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伯托·艾柯丨书籍在未来会消失吗？

书籍在未来会消失吗

文 | 艾柯

我们有三种记忆。

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此种记忆由血肉形成，并归我们大脑支配。

第二种是矿物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数千年前，有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在埃及尤为著名，人们在其上刻下文字。

第三种形式则是今日电脑的电子记忆，它以硅为基础。我们还知道另一种记忆，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在埃及也同样著名，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当然，史上最早的犊皮抄本也源自动物的身体，第一张纸也是由兽皮而非木材制成，但我们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这样讲是为了简化植物形式的记忆与书籍的关系。

此地（译注：指亚历山大图书馆）过去始终致力于书籍的存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植物记忆的圣殿。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一种全人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回遗忘，发现未知。请允许我做如下比喻：图书馆是一种最可能被人类效仿的神的智慧，有了它，就可在同一时刻看到并理解整个宇宙。人可以将得自一座大图书馆的信息存入心中，这使他有可能去习得上帝智慧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发明图书馆，是因为我们自知没有神的力量，但我们会竭力效仿。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前283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

今天去建造，或翻新重建某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听来像是一种挑战，或是挑衅。报纸或学报上，经常有某些作家面对这全新的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大谈即将来临的“书的死亡”。不管怎样，就算书会像方尖碑或陶制书写板那样消失，那也不会是什么废弃图书馆的好理由。正相反，图书馆会因保存对过去的发现而幸存下来，就像博物馆一样，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把罗塞塔石碑保存在博物馆里，是因为我们已没有在矿石表面刻下文件的习惯了。

1996年建造的新亚历山大图书馆，矗立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图书馆的旧址上。

不过，我对图书馆的盛赞大概有点过于乐观了。我属于那种始终相信印刷版图书仍有其未来的人，顺便说一句，所有担心它们消失的恐惧，不过是其他诸种恐惧，或是对某种东西将要终结的无尽恐惧中的一种，比如世界末日。

在多次采访中，我都被追问过这类问题：“新的电子媒体会让书籍消亡吗？网络会让文学消亡吗？新的超文本文明会消灭作家著述的观念吗？”如果你思维清楚，你就能看出来，这些问题各不相同，还要考虑到采访者提问时的思维方式。某人可能会想，如果你的回答是“不会的。别担心，万事无忧”，那么采访者就会疑虑全消。其实不然。如果你告诉这些人说，图书、文学、写作，都不会消失，他们又会是一副失望的表情。那么，怎样才能弄到独家新闻呢？发表某位诺贝尔奖得主去世的新闻不过一条消息而已，说他还活着，活得还挺好，这样的新闻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也许除了那人自己以外。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试着去解开纠缠在这些不同问题上的思维乱麻。阐明我们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文本、文学、诠释等等。因而你会看到，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如何引出许多聪明的答案，或许还有，幼稚的采访如何产生了文化上的功能。

我们就从一个埃及故事开始，尽管这是希腊人讲的。据柏拉图在《斐德罗篇》所述，赫尔墨斯，或叫透特（译注：透特系埃及神话中的月神，掌魔法、智慧和写作，“赫尔墨斯”是希腊人对透特一词的希腊化改写），传说中书写的发明者，向法老塞穆斯（Thamus）展示了他的发明，法老赞扬了这种可让人类记住善忘之事的前所未闻的技术。但是，塞穆斯并未兴高采烈。“我的多才多艺的透特啊，”他说，“记忆之力乃天赐神赋，须经不断训练才可保持长青。可人类一旦得到你的发明，将无需再磨炼其记忆之力。彼等记事，将不再因内在之努力，而仅仅借助外部工具的力量。”

我们能够理解塞穆斯的偏见。像任何新的技术发明一样，书写或许已经弱化了人类的力量，尽管其表面上是被取代和加强了。书写成了危险之术，因为它减弱了精神的力量，它给了人类一个僵化的灵魂，曲解的心智，一种矿物的记忆。

当然，柏拉图写的是反语。柏拉图记下了他反对书写的理由。但是他也假托这些话是苏格拉底告诉他的，苏格拉底向来是只说不写（正因为他从未出书，所以他在学术争论中被人毁掉了）。现在，因为两个原因，无人再认同塞穆斯的偏见了。首先，我们知道书籍并不能使别人想我们之所想，正相反，书籍是一种激发更广阔思维的工具。只有在发明了书写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出于自发记忆（spontaneous memory）的杰作。其次，如果人们从前为了记事而训练其记忆力的话，那么，在书写发明之后，他们仍然可以为了记住书中所说而训练记忆。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力，而不是使记忆麻痹。不管怎么说，法老都是一种永恒恐惧的范例：即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

我故意用了“杀死”这个动词，是因为大概1400年之后，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讲到牧师克洛德·孚罗洛悲伤地看着他的教堂尖塔时（也用了这个词）。《巴黎圣母院》发生在印刷术发明后的15世纪。在此之前，手稿保存在少数文化精英们的手里，他们教给大众的东西，不外乎那些圣经故事，基督和圣徒的生平，道德戒律。即便是民族的史迹，或是最基本的地理和自然科学观念（如未知民族的性格以及药草或石头的功效），也是得自教堂的画像。中世纪的教堂就像一档永不可撼动的电视节目，仿佛可以告诉人们需知的一切，既针对其日常生活，也为他们的永生服务。

可是这会儿，孚罗洛把一本印刷书放在他的桌上，低声说“ceci tuera cela”：这会杀了它，或者，用别的字眼来说，便是：这书会杀死教堂，字母会杀死画像。书将把人们从其最重要的价值观上移走，助长多余的信息，放任对经文的解读和愚蠢的好奇心。

在（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写出了《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一书，他在书中宣称，印刷术发明所提供的线性思维方式，通过电视图像或其他电子设备，即将被更加整合的认知和理解方式所代替。如果没有麦克卢汉，想必他的不少读者会先手指电视屏幕，然后再指着印刷的书，说“这会杀了它”。如果麦克卢汉还在我们中间，今天他也许会头一个写出“古腾堡反击”这样的东西来。当然了，电脑也是一种人们用以制作和编辑图像的工具，也的确通过图形来发布指令；但是同样，电脑也确已变成一种首要的字母工具。字词和线在其屏幕上游动，而且为了学会使用电脑，你必须得先学会读和写。

第一种“古腾堡星系”和第二种有什么不同吗？多的很。首先，只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字处理器，才提供了一种线性写就的通讯，今天，只要它们呈现出一种超文本的结构，电脑就已不再是线性的了。说来奇怪，电脑是作为一种图灵机诞生的，每次只能执行一步，而事实上，在这种机器的内部，语言仍以这种方式工作，通过二进制的逻辑，0－1，0－1。然而，这种机器的输出已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就像一种符号焰火的爆炸。其模型完全不是直线的，它就像一个真正的星系，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的星与星之间画出意想不到的连接，从而在任何新的视点上，画出全新的天像图。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开始分而述之了，因为超文本结构通常意味着两种现象。首先，是一种文本式的超文本的存在。在传统书籍中，人必须以一种线性方式从左向右阅读（依据不同的文化，还可从右向左，或由上至下）。显然也可以跳着读——一下子翻到第300页——也可翻回来核对或重读第10页上的某些东西———但是这意味着体力劳动。与之相反，一种超文本格式的文本是一种多维度的网络，或者好比一座迷宫，其中每个点或节点都有与其他任何节点连接起来的可能。其次，是一种系统的超文本的存在。万维网（WWW）是所有超文本的光辉之母，一座全世界的图书馆，你能够，或者将会在短时间内，找出你需要的所有的书。网络是全部现有超文本的综合系统。

文本和系统的这种不同极其重要，我们过一会再说它。现在，先让我把常被问到的问题中最幼稚的那个搞掂，那里面的这种不同还不那么清晰。不过，通过回答这头一个问题，可以让我们弄清楚下一步的要点。这个幼稚的问题是：“超文本的磁盘，互联网，或是多媒体系统会让书籍消亡吗？”这个问题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会杀了它”故事的最后一章。但是，甚至这个问题也令人迷惑，简洁一点的话，它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a）作为物理形式的书会消失吗？以及（b）作为一种虚拟形式的书会消失吗？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哪怕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书也从未成为获取信息的唯一手段。还有油画，大众图像印刷品，口授，等等。简而言之，书被证实是最适合传递信息的手段。书分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对“供阅读的书”而言，我把正常阅读它们的方式称作“侦探小说的方式”。你从第1页开始读起，作者一上来就告诉你罪案已经发生，随着案情的进展，你就逐段逐段地读下去，直到读完为止，最后你发现凶手是那个管家。此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你阅读体验的结束。请注意了，哪怕你在读——比如说哲学论文时，也会出现相同的过程。作者想让你打开书，从第1页开始读起，随着他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往下读，好看看他怎样得出最后必然的结论。当然，学者可以在重读这样一本书时，跳着来读，好把第一章的和最后一章的某两个陈述之间可能的联系隔离起来。他们也可以决定去隔离——比如说，“思想”这个词在一本指定著作中的每一次出现，这样，他们就会跳过好几百页，好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种意图之上。不过，外行恐怕会觉得这种阅读方式很不自然。

接下来是那种供查阅的书，例如手册和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构想便是为了查阅，而完全不必从头读到尾。一个每晚睡前都要读《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读的人，恐怕是个引人发笑的怪人。通常，一个人翻开百科全书中的某一卷，是为了要了解或是想起拿破仑死在何时，要么就是硫酸的化学方程式。学者们使用百科全书的方式更为老练。举例来说，如果我想查查拿破仑有没有遇见康德的可能性，我会翻开我的百科全书的K卷和N卷：我找到拿破仑生于1769年，死于1821年，康德生于1724年，死于1804年，那时拿破仑已经当了皇帝。因此这二位没有会面的可能。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可能会查查康德或拿破仑的传记，但是对一生阅人无数拿破仑来说，一本短短的传记可能会将他与康德的会面忽略掉，而在康德的传记中，与拿破仑的会面便不会不提。简单地说，我必须在我图书馆的许多书架上快速翻阅许多本书；我必须记下笔记，好随后与我记下的所有数据进行比对。所有这一切都将让我付出艰苦的体力劳动。

是的，如果有超文本入替，我就可以浏览整个网络百科全书。我可以把一个已记录的事件，从一开始就与一系列散落于文本中的相似的事件联系起来；我可以从头到尾地比对；我可以去找一份所有以A打头的词汇清单；我可以去找所有拿破仑与康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事件；我可以比对他们生卒的数据——总之，我可以在几秒或几分钟之内做好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