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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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一起被教育部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来，得益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学从一门舶来的边缘学科成长为显学之一；但也正因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在不断变化，传播学也持续经历着范式转变。本文汇集了2017年发表于两岸三地中文学术期刊的数百篇传播学研究，以问题意识、研究取径、研究结论为筛选标准，兼顾主题聚类，挂一漏万，姑且从中遴选出十个板块，进行整合与综述。

2017年，“元传播”概念比之以往更加密集地出现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与《国际新闻界》先后推出了对这一概念的知识考古，呼应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潘忠党等学者的号召(王金礼，2017；胡易容，2017)。“元传播”概念于1951年被提出，在“神经控制论”和“符号-语用论”的时代思潮之下，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它来指称人际互动中“关于传播的传播”，包括符码化(传播的语言符号和人际关系)、传播发生的情境两个子命题。在元传播成功的前提下，交流双方的相互理解才成为可能。泰勒(Taylor，1992)也主张在语言学作为知识性元话语之外，传播应当作为一项实践性元话语——关于言谈的言谈，在实践中考察传播是如何规范与反身地完成的。对“元传播”概念的重访，乃是基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对人类交流语境的重构，以及作为其表征的元媒介对人类主体性和意义世界的巨大影响。因而，元传播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具体传播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元传播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元传播还被用来处理“新 闻变迁的核心问题”，新媒体将以往局限于新闻业内部的元传播问题推至前台，并消解了已有的元传播范本(潘忠党，2016)。尽管一众唱衰新闻专业主义的声音， 但研究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依然具有解放和规范的能力，它必须要在建构民主的公共生活的语境下重新出发，新闻从业者应当扮演新闻传播的践行者、示范者、阐释者和主持者，同时容纳非新闻从业者参与到“元传播”的公共讨论中来，在“容纳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模式中调适共存(潘忠党，陆晔，2017)。

对经典理论假设在新时期、新语境下的再检验是传播学常议常新的话题。当然，证实或证伪本身并非终极目的，再检验的意义在于为理论的适用范围划定边界以及从中发现新的问题。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运用即是如此。研究发现， 在2013-2016年“两会”期间的养老问题上，政府的议程设置需要通过媒体才得以完成,但媒体对政府议程的报道是有选择的，他们会相应“无视”“扩大”“变异”部分政府议题；而且媒体的议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议程，两者呈现出多元的动态关系(李红艳，葛瑶，2017)。而一项针对2013年北京地区的研究则无法从经验层面证实大众媒体的议程能够影响受众议程，但是不同时间段的媒介议程之间高度相关(陈阳，2017)。两相对比，或许更值得探讨的是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政府-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互动频繁、媒体报道内容保持着高度的稳定、却又无法有效地为受众设置议程时，大众媒体的没落之势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无视社会现实变化，也无视受众真正关心的社会议题”(陈阳，2017)。

当信息的接收者认为信息具有负面属性时常常会出现第三人效果，反之则会出现第一人效果。而假定影响模型对于信息的正面或负面属性没有要求，能够用以预期某一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进而为自身行动提供参考。这给第三人效果从认知到行动面向的延伸提供了可能。研究证实在面临劝服性网络动员信息时，除了自身受到的影响之外，对于他人网络参与和信息搜寻的预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网络公共参与的意愿，自我假定影响不论对于个人行为调试还是公共参与都具有显著影响(聂静虹，王博，2017)。

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也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催生了非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草根精英。他们不依靠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与声望，而是通过活跃于网络论坛与社交平台，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入驻时间越早、社交与内容生产越频繁，所积累的等级和资本就越高，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崔凯，刘德寰，燕 熙迪，2017)。网络论坛中草根精英的等级往往在看帖和回帖的过程中发生中介作用，对其他用户的参与度也产生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一旦他们在网络论坛中被认可、并被公布为意见领袖，其作用反而被弱化，加速了意见领袖群体的分化，足见网民心态的复杂和微妙(张卓，高维和，2017)。当我们强调意见领袖对他人的强大影响，意见领袖群体内部的互动及其效果同样值得关注。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政治立场仍然是意见领袖之间关注和互动的主要原则，新浪微博中的民主、自由人士是主要的互动群体，左派力量相对薄弱。意见相对明确、表达相对激烈的人远比中立群体互动频繁，两极式的观点更加突出和明显，因而互动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既有政治倾向的问题(庞云黠，苗伟山，2017)。

“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历史》(Internet Histories)学刊在2017年的创刊号中如是问道。它可以是一种技术形态，也可以是内容和社会空间，亦可以是立足于本地的经验(Abbate，2017)。对于海内外学者而言，互联网还提供了一条探底中国的学术路径，使之得以突破政治、市场、社会的表层，深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日常实践，“深度互联网研究”呼之欲出。所谓“深”，即在于深入日常、深入历史、深入反思。理论、概念、技术、行动，无一不在深度挖掘的时间与空间中释放着张力(杨国斌，2017a)。

而中国本土，除了产出鲜活的经验，还能提供什么?李金铨教授(2017)有感于自身的治学经验，找到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智慧与社会科学的严谨逻辑的相通之处。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引，作者探讨了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研究中多重真实的建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相互渗透、常与变、同与异的相对与辩证。归根结底,中国的传播研究，在专业化方面虽应以西方为师，但也应反省理论与母文化的契合度，沟通融合在地经验和全球视野。

从线下到线上，以往依靠身体在场的民族志研究也面临着情境转换的挑战，包括观察的方式从具体形象转向抽象符号、研究对象从现实社区转向网络社群，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在多种时空中来回穿梭。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民族志只是传统民族志的一种新形态，民族志的“深描”使命犹在，讨论应超越具体的方法层面，回归问题之中(郭建斌，张薇，2017)。不过，近些年来文学和人类学却开始反思这一共识性的前提——深描，它几乎成为一种神秘隐喻或方法论的护身符，代表了研究者获得“全知全能”视角的尝试或野心(Jackson，2013)。“深度研究”并不排斥 “浅描”(thin description)，从“解释”转向“浅描”，意在放弃研究者的“傲慢与偏见”，以一种开放而谦逊的态度看待科学的局限性，承认差异，避免对理论的盲目崇拜(杨国斌，2017a)。

互联网时代，个体的生存境况尤其值得关注。与大众传播的线性模式不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常常是一个动态、开放、非线性的混沌系统。对于信息接受者而言，原有的社会图景被肢解，阅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信息经过中间商的过滤形成 了新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却隐蔽而不可见。互联网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传播技术无限升级，裹挟于其中的个人更应保持反思与质疑，警惕被景观所异化，回归生活本身(陈力丹，2017)。

概念是人们认知和诠释历史现实的一种方式，而具有冲突性诠释空间的概念往往更具有历史显要性(鲍德克，1998/2010)。追逐“时效”一向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特色，庖丁解牛“新媒体”更成为传播学科的学术产出模式之一，但“新”“旧”之分却常常是基于个体的生命体验，预设了历史的中断，从而限制了理论的推理和价值的判断。作为一个相对的关系术语，新旧媒体的观念本身可能比媒体更具反思价值(Natale，2016)。界定“新媒体”何以为新，仍需回到特定理论提出时的具体语境，探讨传播媒介在信息生产、社会交往与移动三个层面的可供性(affordance)。同时，“新媒体”的命名是一个权力话语的操作过程，中国传播学界应尤其警惕政治或商业资本的驯化，致力于研究真问题，而非对关乎新媒体的严肃现实议题视而不见，或是将其简化为“治理”的问题(潘忠党，刘于思，2017)。

在文化研究领域，霍尔的“representation”是个再熟悉不过的概念，但其在中文语境下的使用却经历了意义的重大转折。其最初译介而来的翻译是“再现”， 而新世纪以来，“表征”一词经历了从科技领域转向人文社科领域、并全面取代“再现”的生命历程。它赋予了这个意义更多的后现代色彩——更为关注文化中的话语权力、意义争夺和符号分配。事实上，“再现”和“表征”共同组成了“representation”一词的双重意义：符号层面的描摹与文化层面的象征。两者应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不可偏废，才不致失去文化研究的丰富意味(赵毅衡，2017)。

“舆论”在西方是一个具有政治功能的概念，它意味着公民参与对于统治权力 的制衡。但当到了中国语境，“舆论”变成了有对错、可引导的意识形态工具。互联网时代更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个舆论场：两相抗衡的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舆情”便是这种形势下舆论的“控制性变种”，它源于管理和控制的需要，对舆论加以收集和分析，以期实现妥善管控。已成产业规模态势的“舆情”广泛分布于党政机关、官方媒体、大学及研究所，但其监测制度本身包含着逻辑悖论。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混用，实际上混淆了两者的重大区别：舆情的认识主体是社会统治者，而舆论的认识主体则是公众(胡泳，陈秋心，2017)。

概念史探讨过去各个时代的自我认知如何被表达、反映并体现在概念中。在特大事故报道中，从官方媒体对死亡的界定往往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权力秩序和文化结构。事故中不幸的受伤害者是一群无法被准确命名的群体，他们在1950年代被“工人”“工友”这样的阶级身份工具化；在六七十年被政治斗争空白化；在1980年代又被“灾民”“受灾群众”的指称自然化；到了1990年代，他们被“伤者/伤员”“死难者/遇难者”等更技术性的词汇庸常化；至新世纪以后，事故的不幸者成为陌生化的“他们”，而看似人性化的同情表述实则强化了“我们”的观看者身份(闫岩，邹文雪，2017)。

处在十字路口的集体记忆一直是各学科争夺解释权的焦点。心理学路径中，记忆是个体唤起的对象(think about)，他们更为关注记忆的机制，即一般的、普遍的心理原则，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中共享的公约数(Hirst & Manier，2008)。通过抓取网民在微博上对2012年-2014年间262个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发现，事件性质、传媒报道和事件结局显著影响了网民的记忆。时过境迁，事件的始末和细节可能会变得模糊，但作为记忆窄化结果的情绪却被强化。对于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网民的负面情绪——焦虑、愤怒、悲伤——远超正面情绪，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当前国内社会问题的认知心理状态(钟智锦，林淑金，刘学燕，杨雅琴，2017)。

但在社会学路径中，记忆则更多是用以思考的工具(think with)，如何看待过去，关乎当下的定位和未来的行动，因而集体记忆与认同、身份、政治休戚相关，其功能意义尤其被看重。新书《记忆的纹理》便是从传播学视角探讨国家权力、记忆社群、大众媒介如何形塑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与记忆文化(李红涛,黄顺铭，2017a)。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为例，这一记忆之所并 存着三种含义：它以浓墨重彩的“遇难者300000”为数字标识，构成了表意过程和记忆实践的物质性(material)根基；七处数字标识的集群生产出对抗话语、谴责话语、起源话语和纪念话语四套象征(symbolic)意义；并依靠解说、导游、参观者、幸存者及其家属等多个行动主体的记忆实践得以完成和巩固。最终在功能上(functional)激发与召唤集体的爱国主义情感、认同与行动(Nora & Kritzman，1996；黄顺铭，2017)。

“网络纪念”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记忆形态，依靠数字化技术，集体记忆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和秩序，互联网的现代气息和技术潜力往往能够吸引年青一代自觉加入到记忆实践之中，因而被纳入国家机器，用以培养政治主体(Yang， 2007)。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南京媒体推出了“捐砖”“和平树”“紫金草”三项线上纪念活动，记忆动员贯穿线上-线下，镶嵌于整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文化和悼念政治之中。线上纪念活动与大屠杀和公祭日的主导叙事高度契合，深受国家法团主义框架下的文化生产逻辑和地方媒体的制度环境之影响(李红涛，黄顺铭，2017b)。

2017年，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成名作Speaking into the Air的第二个中译本《对空言说》出版，他对于传播观念的文本点金术使传播研究得以在人文经典领域里名正言顺地垦殖，其中提出的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为从传播的角度研究AI、VR、AR等新技术提供了新视角(刘海龙，2017a)，这也符合彼得斯的一贯主张：思想——而非传播学一直以来颇为介怀的身份，应当是学术领域中最关键的因素。学科部门的人为划分将关于传播问题的诸多有价值的思考拒之门外，从而逐渐滋生内卷化(Peters，2008)。近年来，他呼吁重新反思技术决定论，搁置既有的偏见，在“禁区”里挖掘丰富的思想资源(Peters，2017)。类似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响应。技术决定论不等同于媒介乌托邦，真正的技术决定论意在强调人类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而这，才是真正用传播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的独特路径(胡翼青，2017)。

这一反思的过程在德国媒介理论家基特勒(台译为基德勒)(FriedrichAdolf Kittler)那里早已开始。他公然宣称“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Kittler， 1986/1999：xxxxix)，超越人本中心立场和社会文化决定论，重新诠释媒介技术史。2017年，《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基特勒，1986/2017)中译本在大陆出 版，台湾学术期刊《传播研究与实践》也发表了专题文章，钩沉基特勒的媒介思想。麦克卢汉在基特勒的学术脉络中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但二人在“媒介如何决定”这一点上存在根本分歧。麦克卢汉所主张的媒介的决定力量在于其作用于感知系统，引发感觉经验的转换；但基特勒则认为媒介的技术逻辑与人类感知经验的同步只是一种偶然，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在于技术结构能够改变媒介的结构与意义，因而他所分析的乃是因媒介技术而成为可能的“论述网络”(discourse network)(黄顺星，2017)。

除了海德格尔、拉康、麦克卢汉、福柯、德里达等理论渊源外，基特勒对于技术媒介的“功能性”的关注，使他与卢曼(台译为鲁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理论遥相呼应，两人的媒介理论都彰显着对于讯息的关注，将焦点转向传递、流通、循环等功能面向(蔡博方，2017)。和德布雷相似，基特勒延伸了“媒介”的概念范围，将其视为“存储、传输、以及处理的通用原则”，是技术手段、过程与网络的交互共构，因而整个人类历史记录都成为媒介研究领域，而不拘泥于报纸、广播、电视等技术媒体诞生以降(唐士哲，2017)；“技术媒介”概念的提出结合起之前彼此区分的媒介科技和传播管道，尝试在不同类型的媒介之间建立起“一般性联结”，避免仅从“讯息传播的时空跨度”或“技术上或物质上的创新”来定义“媒介”(蔡博方，2017)。基特勒将“论述网络”视为媒介分期的主要标准，分为关于字母与书写的论述网络1800、电影和留声机等类比技术的论述网络1900以及电脑世界的作业系统网络2000。在人机共处的当下，电脑绝非单纯的工具，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人类在其中受到电脑硬件操作及软件性质的遮蔽，其与机器之间的伦理关系成为人类必须正视的课题(林思平，2017)。透过这些抽象晦涩的描述，基特勒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反思尤为发人深省：只要主体的问题还没有在媒介-科技的脉络中被讨论，我们甚至都没有能力提出正确的问题(Kittler，1986/1999：xxxiv)。

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的社会抗争研究在视角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延伸：从聚焦社会抗争的媒介镜像转而更为关注行动者的抗争实践。这一转向基于两个现实原因：第一，对于媒体的舆论掌控在不断增强，使得国内媒体的报道在选题上倾向于相对安全的环保抗争，在话语上倾向于和谐的对话框架，转载官方通告或央媒通稿成为社会抗争事件的报道常态，媒介镜像趋于静态；第二，社交媒体的“连接性领导 力”使其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组织结构的核心元素，相连的自我中心网络、汇总资讯媒体、分享等三项特征建立了“虚拟接近性”，让人们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号召参与或实际参与社会运动，造就个人大众传播，提高了参与社会运动的几率(陶振超，2017)。尤其当民众基于利益诉求的自主“表达”难以得到政府的有效“倾听”与回应、无法实现政治沟通的良性循环时，借助网络舆论倒逼政府则成了相对可行的办法(杨逍，2017)。抗争者的策略在于，借由新媒体工具发起的传播实践激发新旧媒介之间的循环传播，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框架，最终获得社会同情与官方信任(周裕琼，杨云康，2017)。不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围观、形成热点的前提在于，抗争实践足够吸引眼球。于是，戏剧性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式抗争”作为一种抗争诉求的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应运而生(刘涛，2017a；刘涛，2017b)。

相比于西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理性交往”的普遍推崇，情感和大众文化常常被认为无益于培育高度参与性的公众。但揆诸中国历史，社会情感的道德真实性往往比现代西方的理性沟通更具规范力量，理智与情感也并不总是相互排斥(林郁沁，2007/2011)。及至当下现实的媒介与社会生态，情感抗争常常是特定政治机会考量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与发生地域、事件规模、抗争者身份、资源、利益相关度等变量相关。理性与情感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和融合，理性——情感——理性的动员方式成为抗争动员的新常态(郭小安，2017)。

尽管国人并不看好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也不得不承认沸腾的集体主义情感常常是政治参与的有力推手。新浪网的社会新闻中就存在着明显的“愤怒”偏好，且与新闻的传播热度之间正向相关(徐翔，2017)。留守儿童议题之所以能够进入公共视野，正在于媒体呈现的底层“痛苦”引发了“道德震撼”和超越阶层的公众“同情”，弥漫于网络空间的情感体验为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改变提供了某种可能。不过，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底层“痛苦”所激发的关切只是短暂和偶然的，其获得同情的机会结构正在萎缩：一方面，公众面临着“同情疲劳”，大量的底层“痛苦”情感提高了公众的同情“阈值”，边际效益递减，导致只有更剧烈的“痛苦”才能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袁光锋，2017)；另一方面，自2013年以来，网络动员的情感逻辑受挫，悲情、戏谑、愤怒、怨恨等主导情感往往被冠以负面情感、非理性、煽情等标签，以“文明净网”的名义予以打压。作为社会规训技术的文明话语成为网络治理的新思路，致力于消解情感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重构社会的情感结构。在国家力量的强势主导下，网络文化中的抗争性网络事件正经历 着向共识性新媒体事件演变的结构转型(杨国斌，2017b)。

在新近出版的《分享的时代》(The Age of Sharing)一书中，作者约翰 (Nicholas A. John，2017：6)认为，分享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英文的“分享”观念在计算机语境下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它源于1950年代后期电脑计算中的“时间分配”与“磁盘分配”，随后“传播”的意义被纳入“分享”观念中；Web 2.0时代以来，尤其是社交媒体崛起后，它更与平等、无私、给予等观念相勾连，成为积极参与社会关系的象征和充满正面意涵的劳动方式(John，2017)。中国的字幕组文化便是在文化产品全球流通的背景下，一部分无名劳动者跨域流动与合作而产生的。他们自愿应征而来，在高效的运作方式下，无偿将劳动成果与网民分享。这份自愿、荣誉、共享和协同的青年公益文化，体现了一种共产主义工作伦理的的回归(张斌，2017)。不过，字幕组生存的挑战在于，它对现代文化产品贸易核心规则的版权预设——人们需要经济报酬的奖励以进行智力或艺术上的创造——构成了威胁和挑战(Gillespie，2007：22-23)因而，字幕组或被关闭或被收编的命运也就在意料之中。

当“分享”的修辞力量成为一种迷思，就可能走向其反面，美化商业买卖，服务于新型的剥削机制。资本主义模式下劳动的本质特征在于“掩盖(obscuring)并获取剩余价值”(Burawoy，1979：30)，而劳动者的自愿顺从是最关键、最有效的方式。互联网产业把这种“同意”的生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将内容生产以“共享”“参与”“民主”等名义交给用户去自由劳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后者的创造力，如此一来，互联网中的自我表达、信息分享、知识生产、粉丝参与等情感劳动为其背后的平台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收益，让生活变成商品、社会变成工厂。这套动员机制和劳动剥削非常隐蔽，依靠互联网技术结构的设计、商业意识形态的“询唤”得以实现，数字资本的剥削之路因而畅通无阻(林颖，吴鼎铭，2017；吴鼎铭，2017)。不过，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批判商业机构挪用“分享”观念的人，他们对“分享”的理解和想像与商业机构并无二致——都假设了“分享”的积极意涵。这种神话“分享”的观念本身也值得反思，它隐含的是公共领域的扩张和私人领域的萎缩，从而造成“自我”空间的压缩(李立峰，2017)。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视角中，“劳动”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奴役性行为，服务于剩余价值制造和资本增值的过程(吴鼎铭，2017)。但在中国本土语境下， “劳动”却没有这样的批判意涵，相反，“劳动最光荣”是社会主义中国一贯的口号。中国传统中的“劳动”概念常常隐含着从业者的卑贱属性和过程的苦痛意义，近代心-力、脑-体的分工则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代“劳动”观念是作为描述西方工业社会的概念而被引介到汉语中的，“劳动”涵义被扩大，在工人阶级革命和政治的叙述传统中，劳动转而成为一件快乐、光荣的事情，“劳动”的神圣与“劳动者”的神圣合流(刘宪阁，2017)。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媒体从业者的劳动经历了道德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新闻媒体被视为非盈利的事业单位，新闻记者则是“体制内”的服务人员，其劳动被高度国家化，“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主流话语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信条(王维佳，2011)。但在市场化机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劳动的社会属性和公域属性逐步被消解，媒体从业者的劳动被窄化为“挣工分”的个人谋生活动。计件绩效制和编制成为都市报差异化劳动权、压低劳动成本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当下媒体从业者同工不同酬、低福利、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权困境(夏倩芳，李婧，2017)。出版行业中的知识劳工经历了相似的生命历程，尤其阶层关系和权力动态的变化使得他们不仅要承受信息技术带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信息过载等压力，还要面临市场竞争和政治宣传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单位制度的改革、编辑内部的等级化等相同处境(Yao，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