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口红利断送的大清江山

本文的逻辑：

1.所有不以解决财政危机为目标的改革都缺乏诚意。

2.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需要改革就能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

3.用人口红利解决财政问题形成的路径依赖最终拖垮了帝国。

比如，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我们会为一些像王安石这样改革家扼腕叹息，感叹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总被保守势力扼杀。不过，进步和保守都是后人所给予的标签，身处当时，却有其现实的改革目标—— 解决财政危机。

一般来说，王朝运营一段时间后，开国之初的制度已经有积弊无以为继。当一个管理团队需要进行改革时，必然是遇到重大的问题了，而只有财务上的危机才能让管理团队达成改革的共识。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痛苦艰难。历史上每一次改革，在当时，都有清晰的KPI目标。能解决财政危机的改革都能延续，而不能的则被废除。进步与否都是后人所填。商鞅、张居正无论是五马分尸还是满门抄斩，因为改革方案解决了帝国的财政问题，所以政策得以延续。而王安石的方案并未改善帝国财政收支，于是“保守势力反扑”废除了新政。

通常改革成功，为王朝续命100年，不成功，大伤元气改朝换代。

但有第三种，王朝突然失去了改革动力，因为有一种其他方法改善了财政。

所有的进步都是倒逼式的，改革如此，发明创造也是如此。

一般经济学上说到的人口红利都是消费型的，比如讲到“婴儿潮”一代支持了大众消费等等。 但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生产型的。

回溯到元朝，中国也有一次工业革命，黄道婆的纺纱技术，为江南经济带来飞跃式的发展，上海当时“衣被天下”，成为世界的纺织中心。

但是和英国工业革命的珍妮纺纱机不同的是，当时英国面临的问题是黑死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劳动力人口短缺。但黄道婆当时面临的是江南人口膨胀，土地短缺，劳动力富余。

于是看上去类似的纺织领域的革命，因为面临的困局不同，所以解决路径也全然不同。珍妮纺纱机是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效率，而黄道婆的技术是如何在江南大量劳动力人口中，通过分工协作，降低成本，使产品具有竞争力，以解决吃饭问题。

这是中国工业化的特色路径，延续至今，当年浙江温州义乌等各个产业小镇，通过精细分工，把全世界任何一种产品的成本做到最低。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高度接触，成就了中国的竞争力。直到现在，阿里、顺丰、腾讯等依然利用的是这种中国特色的高频度的人的接触。

在世界还是以农业为主的时候，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约束了最终的人口数量。在西方社会，一旦面临人口膨胀，土地短缺，就会开始大规模拓荒殖民，生产力更多和技术相关。但中国不需要，在管辖的疆土内，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劳动力人口越多，产品就越有竞争力，生产力和人口有更多相关。同样的土地上，能容纳的人口远远超过欧洲。

于是，在元明清三代，朝廷只需要做一件事—— 建立起有效的人头税制度，就能在人口增长的时间段中获得持续的税收。

虽然乾隆在其父亲雍正手里接下了大清江山，但其父亲的改革精神和大政方针到他手上已然放在一边。

雍正是大清一朝第二有改革精神的君王（第一是慈禧，感到意外看老罗以前的文章），经过激烈竞争夺取了大位，不曾料江山已然外强中干。雍正精力过人，锐意改革，就摊丁入亩一项，看似只是内部的税制改动，实际上是整个帝国运转方式和价值观改变的前奏。承接张居正一条鞭法，彻底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改征收财产税。欧洲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演化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就是首先从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的税制改革。

乾隆不需要改革，因为一朝的运气都集中在乾隆身上，他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红利。短短数十年，人口从一亿不到增长到四亿。虽然有部分原因是丁银免除后瞒报数减少了，但更多原因是中美洲的番薯和玉米输入到中国，贫瘠的山地也能养活中国人了。

人口红利使帝国财政走上另外一条路子，虽然乾隆的父亲废除了丁银人头税，但他找到了另一种人头税征税方式——盐税。这项从汉武帝开始的专卖制度，一直是每一朝的重要税源。最多时占50%，少的时候也至少20%。

而这种既不会多也不会少的固定消费，唯一能使总量变化的就是人口数量。实际上盐税就成了人头税，比直接征收更有隐蔽性和强制性。乾隆年间，作为人口红利的盐税大幅度增加，成了最依赖的财政支柱。

乾隆年的盐税税制最复杂，各地官员最大的目标就是如何多征盐税，既有从量计税（广东），也有“盐引归丁”完全退到人头税（四川）。帝国的财政系统已经形成一种回路—— 只要加强征收队伍，就能征得超额税收，就可以养活更大的征税队伍，继续去征更多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