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9年的工作，科技部透露，今年将做好科技重大专项2020年后接续实施的准备，
启动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同时，将加快重点产业技术突破、应用，发布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纲要、大力发展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等技术。
会上，科技部不但点赞了去年体细胞克隆猴、散裂中子源等科技成果以及港珠澳大桥、5G等科技攻关，还针对中国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目标、中美研发投入差距、鼓励民营企业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相关提问进行了回答。
“目前，国内18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中，70%都是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不问出身，机会公平，不分国企、民营，只看这个企业是不是在科技创新上有一个很好的战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1日（星期一）8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副部长李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现场（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陈杰 摄）
主持人：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今天，我们高兴地邀请到了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先生、副部长李萌先生、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先生、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先生、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先生，共同回答和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下面，首先有请王志刚部长。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技部王志刚，很高兴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大家见面，就媒体朋友关心的科技创新这个话题和大家作个交流。首先，我代表科技部对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关心、关注、支持、理解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国科技战线迎难而上，奋力开拓，科技事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历史征程上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涌现出一批以体细胞克隆猴、散裂中子源为代表的重大原创成果，港珠澳大桥、高铁、5G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攻关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雾霾防治、肿瘤重大诊疗设备、原创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等一批先进技术应用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同时，改进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破除“四唯”，扩大科技人员自主权，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等一批务实改革举措落地生效。
科技创新在支撑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国家重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一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意志和战略需求，应该说科技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谋划科技创新长远布局，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加大科技对外开放的合作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充分激发调动广大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我们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更加关注中国科技改革发展。我也非常珍惜这次与媒体交流的机会，并愿意就媒体关心的科技创新方面有关问题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大家。
主持人：
现在开始提问。
澳门日报记者：
请问科技创新如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创建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谢谢。
王志刚：
谢谢你的提问。确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个战略规划和建设布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澳门科技力量是国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我们把香港、澳门的科技力量统筹起来，与内地科技力量一起，来建设好大湾区。最近，我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科技部见了面，双方准备就科创方面的工作，把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关系和机制建立起来。同时就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大湾区建设的规划所涉及的科技创新方面的内容进行对接，充分发挥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在澳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科技计划对澳门开放、科研经费过境使用、在澳门建设了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这次见面以后，我们准备就澳门转型发展，以及大湾区建设方面，研究科技如何发挥作用，把内地和澳门科技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1+1大于2的作用，聚焦大湾区建设。同时也在国家整体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方面，把澳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用好、合作好。谢谢大家。
人民日报记者：
按照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现在距离目标实现还有不到两年时间。请问，按照创新型国家标准，目前中国在哪些方面已经提前达标？又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冲刺攻坚？谢谢。
王志刚：
创新型国家是整个中国“三步走”非常重要的内容。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科技创新有“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到2035年左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重要支撑和引领力量，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
到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个重大的任务。什么叫做进入创新型国家？可能要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今年科技部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我们对创新型国家进行了一个描述，即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要走在世界前列。具体讲，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从定量来讲，去年我们国家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综合科技创新排在第17位，到2020年原定目标大概在15位左右。另外，我们的科技贡献率要达到60%，去年达到了58.5%。同时，还有一些定量指标，比如说研发投入、论文数、专利数、高新区等方面的指标，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现。
另外，还有一些定性指标。进入创新型国家，就看你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主体是不是更多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高校、企业、研究院所，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合作是不是成为国与国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全民科学素质是不是有个较大的提高。这些是定性指标。
当然，现在讲到进入创新型国家，我们还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我们现在还有不足，这是需要补的地方。第二，我们的创新生态、科研生态还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从科技部来讲，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多地、紧紧地依靠广大科技人员，更好地去倾听和服务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一切愿意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人，他们是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政府的工作是要更好地把法律、政策、环境以及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能够真正解决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间、创新活动中间的所需。特别是法律政策，各个创新主体，每个创新人员，不管高校也好、企业也好、研究院所也好，再著名、体量再大、水平再高，不可能制定法律，不可能制定政策。而科技部作为国家政府的一个部门，和相关部门一起通过一定程序制定相关政策，构建环境生态。这是我们政府必须做好，而且不能缺位的一项工作。
另外，我们还要注重激励与约束并重，信任与监督并重。当然，我们是以信任为基础，以激励为基础，同时要加强学风作风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和操守，使得全社会特别是科技界有一个崇尚科学、具有良好科学素质，并且能够一心向学的状态，这样剩下的事情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创造环境，我们要有一批队伍，他们的活动结果是由他们来决定，我们更多的是提供支撑、提供环境、提供保障，为他们排忧解难。谢谢大家。
科技日报记者：
部长您好，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反映，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和原创能力不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请问在中央财政加大支持的基础上，科技部将如何继续撬动企业和地方对于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同时科技部将采取哪些措施，啃下增强原创能力的“硬骨头”？谢谢。
王志刚：
基础研究确实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总源头，虽然现在大家对所谓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产业化，这样一个线性的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讲，一切科学技术的源头还是基础研究，也就是人们对自己、对自然的一种认识、总结，以及用什么方法来认识和探索自然、探索自身。我们对基础研究应该要给予足够重视，否则科技创新就没有源头了。
第二，对中国科技界来讲，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促使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在整个科技创新的总布局中要着重布局，这是整个科技界的呼声，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战略在科技方面的重点，是我们必须做好的。我们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要有统筹，因为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研究的终点，论文本身也不是这个成果的句号。
第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去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务院文件形式第一次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这说明在新时代，在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把科技摆在核心位置的阶段，基础研究的地位就显得更加突出。
刚才你提到5%的问题，这个问题科技界也不断在提，我在一些场合也做了回答。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常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做对比，美国在15%左右、中国在5%左右。我们要承认，确实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很大，并且产出也是世界第一。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说，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中国的5%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的，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好的势头，在中央财政持续加大投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现在都开始把基础研究作为重点了，包括对数学的投入，包括对其他基础学科的投入。他们选了一批人，不是直接对着技术、不是直接对着产品设计，而是从源头上来探索相关领域的方法、原理，以及在理论上寻求突破，在实践中寻求创新。
另外，也要看到，各国统计口径还是有些差别，所以仅仅用数字本身还不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科研经费统计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各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你刚才提到，怎么样动员企业、动员社会各界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参与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科技部要思考好、回答好，并且向中央、向相关方面提出我们的建议。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向前推进。谢谢大家。
新华社记者：
推动国家高科技创新发展，必须要解决高科技水平供给不足的问题。有代表委员认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落实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请问，科技部在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哪些考虑？未来如何打造国家强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谢谢。
王志刚：
谢谢你的问题。确实，推动高科技发展，提高发展能力和水平，这是整个科技界和社会各界要持续做的功课，科技部当然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好。刚才你讲到科技成果转化，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科技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这样“三个面向”推进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必须做好的一门课。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求，比如说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是实体经济，第二是科技创新，第三是人才，第四是金融。所以，科技成果转化在这一块上都有关系。实体经济，怎么样能够把高科技实体经济作为发展重点，更可持续，更有竞争力。当然，科技创新本身是这样的，人才是创新的主体，金融也需要创新。另外，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好，把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应对好，这都需要科技创新。同时，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很多，如何摆位？我们考虑把科技成果本身作为一个充分条件，把政策、法律、金融、政府服务、产业界参与、社会各界支持等方面，作为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充分条件，我们的颠覆性产业就出不来。所以，颠覆性产业的充分条件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出现，后面那些是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在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首先得出成果，在成果方面也要分它的成熟度。一种状态是，仅仅是一个想法，或仅仅是实验室里刚开始讨论的想法，它本身是一些假设，而没有印证，或者印证之后还不能转化；还有一种已经到了转化的时候，能不能有转化的合适主体，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成熟度，我们把握的时候，作为手上有成果的和承接成果的，都要注意这个事情，一定是可转化的。
另外，是市场机制，一定是市场机制来促进转化。成果的拥有者、成果的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在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确实这些年我们更重视了科技成果转化，全国人大专门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应该说这个成果转化法的含金量很高，在各国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法律，中国这部法律应该是最优惠和最贴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的。2017年，高校科研机构2700多家，转让各项科技成果35.4万项，增长了近60%，合同额达到了751.76亿元，同比增长27.5%。我们看到，一部好的法律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这部法律确实是贴近中国实际，符合科技成果拥有方和承接方两方的意愿。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当成重点。一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技术转移基地、技术转移主体，以及技术转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二是推动符合技术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管理的制度建设。因为它更多的是无形资产，不是像土地、房地产一样的实物资产。包括最近的科创板，目的也是推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中间有很多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也是把无形资产、把能力作为重点，而不是把资金流、把交易额当做重点，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同时，科技金融结合也非常重要。如果科技是充分条件，金融就是必要条件。我们知道，论证一个数学题，充要条件都成立，这个数学题就证明结束了。谢谢大家。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平时采访科研人员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苦恼，科研是探索未知的，可是申请预算的时候，却要把一年甚至几年之后的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到了具体用钱的时候，打酱油的钱又不能拿去买醋。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试点。请问，这次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在哪些领域有突破？谢谢。
王志刚：
谢谢你的提问。刚才你提到了科研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以及预算要求的具体化，这个矛盾确实是存在。主要是出发点不同，科技人员按照科研规律，特别是基础研究、前沿探索，路线的不确定性，方法也是多路径性等。但是作为管理者，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的管理方法。这两个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也不光中国存在，其他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在科研管理方面，特别是经费管理方面，怎么改进工作。
首先，是信任为前提。我们对广大科技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另外，在政策制定上，激励是导向。但是信任为前提，不能没有监督；激励为前提，总还是要有约束。如果只有信任没有监督，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我们大家设想一下，是不是又走到另外一面了？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些要求不太合理，带来了一些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的事情。所以，我们改革的重点就是怎么样以激励、信任为出发点改进管理。
第二，包干制本身来讲还是个手段。总理报告中讲，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一些包干制试点，这还是一种手段。我自己也搞过科研，我看到这个包干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一种责任，信任越大，实际上责任越大，授权越多，责任也是越大，压力越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理解的时候，不是有钱就撒开了用，自己要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被信任？
作为政府来讲，实际上是要把包干制跟“放管服”结合起来。它是一种“放”，但是“放”不等于不管，只是管的方式、管的理念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政府也要研究，科技部当然要首当其冲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讲第一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第二是做些试点。试点本身也是要有些范围，有个对象，因为这是新的。这个范围，刚才讲了，可能在一些基础研究定额补助项目等方面先试，已经选了60多家在进行试点。同时，在试点过程中，我们要看被选的试点单位过去是不是确实在科研管理方面很规范、在科研成效方面很显著，科研队伍特别是带头人是不是专注搞科研，并且是有科学精神、科研操守，有良好的口碑，这是前提。我们会和相关部门一起做好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