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礼器贸易交换，不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货币支持的商业化贸易，而是庙权贸易，以众多农业部族共同信仰的天象农时之神为名，对参与贸易的沿江沿湖城邦，施以奖赏或刑罚。而祭司或巫师，是祭祀农神天神的主导者，他们在像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这样的农时或节庆，于宫庙带领各方力量进行公共祭祀。在祭祀中，农业剩余和生产制品的分配也就以神的名义、在神的监督下发生了。这或许就是后世庙会的上古渊源。
所以，上古江汉稻作文化的内部循环就是：在庙会祭祀中，农业剩余 《=》手工制品交换。这种手工制品，初期只是石礼器、绿松石饰物、玉器，后来，升级为专业作坊规模生产的小型陶制礼器，例如石家河文化中具礼仪功能的动物陶器，最后，才是爵斝之类的青铜礼器，如盘龙城和二里头所见。
多数甚至所有交换物品，都是蒙神所赐，为神保佑，是礼物，或者，是被祭祀仪式中介了的交换物品，而非商品。
礼物是债。现代社会，拿了礼物，是要还人情债的。同样，上古时期，制品能做成，都是天地神灵祖先（神）庇佑，得了神赐的礼物，当然也要给予相应的献礼。赏赐、恩典、惠赠，对应的也是牺牲、奉献、功劳。
这不难理解。既然乡土文化是人情往来，那么，上古文化，较为原始，更似乡土文化，也是神人往来，只不过，其以祖先神和各方神为监督者，而乡土人情往来，大体是以家族宗祠为监督者的。甚至可以认为，上古庙堂，类似后世乡土宗祠，连建筑物的规格都接近呢！
以神之名的礼物奉献分配要能持续，当然在于农时看得准，这样农事才能顺利进行，带来农业剩余，进而养活手工生产者和祭司管理者。
稻作产业严重依赖二分二至等农业时节，真切体现农业靠天吃饭。一旦气候剧烈波动，祭司的观象授时失准，内部生产、跟着分配，都会出问题。内部循环不畅，外部势力也会趁虚而入。
在6-7千年前到4千多年前的温暖期，气候都比较稳定，规律性很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发展连贯，其影响远及汉水支流丹江，跨汉水-岷江分水岭进入成都平原，也扩展到河南伊洛地区，以及大别山以东的淮河流域，再北上延伸到山东。上古神州，处处都是稻作文化地带。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正是上古的黄金时代，或可对应于尧舜。
但在4200年前，气候干冷，导致北方干旱和南方洪水频发，稻作文化的公共祭祀仪式的号召力减弱，贸易和分配循环也随之败落，石家河文化诸城邦的稻作农业联邦，陷入混乱。为稻作城邦提供石器玉器原料的山地猎民，觊觎农业财富良久，瞅准时机，或许利用某次贸易之便，占领石家河，是为三苗。
三苗从前仅为农业城市提供矿物原料，现在进占中心城市，掌控生产环节，更加倍生产玉器，强化巫术祭祀，以震慑定居农业群体，让他们对神欠下更多的债。
但出身山地的三苗部族不谙水利，又兼天灾持续，农业生产更趋衰败。两三百年后，本地稻作族群在大禹带领下，赶走三苗，重建稻作农业社会体系，又得天助，气候逐渐恢复正常，大禹治水收到重大成效。
如果不是三苗的外部侵袭，大禹难以建立家天下。为对付山地居民，平原地带的王权才有理由发展。在三苗未曾威胁之前，江汉上古文明只顾生产和祭祀（分配）。三苗侵占石家河的事件发生之后，外部势力的威胁不支持平等的联盟，而是呼唤集中的领导。大禹的家天下应运而生。
可以猜测，大禹族群重建稻作农业系统、大修农业水利、开沟渠排洪涝之后，或许也控制了尧舜时期尚无法控制的石料和玉料来源，将三苗驱赶到更远的山里。进而，他们还广拓原料，探索孔雀石为代表的青铜原料，在三苗擅长的玉器制作之上再升级，尝试增加青铜礼器，后来总其成者，或在盘龙城的商汤时代。
黑陶、玉器和青铜礼器，通行古黄河以南、岭南以北、西到峡江丹江、东到淮河的广大地区。黑陶贸易之盛，约在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贸易之盛，应在后石家河文化三苗时期。青铜礼器之盛，则在位居铜矿贸易流通中心的盘龙城崛起之后。
与生产贸易链的升级相配合，还有巫觋祭祀模式的改变。尧舜时代，重点在神，祭司不显于礼器，神保佑和监督诸多城邦组成的庙会贸易联盟，主要城邦恰如扶桑十日，轮流值班祭祀。三苗反之，推崇神人，如后石家河玉器神巫玉像所见。而后羿射九日、留一日，这一传说或许预示，干冷气候下苟延残喘的城邦联盟，被大禹的一王制领导取代。
这样，对外（三苗山地部族）有王权防御，对内有玉器原料生产贸易链控制（以及青铜礼器的试验）、水利建设、大王引领公祭，大禹部族领导的稻作农业社会，取得了内外平衡，比专注于内部生产贸易机制的屈家岭石家河、擅长于外部联系或斗争的后石家河，更具韧性。
早期稻作农业从兴起到衰败再到中兴的三步曲，分别对应尧舜 - 三苗 - 大禹的传说时代，在考古文化上，则对应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 后石家河（或肖家屋脊文化）早期 - 后石家河文化晚期，在礼器交易上，则对应陶器玉器生产贸易 - 玉器原料生产贸易链 - 玉器原料生产贸易链和早期青铜生产贸易。
3 南稻北麦形成：汤商 - 殷 - 周
再看稻作文化中期。此时，因华北干冷，湿地减少，沼泽变干，稻作文化南撤到今天的范围，黄河中下游逐渐转为麦作。
兴起于盘龙城的商汤，正是利用其居于铜料运转中心的优势，于青铜礼器兴起之后，从大禹后裔那里夺取庙堂的主导权。大禹部族长期治水，主导礼器分配，如玉璋，对青铜只少量尝试；但商汤，很可能源于湘鄂赣边区山地，就近掌握九黎山地部族所在的铜绿山等地的铜矿资源，对青铜礼器的控制，也从生产端扩展到资源端，有了大量露天铜矿资源，盘龙城的青铜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既然如此，汤商代禹夏的过程，就如三苗代尧舜一样，也会相对平和，重点在礼器全产业链的掌控，而非暴力冲突。
祭祀模式也有改变。大禹时代，王权主导，庙权退居次位。商汤尊重上古传统，恢复旧时联盟，扶桑十日神话重现。祭祀仪式一改，就是上古的改朝换代，犹如后世修正前朝国史一般。
凡接受认可玉器青铜礼器贸易者，皆可列入诸夏（或可曰诸商）一员。北到黄河中下游，南到洞庭湖和赣江，西到峡江、丹江、乃至岷江流入的成都平原，东到淮河中游，各地稻作文化都接入以盘龙城为中心的礼器贸易网络，而尊大禹、商汤为共同的英雄。
稻作文化天然的擅长内部协作，只要补上外部的短板，就能取得内外平衡，持续发展。汤商整合幕阜山青铜矿区的九黎、掌控青铜全产业贸易链，就如大禹驱赶三苗而掌握鄂豫陕交界山区的矿料一样，都在与周边社会的关系中取得成功。
新的平衡取得后，社会就会持续发展、扩张，所以，诸夏与早商时代，古黄河以南的伊洛、郑州，甚至更远的安阳，都是南方稻作青铜文化的延伸。而稻作生产与青铜礼器分配的体系拓展得越远，也就越容易遭遇它的反面。就像莫里斯（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所揭示的，任何文明，拓展越广，就越容易抵达它的终极边界，遭遇意想不到的对手。
稳定可靠的水田稻作产出，富有规律的农时节庆和公共祭祀，以及长期积累的玉器青铜器财富，都令古黄河以北的北方山地和草原畜牧族群艳羡。盘龙城青铜礼器产业兴起并成功北拓之后，新一轮的内外交替发展开始了。
初期，北方草原或山地部族从河套地区南下，抢夺稻作农业区的财富，如陶寺之于晋南稻作文化城郭。而随着北方干冷日渐严重，更多游战部族南下，陶寺本身即被石峁族群侵夺，石峁文化掠走南方的玉器，在草原边建立自己的石头城作为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