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呼延云
“每天早晨来到学校，好像就是为了耳闻目睹同学们被狠抽耳光，被踢倒在地，被烟头烫脸、被敲诈勒索，稍有反抗就换来一顿无情的群殴，口鼻流出的鲜血把楼道染得点点滴滴都是斑红，班里那四五个流氓学生整日价混在一起，满嘴的污言秽语，比赛谁吐出的烟圈更圆，把生殖器掏出来给邻桌的女生看，热衷于殴打和谩骂一切比自己弱小的人，他们把全部乐趣都建立在猎物的哭泣和求饶声中……”
这段真实的文字记录在我即将出版的长篇推理小说《真相推理师·复仇》里。我的初中时代的前两年，确实就是这样度日如年地捱过去的，由于身体瘦弱，我成为班里被欺负得最惨的一个。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在学校里落落寡合，出了校门就去逛书店。我特别喜欢读“十七年文学”，因为那里面充满着白与黑的对峙，而且最终胜利的总是开头受欺凌的那一群人，这让我感到格外的快意，我也酷爱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波洛和霍桑他们对罪恶的痛恨和揭发，于是自己也尝试着写了几十个短篇小故事，我把身边受到欺负的同学作为“人物原型”来写，写他们团结起来对付各种大坏蛋，当然，结尾，弱小的一方一定是胜利的。
这些写在本子上的小故事，在学校里迅速流传开来，有些受欺负的同学就偷偷问我：“你说，我们要是像你写的那样团结起来，真的能打败那些流氓吗？”
在把故事当真事的年纪，我痛快地说：“当然能，我们人多力量大啊。”
不久之后，在一次流氓欺负同学的事件中，大家一拥而上，把流氓打得屁滚尿流。本来我还有点儿担心会遭到报复，但事实证明，暴力只畏惧一样东西，那就是更大的暴力，所以初三那一年，我们再也没有受到过流氓的欺负——这些“反抗者”也成为我们后来组建起的读书会的最初成员。
读书会起初不到十个人，到了高中时代，渐渐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经常组织活动，香山和玉渊潭是我们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先是爬山或划船，玩儿累了就聊聊最近读了什么书，我们半懂不懂甚至装模作样地读了很多历史、经济和哲学的书籍，都喜欢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我们真诚地探讨各种政治学说，最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平等公正的大同世界，作为毕生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而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各种不良社会现象，也引起了我们的痛恨，认为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西方腐朽思想。
迄今我都对年轻人某些粉红色的热情表示理解，因为我们也是那样走过来的。
高中毕业后，读书会的成员因为考上不同的大学，有很多离开北京，去往其他的城市，我们依依惜别，相约在不同的大学建立分会，并在每年的寒暑假集结北京，继续交流思想和开展活动。
我隐隐感到，这次分别之后，我们将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步入大学校门后，本来以为这里会有自由的思考和开放的辩论，没想到现实迎头一棒，把我打懵了。我在《真相推理师·嬗变》中写过那段岁月：
“随便扒着某个教室的后窗往里面看，映入眼帘的都大同小异：一群无法再矫正的弯曲脊梁，托着一个个半张着嘴的脑袋，痴呆一般听着老师们一成不变的训示，神态和晚清以降那些皇城根下的遗民没什么两样。中午就蛆一样集体蠕动到食堂，留下一片狼藉，碎馒头、剩米饭、肉末儿、菜叶子，一起漂浮在泔水缸里——谁知道在其间倾倒了多少嚼得无味的麻木灵魂。”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我不喜欢犬儒主义的人生，何况犬儒主义开始得这么早。于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一份名叫《风雷》的杂志，印刷出来到各个学校散发，里面的每一行文字都充斥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这使得校方如临大敌。
有位校领导专门找我谈话，翻来覆去只有一句：“大学生最重要的是学好功课，安分守己。”最后他实在没的说了，对一直沉默的我说：“你，表个态吧。”
“但丁的《神曲》，您读过没有？”我问。
校领导愣住了。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人不能像走兽一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我说，“安分守己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追求知识和美德，那只配做走兽，谈不上做人。”
校领导发出一连串的冷笑。
这之后的学年考试，我竟有四科不及格。英语不及格我也就认了，而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美学概论不及格，则让我莫名其妙，因为整个中文系公认我在这三门学科上都有很不错的造诣。当然细细考察，挂科的背后也各有原因，比如教现代文学的老师在考卷上出了一道价值40分的问答题，问为什么A作家的文学价值高于B作家，我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论证文学价值并无恒定的标准，所以不能分出此高彼低；再比如我曾经向教现代汉语的老师提出质疑，认为花整整一个学期学习给汉字注音，是教育落伍于时代发展的表现；而教美学概论的老师，就是那位劝我要安分守己的校领导……
四科考试不及格，面临着被劝退的危险，虽然最终校方手下留情，但我总算知道了不安分守己会遭到什么样的打击，我突然隐隐地发现，似乎扼杀青年一代的并不是什么自由化……
和我一起办杂志的同学们，经过这件事，也都未免“成熟”起来，不愿再活在梦里，于是《风雷》在办了五期之后，偃旗息鼓。
接下来的三年，我变成了一个全校闻名的怪物，茕茕孑立，孤言寡语，总是流连在图书馆。我读了很多书，却也陷入了更深的苦闷和彷徨；我写了不少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投过稿，因为我知道它们不可能得到发表；我爱上了一个女孩，但因为自惭形“怪”而不敢表白；学校和班级组织的所有活动，我都敬而远之……总之，我知道自己成为了“边缘人”，不过，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坚信万物发轫于边缘，我坚信异端自有其力量。
偶尔，我会独自一人到玉渊潭或香山上转转，听听拍打河岸的涛声，看看年复一年的红叶，思念着我的那些一去不返的朋友们……少年时代的慷慨激昂，一去不再，读书会无声无息地解散了，只剩下我执着地凭吊着我们的理想，像一个在黑暗的莽原上，佝偻着身躯守护一点火光的老人。
我迷上了一首名叫《江湖行》的歌，听个没完，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见过许多我这样的年轻人，
走啊走啊停下来那么伤心，
这个曾是他们想要改变的世界，
成了他们不可缺的一部分。”
我给自己划了一条底线：可以跌倒，可以沉沦，可以玩世不恭，可以自我流放，但绝对不能投降，不能变成我想要改变的世界的一部分。
大学毕业后，我走向了社会，至此开始了更加艰难和坎坷的岁月。
靠着学生时代锻炼出的忍耐、坚持和不畏孤独，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推理小说的写作者，我在每本书里都多少投射了一些昔日的影像，我的作品中的一切精神特质，都可以从学生时代找到根源：比如，我写友情远远胜于写爱情，我笔下最有光彩的人物永远是理想主义者，我擅写重压之下人们的扭曲与畸变，我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个体的觉醒上，我对任何反人性、“体制化”的东西都恨之入骨，我每本书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绝望，和绝望中的反抗。
还有，小说的结尾，我们总是能从一败涂地的现实中扳回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