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张玮玮的歌都很耐听，尤其广为人知的《米店》。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有幸读到他赤诚的文字。于他而言，音乐就是他的第十一根手指，借着这根手指，他得以保持年轻。
张玮玮是这样活得恣意的音乐人，而我只希望，在我四十岁时，能仍然是个青年。
——今日编辑阿庚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所有的青年们节日快乐。
1985年联合国将青年定义为15-24岁之间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恭喜93年出生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踏上养生的光明大道了。
联合国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中国古人。
古代女孩十五岁开始盘头待嫁，二十四岁叫“花信之年”，意思是二十四个花期的花开完，春天也就到此为止，姑娘你只能美到这儿了。
我今年四十岁，朋友里有一些同龄的未婚或离婚单身女同胞，我是亲眼目睹了她们怎么让自己春去春又回，她们可不会认可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年轻人都是催熟的，
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人生就是这样，你最好规规矩矩地升级。
俄罗斯语里有个称呼年轻人的词“OTPOK”，意思是
没有话语权的人。
我觉得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少说话，因为我知道，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
张玮玮老照片
我是在西北工业小城的家属院里长大的，集体大院的生活辈分森严，见到比你大的就得叫哥，哪怕只有一岁。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闭嘴，按他们的话说：
嘴犟就是眼泪，动手就是残废
。
所有人都热衷欺负小孩儿，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小朋友们都盼着能快点长大，早日为祖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少受些欺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出家门就觉得紧张，尽量挑暗处溜墙边走。那时候看电视剧“济公传”，济公有片树叶，往嘴里一含就隐形了。
于是，我尝遍了去学校路边的百草。
家属院里的孩子们都没有什么理想，读完中学去工厂接父母的班工作，就是天经地义。我看着家属
院里三四十多岁的人，自己将来或许就是他们的样子。他们每天就是在国营单位里坐吃山空，把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分给十个人，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喝茶打牌领工资了。每个人都深谙国营单位的生存法则，谁也不要多做什么，谁也不要改变什么，就这么直到天荒地老。
他们不可能听年轻人说什么，年轻人就是不懂事的，年轻人也终究也会变成他们的。
我之后再也没见过像国营单位里那么闲适的人群，他们嘴角挂着无所谓的微笑，迈着慵懒优雅的步态，走向了下岗失业的那一天。
庆幸的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打算让我进工厂，他是一名是音乐教师，从小就逼着我学乐器。中学毕业后，我在他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学习器乐和音乐教育。但学校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改变，每样乐器背后都是教程如山，所有练习也还是继续催熟。
老师关心的只是进度，没有人在乎学生从音乐里体会到了什么。教学楼的琴房里随时都有很多人在刻苦练琴，大家都知道那些音符意味着什么，它是考试的分数，更是求职的证书。
世界还是那样，没有发言的余地，甚至也没有发言的必要。
我就在那时开始学起了吉他，吉他是我在学校唯一的收获，因为在这个乐器上没有人催我成长。吉他有那种来自民间的平和，即使我当时只是个初学者，也可以在几个简单的和弦里感动自己。每天宿舍的同学去上课或练琴后，我就在空空的宿舍里弹吉他，那是我能找到的和音乐最好的相处方式。
张玮玮老照片（左二张玮玮）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世界好像也不是那个世界了。
姑娘小伙子们从窗口经过，风吹起一个塑料袋，树枝跟着它们摇摆。曾经毫无意义的那些，似乎都在召唤我。
宿舍唱美声的大哥语重心长的劝导我，父母多么不容易，要好好学正经的音乐，将来找份好工作报答他们。我听着也觉得挺惭愧，怎么办呢，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思想品德有问题。我当时能想象到最好的未来，就是毕业后去黄河边做一名乡村教师。四十岁的时候桃李满村庄，在河边捋着髯看着云，周围孩子们唱的都是我教的歌。转眼毕业，我才发现自己依旧是“OTPOK”，根本没有机会去河边教桃花李树们唱歌。
家人给我安排了两个选择：一是去博物馆当管理员，另一个是去某文工团的乐队。我想了一下，文工团和国营工厂也没有什么区别，去了还是坐吃山空。而博物馆，就是中山装和高度近视的眼镜，坐在越来越厚的灰尘里。家人觉得我正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生怕我犯糊涂毁掉自己，每天在外四处求人撒银子，回到家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就在我打算扔硬币做个了断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指向了别的地方。
那年春天的某日，兰州突然天降大雪，我在街边遇到几个好久没见的朋友。他们叫我去跟他们喝酒，席间他们说第二天要去广州闯荡江湖。天亮后我借着酒劲，借钱买了张硬座火车票，就踏上了开往南方的车。
到广州后，果然不出所料，改革开放的人潮汹涌，我们直接掉进了生存的最底线。
撑了濒临饿死的四个月后，我靠在地道里卖唱赚来的火车票钱，踏上了开回西北的车。
上车前，我在广州火车站给家人打电话，眼含热泪地发誓，回去就找工作好好上班，成家立业孝敬父母回馈社会。到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我又趁着天黑家人还没起床，踏上了开往北京的车。家人以为三个月后，就会接到我在北京火车站打来的电话，
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四年。
美好药店乐队（左二张玮玮）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借住在郊区一个朋友租的小平房里。朋友也是来自西北的音乐青年，每天我俩就是一起练琴，一起望着北京市的地图，寻找打开这座茫茫都市的密码。朋友在北京有个表哥，是人民大学的教授，有天来村里看我们。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知识分子，举止言谈令人肃然起敬，我俩坐在平房的院子里，像考试似的轮流给表哥唱了自己的歌。
他听完我唱歌后什么也没说，我也习惯了，反正从来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晚饭后我们送他出村坐公交车回学校，车站的大路和村子隔着一大片麦田，我们穿行在麦田中，他突然对我说：
玮玮，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纯洁的集体，待在里面好好唱歌，别的什么都不要做。
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有效的鼓励。这么多年，我还是清晰的记得那个时刻，并给它脑补了滤镜：黄昏的风吹过麦浪，泛起层层金光，剪影效果的三个人，一个瘦，两个更瘦。
很快我就在北京找到了更多和我一样，或者比我来得更坎坷的年轻人。那些长期被视为没出息、不务正业的“失足青年”们，挤在京郊破旧的小平房里，饥渴地重新下载更新着自己。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勇气。
曾经遥远而陌生的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可以在那里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己。
到北京第三年，我开始在独立乐队做乐手，并且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
从那时开始，我就再没有离开这个领域这些人，因为我非常确定自己找到了“纯洁的集体”。
野孩子乐队（右一张玮玮）
2002年的时候，我同时在三个乐队，全部的生活就是和他们一起排练演出。那时的乐队处境都很艰难，经常一场演出下来，每个人只有几十块钱的演出费。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那么快乐过，每一天都是完全投入地拥抱这个世界。
我的生命，走到了第一次彻底的高潮。
2003年，SARS病毒降临中国。一时间京城百业萧条，几乎所有演出场所全部关门停业，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勉强度日的乐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演出的机会，很多乐队只好解散，我所在的几支乐队也难逃此劫。
乐队解散，朋友们纷纷离京，我像坐在一辆飞驰的梦幻之车上，突然被一个急刹车甩到了车外。之后的两年，孤立和无助像大雪一样掩埋了我，我开始变得无比焦虑，脑子就像个不停换台的收音机一样，永不停止。我无法和别人正常交流，就成天躲在小平房里，白天完全不出门，晚上在沉睡中的北京城四处游荡。
每个昼夜交替，我都觉得自己像是死了一次。
那时还没有
抑郁症
这个概念，
不过好像没有这个词，人更能直面痛苦。
没有人会送来百忧解，我只能靠自己把自己从黑暗里拉出来。
2006年，穷困潦倒的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家唱片公司找了份工作。我在办公室找了个角落，然后用书把电脑垫得很高，几乎谁都看不见我。
每当有音乐人来公司，我就觉得羞愧无比，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失败的逃兵。
可是人的适应能力很强，脸皮也没有想得那么薄，慢慢地我和同事也融洽了，电脑的高度也降了下来。
那年秋天，我辞职离开了公司，组了一支自己的乐队，开始艰难地走上舞台，唱自己的歌。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