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事件中的视觉图像传播现象不容忽视，图像在新媒体事件发生发展进程中的舆论力量不容小觑。网民对于图像的观看与理解成为新的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悄然改变着新媒体事件中的舆论建构方式，成为网民实现话语赋权的一种新途径。本文旨在考察图像如何影响新媒体事件中的舆论建构，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实现网民的话语赋权。为此，作者搜集了2007年到2015年间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媒体事件图像，并对之进行视觉框架分析。
(一)视觉框架研究
图像是强大的框架工具，当文本和视觉框架之间存在冲突时，视觉框架(Visual Framing)通常会获胜，这不仅仅是因为照片等视觉效果更接近现实，还因为它们有能力创造更强烈的情感和直接暗示(Rodriguez & Dimitrova，2011)。目前的视觉框架研究可以划分为四种层次类型：风格层次、外延层次、内涵层次与意识形态层次(Rodriguez & Dimitrova，2011)。文体层次的视觉框架研究是指通过枚举视觉中实际显示的对象和离散的元素来识别框架，回答“这里描绘的是谁或者是什么”的问题；外延层次的视觉框架研究通过检查视觉中描绘的不同主题来识别视觉框架，标题、字幕和其他文本描述的视觉互文性效果能帮助识别主题；内涵层次的视觉框架研究是指通过分析图像领域中符号的存在来识别框架，认为视觉中显示的人和物不仅表示特定的个人、事物或地点，而且还表示与其相关的想法或概念；意识形态层次的视觉框架研究是指将图像的符号和风格特征汇集成一个连贯的解释，来揭示视觉陈述背后的思想和权力关系，不仅涉及可衡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且涉及文化，情感和心理领域中更微妙的性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从属现象中所处的各种方式(Pieterse，1992)。
Entman(1991)提出新闻框架存在于两个层面：作为信息处理的精神存储原则(受众框架)和作为新闻本身的特征(媒体框架)。媒体框架是“为一系列事件提供意义的中心组织理念或故事情节......框架表明了争议的内容，问题的本质”(Gamson & Modigliani，1987)。而受众框架是人们形成的心理地图，以应对他们每天所遭受的大量信息。目前视觉框架研究多属于媒体框架研究视角，很少有从受众框架视角来考察受众对图像及其意义的接收与阐释。而根据Rodriguez & Dimitrova(2011)的观点，无论分析视觉图像的媒体框架还是受众框架(受众对视觉总体信息的个体感知)，都可以应用这四大层次的视觉框架分析系统。
(二)图像情感语义研究
经验认知表明，图像能够激发观看者的情感，但是“图像是如何激发受众情感的，又激发了受众哪些情感”，一直是研究上的难题，图像情感语义研究就旨在解答这一难题。
于20世纪90年代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兴起的“图像情感语义识别研究”指的是：计算机以适当的模型描述和表达人观察图像所引起的情感反应，使用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语义表述图像。具体操作可表现为：通过计算机得出描述图像形状、色彩、机理等人的感觉的语义描述的公式，然后再根据这些描述，得到图像的基本情感描述：愉快、紧张、放松、动感等，从而建立从图像特征与人物情感之间的关系映射(王伟凝，余英林，2003)。因此，图像情感语义分析通常要经历三个步骤：第一步，视觉特征提取；第二步，情感空间建立，也即图像情感分类；第三步，视觉特征与情感空间的映射。
(三)视觉修辞研究
在图像刺激面前，受众的第一反应只是暂时的情感，真正有效的“视觉劝服”策略，需要经由特定的修辞策略(转喻、象征、隐喻、互文等)的改造与涂抹，以产生一种持续性的自反思维，进而实现图像符号向文化意象、文化意象向价值信仰的无缝转化(Scott，1994)。也就是说，以“文化意象”为中介，图像对受众的刺激，实现了从情感到理性、从知觉到思维的跨越。
视觉意象具有三种样态：原型意象、概念意象、符码意象。原型意象本身携带元语言，因而具有强大的意义赋值功能。因为图像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其释义过程必然依赖于一定的元语言系统，而原型意象的征用则创设了文本释义的文化语境；概念意象的思维本质是隐喻思维，本质上是由图像表征到概念意指的系统映射，概念与特定的视觉形式“相遇”，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图像维度上来把握概念；当一种符码形式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知基础，并且承载了一定的认同话语时，它便成为符码意象(刘涛，2018)。
“意象”强调的是“意”与“象”的结合，物象与寓意是意象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文化意象的构造，就是从“物象”到“寓意”的转化过程，其中主要诉诸于两种修辞手段：隐喻修辞和转喻修辞。换句话说，视觉修辞的核心策略之一，便是运用隐喻和转喻这两种修辞手段，对“各种文化意象”加以“启动、提炼、招募与征用”(刘涛，2011)。
按照刘涛(2011)的观点，从图像符号到文化意象的转化是启发性认知机制在工作，而从文化意象到价值信仰的转化便是系统性认知机制在起作用。为了有效地激活心理活动的系统性认知机制，一个核心的视觉修辞策略是：视觉符号所制造、所招募的文化意象首先应该和某种终极性价值观建立连结关系——或者是对终极性价值观的正面渴求与仰望，或者是为了达到特定的寓言或反讽效应而对终极性价值观的解构与颠覆。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基于以上视觉框架理论，本研究拟从受众视觉框架的视角来考察新媒体事件图像传播中的情感激发与意象表达。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新媒体事件图像的视觉框架类型有哪几种？分别激发了公众的哪些情感，进而促使事件以及事件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或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完成公众议题建构，实现舆论发酵？
2.新媒体事件图像的视觉框架创造了哪些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所转化的价值观是什么，进而促使公众实现舆论价值观的表达？
3.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事件在采用图像视觉框架的偏好上是否存在差异？所创造的文化意象类型又是否存在差异？
4.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事件，其图像视觉框架的情感激发与文化意象存在怎样的关联性？
(二)研究方法
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所评选出的每年20件网络热点事件为基础，选取2007年至2015年九年来有着明显热点图像传播现象的50件新媒体事件中的图像作为研究对象。由于部分新媒体事件第一篇爆料帖子或新闻报道同时出现好几幅图片，皆纳入考察范畴，故而本研究共获得50件新媒体事件的图片65张。
本文将新媒体事件划分为六类：权益抗争事件、反腐监督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道德丑闻事件、民族政治事件、文化娱乐事件。在50份事件样本中，权益抗争事件为22件(44%)；反腐监督事件9件(18%)；公共安全事件9件(18%)；道德丑闻事件6件(12%)；民族政治事件2件(4%)；文化娱乐事件2件(4%)。
本研究主要针对65张新媒体事件图片进行定量内容分析，对视觉框架、情感反应、文化意象和价值观内涵四方面进行编码，然后运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视觉框架类型编码：
本研究主要内涵层次的视觉框架研究模式中van Leeuwen(2001)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中提出的“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salience)、“取景”(framing)和“情态”(modality)四大要素来识别视觉框架。“信息值”是指图像中的各种元素占据不同的位置而实现各自的价值，如中心与前景的信息重要，边缘的信息次要等；“显著性”是指不同元素在前景或背景中的不同位置、大小、亮度等方面的差异，以引起读者不同程度的注意；“取景”是通过造成分割线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隔断或连接图像中的元素；“情态”要素强调的是图画表达手段的使用(色彩、再现的细节、深度、照明和语境等)对现实真实度的反映。以此来识别视觉框架，可以归纳出新媒体事件图像视觉框架五大类别：(1)政治框架，(2)悲剧框架，(3)冲突框架，(4)奇观框架，(5)标语框架。
情感反应编码：
运用中文情感分析工具来分析图像的情感激发功能。采用Plutchik的情感类型划分标准，将情感划分为8种类型：(1)愉快，(2)信任，(3)恐惧，(4)惊讶，(5)悲伤，(6)厌恶，(7)愤怒，(8)期望，进而对图像所激发的公众情感反应类型进行编码。对此，本文搜集每一个新媒体事件第一篇含有图片的爆料贴子下面的网友评论，随机抽选网友评论50份/每张图片，对这50份评论进行情感语义识别，得出基于每张图片的情感类型分布图，将占据优势比例的那一种情感，编码为该图的“情感反应类型”。
意象样态编码：
按照刘涛对于视觉意象的分类标准，本研究将意象样态划分为3种，(1)原型意象，(2)概念意象，(3)符码意象。
价值观内涵编码：
参照克罗齐价值量表，结合新媒体事件价值观表达的实际，将价值观内核划分为10类：(1)体制公平，(2)法律平等，(3)环境正义，(4)社会安全，(5)政治清廉，(6)国家强大，(7)民族统一，(8)社会信任，(9)个人自由，(10)其他。
(一)新媒体事件图像所运用的视觉框架以“悲剧框架、奇观框架和冲突框架”为主，多激发“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等负面情绪。
1.不同类型的图像视觉框架，所激发的情感类型存在较大差异。而一个特别的现象是，政治框架所激发的情感类型，在传者与受众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悲剧框架：激发“悲伤”情感的几率是100%，同时激发“悲伤”和“愤怒”情感的几率也非常高(63.2%)，如图中男童尸体居于中心位置，惨状触目惊心，被放置在了图像的前景处，具有显著性，且突出了图片中背景人物的动作表情，容易让观看者产生与图片中旁观者相同的情感体验，产生悲伤的情绪。
冲突框架：主要激发了“愤怒”情感(78.6%)，有时也会激发“厌恶”情感(21.4%)，如图，观看者往往容易被力量悬殊的冲突场景或冲突一方细微的表情所触动，站在弱势方的立场上产生针对强势方的愤怒情绪。
奇观框架：主要激发了“惊讶”和“恐惧”情感，并且同时激发这两种情感的几率也不小(44.4%)，如图中的天津塘沽大爆炸事故，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残砖断瓦，广场的汽车瞬间化为灰烬只剩铁架，场面对受众的震撼程度不亚于好莱坞大片的灾难特效厉害，让人容易产生惊讶、恐惧的情绪。
标语框架：无一例外激发的是“期望”情感(100%)。
政治框架：政治框架主要激发了“厌恶”和“愤怒”情感，并且同时激发这两种情感的几率高达50.0%。但实际上政治框架中的原图均为官方媒体记者拍摄，意在对官员进行正面报道，以求激发受众对官员的“信任”情感。然而事实证明图像传播中的媒体框架意图与受众框架效果大相径庭。
2.同一类型的新媒体事件，若采用不同类型的框架，引发的情感刺激也会不同。
如反腐监督事件，以2008年六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与2009年杭州宝马飚车案进行对比便可以发现，前者采用的是“悲剧框架”引发悲伤；后者采用的是“冲突框架”，引发愤怒。
3.虽然不同视觉框架激发的情感反应具有较大差异，但整体上呈现负面情感的高度一致。
新媒体事件中“悲伤、愤怒、恐惧、厌恶”这四类负面情绪的出现率非常高，合计占比77.0%。其中“信任”情感从未在新媒体事件的图像中出现过，“愉快”情感虽然出现，但与视觉框架的刺激并没有直接联系，而“期望”情感仅在标语框架中出现过。
(二)新媒体事件图像的视觉框架主要营造了灾难意象、死亡意象、水舟意象、人多力量大意象以及蒙冤受辱者意象等，传达了丰富的意象内涵。
1.新媒体事件图像传播中较多的运用了原型意象和符码意象这两种意象样态，营造出多元化的文化意象，具体意象内涵各有侧重。
在38.5%的新媒体事件图像中发现了“原型意象”，在57.0%的图像中发现了“符码意象”，且有4.6%的图像兼有“原型意象”和“符码意象”；同时并没有在图像中发现“概念意象”。有且只有9.2%的图像缺少文化意象。
首先分析原型意象。在新媒体事件图像中，主要存在着“水舟意象”(如安徽池州事件中的群众掀翻市长轿车)、“人多力量大意象”(如湖北石首事件中的群众围堵政府)、“蒙冤受辱意象”(如被绑在精神病院上的邓玉娇)以及“侠客意象”(自焚抗拆的唐福珍)等原型意象。第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从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水浒传》里108条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好汉揭竿而起，都可以管窥具有官逼民反之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原型意象，并在当代“征地拆迁抗争”类的新媒体事件传播中(如安徽池州村民因征地拆迁纠纷掀翻市长轿车事件)再次密集地召唤出来；第二，“人多力量大”也一直占据中国人文化意识中的核心地位。在新媒体事件中“人多力量大”的原型意象不断被召唤(如湖北石首事件数万群众围堵交通)，以表达人们众志成城维权抗争的精神。第三，“蒙冤受辱意象”更是在各种文学作品与民间故事中流传不息，从六月飞雪的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到被恶霸欺负的武大郎身上都可以看到，并且这些“蒙冤受辱意象”在当代城管、救助站、拆迁、征地、计生等领域发生的各种被侮辱与受损害故事中(如陕西安康妇产被强制引产)毫无违和的再次被激活。第四，在中国文化中“侠”是英雄，更是具有豪迈人格风范的印象。在新媒体事件中，无论是自焚抗争的唐福珍，还是在机场手持爆炸物以死相博求关注的冀中星，都化身为“侠客义士”，成了追求公理和正气的象征。当图像携带了原型意象的形式，它便获得了强大的意义赋值系统，帮助我们把握图像的意义。
其次分析符码意象。在新媒体事件图像中，常用的符码意象有：火、血、手表、火炬、国旗、伞、政府大楼、残垣断壁、人物表情(微笑、发怒、木然等)。这些符码所塑造的意象，要跟中国传统与当前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起来。
在中国文化中，“火”常常被赋予两大象征意义，一是毁灭，二是洗礼。“血”则蕴含着“血光之灾”的含义，表示的是天灾人祸，艰难困苦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被赋予生命意义，流血，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在公共安全事件的图像传播中常常出现“火”和“血”的意象元素，与“残垣断壁”的意象元素相结合，营造出老百姓生命被毁、家园被毁“灾难意象”和“死亡意象”。“车、伞”等一系列符码则是“官权力”的象征，其象征意义来源于生活经验。“车、表”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在安徽池州事件中，人们把车推翻，就是象征着把侵害老百姓利益的权贵阶层推翻。另外，“笑、怒、木然”等一系列表情都能被赋予象征意义。表情具有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文化性几重密码，一个表情都能被解读出多重内涵，非常复杂。在新媒体事件中，官员在事故现场的“笑”会被赋予“对老百姓生命的漠视”态度(微笑局长杨达才事件)、明星对无辜百姓的“怒”会被赋予“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意义(超女唐笑怒骂武警战士)、捞尸队员对尸体的“木然”表情会被贴上“冷漠无情”的职业群像标签。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会运动意象”中，常常征用的符码并不是“手持标语的人物本身”，而是“人物所具有的社会身份”。如“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社会运动中那张广为流传的图片，中心人物是手持标语的叶海燕，但在受众眼中叶海燕的形象不再代表她本人，而是代表着性工作者这一群体，因而图像隐喻着“性工作者”对运动的支持。
不同的图像框架营造出来的文化意象存在较大差异。悲剧框架主要营造的是蒙冤受辱者意象(42.1%)、死亡意象(36.8%)和侠客意象(10.5%)；冲突框架主要营造的是水舟意象(50.0%)、道德败坏者意象(35.7%)、纨绔子弟意象(7.1%)和国家尊严意象(7.1%)；奇观框架主要营造的是社会灾难意象(55.6%)和人多力量大意象(44.4%)；政治框架主要营造的是贪腐官员意象(100%)；标语框架营造的则是社会运动意象(100%)。
(三)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事件对视觉框架的选择上存在偏好，尽管它们在营造文化意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民主法治”和“清朗政治”的价值诉求，且在整体上呈现出负面情感刺激的一致性。
1.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事件在使用图像视觉框架上存在不同偏好。
权益抗争事件所采用的视觉框架类型较为多元，按照被运用比例高低顺序排列依次是：悲剧框架(37.9%)、冲突框架(27.7%)、奇观框架(21.5%)、政治框架(6.2%)和标语框架(4.6%)。值得注意的是：在权益抗争事件中，奇观框架总是与冲突框架一起相互配合着使用，而不是被单独使用。公共安全事件主要采用了奇观框架(58.8%)和悲剧框架(41.2%)。且通过进一步数据挖掘发现，高达77.8%的公共安全事件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框架类型。反腐监督事件以政治框架占有明显的优势(50.0%)；道德丑闻事件以冲突框架占据绝对优势(83.3%)；民族政治事件没有显示出优势框架类型，而文化娱乐事件则没有发现明显的框架特征，其中不排除“样本量过小”因素的影响。
2.不同类型事件所产生出的文化意象存在差异，指向的寓意内涵各有侧重，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民主法治”和“清朗政治”的价值诉求。
(1)公民权利层面对民主法治的诉求。权益抗争事件主要生产出水舟意象(24.1%)、人多力量大意象(24.1%)、蒙冤受辱者意象(24.1%)和社会运动意象(10.3%)，主要展现在弱势群体在城管、救助站、拆迁、征地、计生等领域因国家执法暴力遭遇的悲惨命运，激发公众对“民主法治”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