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地震云”
是一个极为普及的名词，且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
2017年
九
寨沟地震后，地震学界和媒体曾努力想要普及一个常识——“地震云”是伪科学。但这些科普文章收获最多的，却是质疑与谩骂。好在
百度百科的“地震云”词条，在来自气象局与中科院的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首次接受学术界意见，修改了“地震云”的定义：
“地震云，是一种被误传为可以提前预测地震的云，目前尚无准确定义，也不被气象专业或地质专业所认可，主要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流传。中外科学界、地震局和气象局等机构曾多次对此进行辟谣，强调目前没有有效证据表明云可以用于预测地震。”①
“地震云”之说从何而来？为何会有许多人相信这种伪科学？
掉入“幸存者偏差”的日本民科
1977年5月，日本《读卖新闻》刊登真锅大觉（九洲工学院助教）的文章《可从云彩形状预测地震》。这是由日本原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提出的“地震云”概念，首次见诸报端。
同年11月20日，
《参考消息》
刊登了真锅大觉文章的摘要，
首次将“地震云”这一日本民间说法引入国内。
同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
吕大炯
开始尝试用“地震云”来预报地震。②
1978年，吕大炯等人在《自然杂志》上刊文《地震云及其成因的探讨》，“认为地震云的确是一种地震前兆”，并举了两个例子：
（1）1977年11月26日早晨在北京中关村上空观察到“地震云”，次日天津宁河发生5.6级地震；
（2）1977年12月20日在北京密云水库附近山坡观察到“地震云”，次日日本小笠原群岛发生6.5级地震。③
图：“地震云”之说的提出者、前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
从一开始，
中国地震学界就不认同所谓“地震云”的存在。
比如，1978年，《地震战线》杂志第3期刊文《“妖云”、“前兆虹”和“地震云”》，介绍了键田忠三郎和真锅大觉关于“地震云”的观点。文章还介绍了日本地震学界对“地震云”的基本看法：
（1）“这种不科学的预报只能扰乱人心，在社会上引起混乱”（日本地震预知联络会）。
（2）“要是作个统计就可了解，云和地震的关系纯属偶然(巧合)”（东京大学教授萩原尊礼）。
（3）“地震是发生在远离日本本土，而且又是在海底数百公里深的地方，其前兆不可能在本土上空的大气中有反映”“云和地震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日本气象厅地震课）。④
亦即，
“地震云”在日本，是不被学术界承认的民科。
究其本质，“地震云”是一种在逻辑上掉入了
“幸存者偏差陷阱”
的伪科学。那些关于“地震云”的统计，一概只统计了与地震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云；更常见的情况是，同样的云出现在天空，却未发生地震，但因为逻辑常识的欠缺，这种情况未能进入统计，未能在民科们的所谓“研究”中幸存下来。于是，
无关被塑造成了有关
，偶然被扭曲成了必然。
“地震云之父”键田忠三郎访华
1979年8月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吕大炯的文章《建议重视“地震云”观测研究》，该报在当年的发行量，使“地震云”这一概念迅速进入民间，得到普及。
同年12月，“地震云”的提出者、原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受邀访华。
据吕大炯与键田忠三郎、真锅大觉等人合作编著的《地震云》一书披露，访华期间，键田忠三郎及其“地震云理论”得到了许多中方政、学高层人士的赞许与支持。
有人在中科院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言称：
“我们支持键田市长所说的地震云。在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为了验证地震云，我们每天在北京景山公园，从一定的位置进行观测并拍摄照片。为了使任何人都能够预测地震，让我们撰写普及地震云知识的书吧。”
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言称：
“我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键田市长所说的云是诚实的，云不会说谎，只要出现一定异常的云，就必然会发生地震，对于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我将马上指示中国国家地震局也要开展研究。我们非常欢迎键田市长进行专门的研究，并与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共同著书出版。”
有人在北京市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言称：
“键田市长和真锅先生来到中国，传授地震云的知识，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相信日中共同著书出版一定会取得成功。”
还有人在接见键田忠三郎时说道：
“为了拯救世界人类，请您坚持到底。并且，希望您对中国也给予指导。”⑤
图：1981年出版的《地震云》一书封面
压力之下，1980年5月，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一次“‘地震云’专题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国家地震局、中央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23个单位的46名学者。会上，只有极少数人主张将“地震云”作为预报手段全民推广，该主张遭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的反对。⑥
同期，双方还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展开论战。如《自然杂志》刊登了“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气象地震组”的文章
《“地震云”辨》
，从气象学的角度，指出吕大炯等人关于“地震云”的成因的描述，完全不能成立，且质疑“地震云”是否真实存在：
“从目前有关‘地震云’的各种报导来看，
是否有‘地震云’还是个疑问
，关于它的成因也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点，因此，我们认为‘地震云’还不能作为预报地震的一种依据。”
同期杂志还载有吕大炯的《答〈“地震云”辨〉》，但该文没有解释，何以日本小笠原群岛的地震对应的所谓“地震云”，出现在了2600公里以外的北京密云水库附近。⑦
图：《自然杂志》刊文《“地震云”辨》，对所谓“地震云”的存在提出质疑
1981年5~6月间，应国家地震局邀请，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一行11人来华作学术访问。期间也讨论了所谓“地震云”的问题。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宇津德治明确表示：
“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瞎说，地球内部的活动情况怎么能通过天空反映出来呢？”
同行的萩原尊礼教授明言：
“现在美国、中国、日本都有那么一些人在进行联络，想搞点名堂，那是无稽之谈。”⑧
1979年“地震云之父”键田忠三郎访华，给中国地震学界带来了不小的外部非学术压力。此次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访华，或多或少，对这种压力有所削减。
媒体乱入，痛批学术界
总体而言，作为伪科学的“地震云”，自起出现之日起，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很难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遗憾的是，在中国，关于“地震云”的论战，很快就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
1981年3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称：日本的键田忠三郎用“地震云”预报地震，成功率高达80%；中国的吕大炯用“地震云”预报地震，成功率更高达86%。1981年到1983年间，《光明日报》先后四次重点报道了键田忠三郎和吕大炯用所谓“地震云”预报地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⑨有《新闻联播》与《光明日报》的报道在前，其他跟进媒体之多，可想而知。
这些报道，让学术界非常头疼。中科院学部委员、原物理所所长
管惟炎
感慨道：
“院领导是不支持地震云的，那为什么容忍报刊、电视台胡乱宣传呢？本来对地震云有没有道理很好检验，我曾亲自告诉某观云者，让他把地震预报告诉我，他先后给予我4次预报，结果大都报错了。可是报刊宣传说，他预报的绝大多数都正确，这是哪里鉴定的？我们所的学术委员会根本不承认它！”
中科院学部委员、原物理所副所长
洪朝生
也很无奈：
“世界上本来每天都爆发大大小小的地震，某观云者看了云彩就说东边或西边有地震，当然偶尔会说对的，其实是胡猜。这怎么能说是科研成果？所里没有人相信他，可是外面宣传得起劲，《人民画报》、电视台这样大肆宣扬，不要闹笑话吗！”⑩
图：《光明日报》刊文力挺所谓的“地震云”
让学术界更头疼的问题，还在后面。
迄于今天，国际地震学界的共识仍是“地震无法做准确的短临预报”，除了某些特殊案例——比如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因频繁破坏性前震的存在，政府得以在大震到来之前通知民众避灾。这一不可复制的特殊经验（绝大多数地震没有这种示警性质的前震），使海城地震在当时的宣传语境里，成了“世界首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这种说法，相当于普及了一种“地震可以准确短临预测”的错误认知。于是乎，在在次年的唐山大地震惨剧中，举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地震工作者为何漏报了这次大地震”这个伪问题——对组织民众避灾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地震短、临预报，时至今日，仍是世界地震学界未能攻克的难题——而鲜有人去关注唐山建筑物的抗震性能。⑪
这种关注上的错位，造就了舆论对地震工作者专业能力的巨大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也延续到了所谓的“地震云”问题上。
于是，在1980年代的新闻媒体笔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局等反对“地震云”的专业学术机构，全部成了“打压科研突破”的反面角色。
比如，1984年的一篇关于吕大炯的报告文学《一个科技人员的第二条战线》，曾将吕“没有实验室，没有科研经费”、在中科院物理所得不到支持的状况，归咎于“物理所所长”“研究地震的权威部门”的恶意打压。据该报告披露，为对抗学术界的反对意见，吕曾通过关系，向高层政要求助，然后将高层政要“圈阅的文件，送到科学院、地震局、物理所”，以施加压力。吕还将自己的著作赠给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光明日报》特别刊发了中曾根康弘给吕的回信，营造出了一种“人家外国总理都承认（地震云），我们自己还不承认”的舆论；……
如此种种，给吕所在的中科院物理所，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但物理所并未轻易屈服，以致于该报告文学用嘲讽的笔调如此写道：
“吕大炯所在研究室的支部书记请示所领导如何表态，回答是：‘要顶住！’多么熟悉的字眼，何等‘英勇’的行为！”⑫
今天回过头去看，中科院物理所当年针对所谓“地震云”的“要顶住”，实际上是一种对科学的可贵坚持，确实称得上“英勇”。
学术界对电视片《大地震》的阻击
虽然连杨沫这样的报告文学名家，也出来写文章声援所谓的“地震云”，但报告文学的受众毕竟有限，最让学术界头疼的，是传播力度更广的电视片。在那里，他们同样被塑造成了“打压学术真理”的反面角色。
1985年，著名导演、编剧张光照开始筹备拍摄电视片《大地震》。该片的主角，是一位使用所谓“地震云”预测地震的学者“古大河”，其原型即吕大炯。，片子的内容，是讲述他如何准确预报地震，又如何被研究所的领导打压。
1986年1月底，片子拍完，计划于大年初二晚在浙江电视台首播。电视台将该片作为“改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进行宣传——此前拍摄的两部《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引起轰动，获得了极大成功。
据张光照自己披露，拍摄此片的缘由如下：
“1985年3月的一天，我刚结束了《经济日报》召开的会议，在北京海淀的一个招待所下榻。已将近晚上11点了，突然来了两位素不相识的客人，说是两位科学家(虽然事过境迁，我仍奉守诺言，暂不披露他们的姓名)。其中一位，是在地震预报科学方面十分有成绩的中年科学家。他们视我如久别的朋友，滔滔不绝地叙述了受压八年的各种经历。最后，
他们的结论是，电视剧可以为科学申张正义。
……他们说，已先后有三家最大的报社和电视台通过内参和报道反映过这些情况，甚至中央几位领导也专门对此作过批示，可是，事态仍在继续发展。于是，
他们在看完《新闻启示录》以后，则决定寄希望于这种拥有巨大传播力量的电视艺术。
”⑬
当时，学术界与舆论界在“地震云”这个问题上，关系已相当紧张。这部想要为所谓的“地震云”正名、“为科学申张正义”的电视片，很自然地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据张光照披露，审片过程中，浙江省地震局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剧中“古大河”的预测地震的手段“地震云”学说“在我国地震预报科学界目前站不住脚”。稍后，浙江台在片首增加字幕“地震云学说尚有争议，本片无意对此作出定论”，但广播电影电视部仍打来加急电话指示停播，理由是：
“经国家地震局审看后，就科学技术的依据而言，（《大地震》）存在许多不妥之处，播放后会引起观众对地震预报产生不必要的误解，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⑭
这场禁播，最终演变成了电视片制作组（以张光照为代表）与地震学界（以国家地震局为代表）的一场论战。
先是张光照在媒体上公开刊文，痛责“国家地震局某些同志”对待艺术缺乏“胸襟与大度”。强调“《大》剧不是地震预报科教片，浙江电视台不是浙江地震预报台，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理论与电视剧《大地震》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且直接叫板科学界：
“如果国家地震局能义正辞严地宣布，《大》剧里提到的学说纯属伪科学，并且言之有据，老实说，我们认了！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结论！”⑮
作为应对，国家地震局也致函同一媒体，强调出席《大地震》审片会的学者，“有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等单位的专家、教授30多人”，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论是科学性，还是社会效益，这部电视剧的主题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不能公演。”并明确回应了张光照的叫板，引用日本学术界的意见，将所谓的“地震云”学说定性为“胡说八道”，强调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地震预报不过关”。
国家地震局的回应文章，还痛责了媒体的不负责任：
“一个不曾得到科学鉴定的自然科学学说，仅凭着政治家甚至是外国政治家的支持，凭借个人的活动能量，凭借新闻界、文艺界的路子，便能在全国性大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颂扬文章；有关物理问题不听取物理学专家的意见，地震学问题不听取地震学专家的意见，气象问题不听取气象学专家的意见，却企求靠政治家支持和宣传工具的捧场立足，这岂非咄咄怪事！”⑯
对电视片《大地震》的阻击，可以视为所谓的“地震云”被中国学术界集体公开否定的标志性事件。可惜的是，这种否定无法遏制“地震云”这一伪科学的继续传播与普及；也无法遏制“地震云”进入中小学校的自然、地理与科学教材。自1980年代以来，中小学校长期热衷于组织学生开展所谓的“地震云观测活动”，无数学生在巧合所致的“预报成功”中，对所谓的“地震云”的存在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