没有给我布置过什么任务。这为我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做个逍遥派，能不参加就不参加，非参加不可的时候也是随大流，做做样子。因为自从参加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以后，我对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就没多大兴趣了。

这倒不是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就整个思想来说，我还是围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打转转。对一些运动，理智上还是拥护的，以为是革命的需要;但感情上，对于总是整人有点儿反感。在这种情绪下，我就埋头业务，一天到晚忙于看材料和写东西，对运动想得不多，既不反对，也很少参加。无论是肃反还是反右派，我都做了旁观者，从来也没有当过积极分子。

陈毅的粗犷与张闻天的严谨

1958年2月，陈毅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在外交部召开的务虚会上，陈毅号召大家给部领导提意见，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要大家对其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十多天后，在陈毅的一再要求下，张闻天有准备地对总理的领导在充分肯定后提了3点意见，即：对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抓得多，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党组会开得少;同部内各级干部联系接触少。章汉夫和姬鹏飞等人也提了类似的意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陈毅把话题一转，批起了张闻天。并且从延安整风讲起，第一次公开讲出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的指责。由于从来没听说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惊。接着，大家对张闻天提了一些意见。直到张闻天被迫做出4点检讨后，事情才告结束。

据我个人的观察，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气质，他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谨。陈毅则是将军(元帅)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豪放。陈毅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965年9月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提到：让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一齐都来吧，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设。当时，这番话可是吓了外国记者一跳。另一个是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一天，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梅农来访。梅农这位老兄有点儿瘸，拄了个拐棍。陈老总起身接待时，开玩笑说，大家在讨论解除武装，你怎么还带着“武器”(指拐棍)。梅农听了翻译，扭头就走，怎么解释也消不了气，弄得很尴尬。陈毅当部长，基本不管部里的日常工作，更不用说深入部里各单位检查和指导工作了。在我的印象里，除两次使节会议和一次务虚会议外，我几乎没有参加过陈毅专门召开的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以及内部业务的研讨会。一些重大问题，如炮打金门和中美会谈，反而是周总理在直接抓。

我为张闻天输送“反党炮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也并不关心会议情况。只是作为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材料，送到庐山，每天一包。有时，也同他带上山的政治秘书萧扬通通电话，问问他们还需要什么。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萧扬他们近来的情况，都干些什么?萧扬说，张部长想在小组会上做个发言，不过还在犹豫。我随口就说，一个小组会发言还有什么犹豫的，也真是的，谨慎得过分了。还有一次，是萧扬给我来信，里面用了一句“高处不胜寒”。我想，庐山是避暑胜地，当然要凉快些，根本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含义。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是否有通风报信的意思。然而，过后不久，这就成了我为张闻天送反党炮弹，鼓励张闻天做反党发言的罪状了。最终，把我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集团的头名成员。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中断了我的紧张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连续20年的煎熬。

“先把自己的事办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张闻天做了10年外交工作，对他的外交思想，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力群，我也是成员之一。在一次会上，我曾提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就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在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

总的说来，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中力量搞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外交工作完全为这个目的服务。因此，他提出“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要努力促进国际形势缓和，不要急着解放台湾，反对输出革命，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他主张遵守外交传统和国际惯例，同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开展对外贸易。他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战后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有错误，应当支持亚非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干涉人家的内政。当然，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在某些问题上也起过一定作用。但整个说来，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想法都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