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华：陈平的“秘计”|文史知识

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七日方脱困，此次事件，史称“白登之围”，又称“平城之围”。白登山的具体位置，通行说法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靳生禾、谢鸿喜《汉匈白登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考证在今采凉山，其说可信。

刘邦等人白登之围全身而退的原因，《史记·陈丞相世家》称“高帝用陈平奇计”得以脱困，然又称“其计秘，世莫得闻”。两汉之际，桓谭首倡陈平献“美人计”说，颇为后人诟病。此计究竟为何秘而不宣，后人皆有不同推测，颜师古认为“其事丑恶，故不传”，又引郑氏语曰“以计鄙陋，故秘不传”；胡三省认为“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柏杨认为“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影响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109页），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皆由桓谭“美人计”思路发展而来。

如果不将白登之围陈平所献“秘计”想得那么龌龊的话，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或许会找到更符合当时文化思想与历史事实的真相。 

桓谭是揭露白登之围陈平秘计的第一人，我们不妨先看看他的记载：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称：“按《汉书音义》应劭说此事，大旨与桓《论》略同，不知是应全取桓《论》，或别有所闻乎？今观桓《论》，似本无说。”（《史记·陈丞相世家》）据此可知，东汉应劭《汉书音义》亦有此说，然裴骃并未落实其来源。至唐颜师古，则认为应劭之说即取自桓谭《新论》。《汉书》颜师古注称：

根据颜师古的说法，桓谭对“平城之围”的解释，实际上是“以意测之”、“非记传所说”。孙楷第先生也认为，桓谭之说乃推测之辞。他在引桓谭《新论》记载陈平秘计一段材料之后，说：“据此文，则陈平奇计非谭所能知，所设陈平说阏氏之言，纯为想当然之词。”（《傀儡戏考原》，《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139页）针对应劭引陈平事，他又说：“应劭生汉末，所言如此。知陈平奇计解围，至是已由猜想而变成事实。”（同上）据此可知，孙楷第先生认为应劭之说袭自桓谭，并且桓谭时代，这个故事尚属桓谭推测之词，至应劭已被坐实。

根据此类说法，桓谭之言显然属于完全错误的推测之辞。具体分析桓谭言陈平所献“美人计”，确实大为可疑。例如，陈平“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云云，即有可疑处，因匈奴实行一夫多妻制，即使阏氏能去汉美女，岂能去其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美女之夺爱？“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云云，更为鄙陋，因“妒媔”乃人类天性，岂独匈奴阏氏所独有？因此，桓谭所言，大有漏洞。

但是，桓谭自称刘歆对其说“立称善”，如果纯属推测，作为当时的大学者刘歆，根本没有“立称善”的必要。即使颜师古，其说也自相矛盾。如他认为桓谭之说“以意测之，事当然耳，非记传所说也”，但在《汉书·匈奴传》注中又称：“谓自免之计，其事丑恶，故不传。”似乎他又认可桓谭之说。结合史书，让我们看看桓谭所言有几分可靠性。桓谭引“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一语，与《史记·陈丞相世家》“其计秘，世莫得闻”大致相同，可知桓谭曾见《史记》关于此事的记载。

桓谭称：“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史记·高祖本纪》称：“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这说明桓谭所言“七日”匈奴罢围，与史书记载相合。

桓谭称陈平之计：“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史记·陈丞相家》：“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隐匿不泄”与“世莫得闻”颇相合。

此计具体内容，桓谭有详细介绍，《史记》则无具体记载，这使得我们很难判断桓谭所言之真伪。从常理看，桓谭所言陈平之计，并没有什么值得隐匿的必要，先秦时期的美人计还少吗？“美人计”一说，不合《史记》所言“其计秘”记载。桓谭认为隐匿此计的原因是“欲使神怪”，显然是他认为有故意神秘化的意图。郑氏则认为“以计鄙陋，故秘不传”。其他“其事丑恶”、“其失中国之体”等说，似乎都能说得过去。

其实，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陈平之计颇为平凡，看不出有何“鄙陋”、“丑恶”或“失中国之体”之处，更无“秘而不传”的必要：

陈平是在大雾天气、“汉使人往来，胡不觉”的情况下，“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从这里看，陈平根本没有“往说阏氏”，更没有“秘而不传”的可能。桓谭所言似乎不太准确。

但桓谭之说，也有其合理之处。《史记·夏侯婴列传》记载：“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这里所言“高帝使使厚遗阏氏”，与《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矛盾，但却又验证桓谭“陈平往说阏氏”之言有合理之处。况且，《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与《夏侯婴列传》颇为相近：

此处记载，出自匈奴一方，说明汉高祖“厚遗阏氏”应有其事。这证明桓谭称“陈平往说阏氏”，确实有道理。

非常奇怪的是，既然桓谭所言，有与《史记》相同之处，为何刘歆还对桓谭之说“立称善”而未采纳《史记》诸说？桓谭之解释以及刘歆之“立称善”，说明两汉之际的学者不太相信《史记》的记载。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

“世莫得言”说明桓谭所言“隐匿不泄”是准确的，当时人对此事确实知之甚少。 

综上，桓谭所言陈平秘计，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尤其是，既然桓谭称陈平“隐匿不泄”，他为何敢于外泄呢？他所言“欲使神怪”说，有可能并非如字面意思那样简单，其中可能隐含着其他文化或政治背景，或者某些不能直接言说的暗示——而这正是解决白登之围“秘计”真相的重要线索。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史记·匈奴列传》所记阏氏劝冒顿解围的两个理由：第一，“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第二，“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在这种情况下，冒顿怀疑汉降将“有谋”，又“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根据这两点具体分析：阏氏的第一个理由比较勉强，冒顿的怀疑也不是关键原因。但阏氏所言第二个理由不能忽视，因为，古人比较迷信，阏氏称“汉王亦有神”，与桓谭所言“欲使神怪”，有点不谋而合，倒显得桓谭之言有欲盖弥彰之嫌。关于白登之围的记载，史书所言较为混乱，桓谭所言不知所出。我们需要从其他途径寻找线索。白登之围时的天象状况，《史记·天官书》记载曰：“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史记索隐》称：

根据这段文字分析，“月晕参、毕七重”应发生在白登之围时，当时月亮靠近参、毕或在二者之间。按照今天的科学知识理解，“月晕”是月亮穿过薄云层产生的光学现象。另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当时的天气状况是：天有大雾，非常严寒。我们知道，大雾天气一般发生在深秋、初冬的凌晨。结合《资治通鉴》的记载，白登之围当发生在高祖七年（前200）冬（十月）凌晨。月晕大多发生在满月时，因为此时月亮亮度最高，更容易发生月晕。这就说明，白登之围大致发生在十月中下旬凌晨时分的满月之后。又，满月之后，很容易发生一种天文现象——“月掩星”，即月亮靠近某个恒星之后，该恒星会消失在月亮明亮部份的边缘。

据上文《史记索隐》，月晕之初，“其占者毕、昴间天街也”。毕宿为西方白虎七宿之第五宿，昴宿为第四宿。七日之后，月亮很可能发生了向昴宿移动的现象。

根据现代虚拟天文馆（stellarium）系统，我们可以观测到汉高祖七年（前200）平城地区十月十五日以后的星空变化情况：十五日晚上十一点五十分，月亮完全落下，平城地区看不到月亮，参、毕在东方；此后，月亮与参、毕逐渐靠拢，大约在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开始，从平城上空看，月亮与毕逐渐靠近、重合，此时“毕、昴间天街”为月亮所遮掩；从地球上看，就是“月入昴”或“月犯昴”。唐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毕昴不见胡天阴”，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二十五日凌晨五时三十分之后，月亮运行到参、毕之间，之后，月亮与参、毕渐行渐远。

实际上，即使月亮尚未完全运行到参、毕之间，但由于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遥远，以目测的话，二十三日晚七时左右，平城上空看到的月亮几乎在参、毕二星之间，据虚拟天文馆系统，我们会看到，当时月亮与参、毕附近，有鬼星团、锥状星云、双星云等。史书记载的“月晕参、毕七重”，疑在此时。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测：二十四日凌晨三时，月亮在参、昴之间，之后逐渐向昴星移动，将会产生“月入昴”、“月犯昴”的情况。因此，“白登之围”当发生在十月十六日之后、二十四日凌晨三时之前的七天内。更确切说，白登之围很可能就发生在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一般凌晨五时三十分左右，辰星（水星）先升自东方，其后太白（金星）方升，然此时太阳已经升起，从东方看不到太白升起的情况，从而出现了二星“不相从”的状况。《汉书·天文志》记载：“辰星与太白不相从，虽有军不战。”笔者认为：这正是匈奴对汉军围七日而不攻的主要原因。 

但是，匈奴为何仅仅围七日，就解围而去，轻易放走了被重重包围的刘邦呢？这还需要从天象寻找答案。我们知道，“月入昴”、“月犯昴”，是发生“白衣会”天象的预兆。所谓“白衣会”，是昴星宿因星团浓厚产生的似云非云、似烟非烟的白气，后来被附会为国丧象征（赵贞《汉唐天文志中的“白衣会”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汉代“白衣会”一般被认为具有“胡王死”的象征意义。《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据此可知，昴星有“白衣会”之象，即匈奴大丧之兆。《后汉书》注：“《韩扬占》曰：天下有丧，一曰有白衣之会。”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十三则曰：“石氏曰：‘月入昴中，胡王死。’《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昴，天子破匈奴，不出五年中，若有白衣会。’……又占曰：‘月行触昴，匈奴扰扰。’……石氏曰：‘月出昴北，天下有福，一曰胡王死。’”（李零《中国方术概观》，人民出版社，1993，297页）可见，如果发生“月犯昴”，就会发生有利于中国、不利于匈奴的情况。

又匈奴军马布列，亦犯星象。“其西方尽白马”，《尔雅》称：“西陆，昴也。”《六壬大全》卷五：“凡四课，上下无相克，又无遥克，取从魁；上下神为用，曰昴星。课昴星者，酉中有昴宿也，酉位西方白虎金位，性主刑杀，义司决断，死生出入之门户。”可知昴星在西，此又具“白衣会”之象。白登之围时，陈平很可能抓住这种天象变化的机会，在往见阏氏之时，预言“月犯昴”并进言对匈奴不吉利的骑兵布置。

据阏氏“汉王亦有神”分析，匈奴对此类方术亦较为熟悉。《史记·龟策列传》记载：“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此言卜筮，然当时胡汉交往频繁，匈奴对星象亦应通晓。司马迁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汉人当然比匈奴更为熟悉并使用此类知识。刘邦作为楚人，对楚地文化较为熟悉，而楚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黄老、卜筮、天文等。如蒙文通先生曾言：“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才是巴蜀文化的特点。”（《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天文、历数之学，乃源自南方楚地。因此，当时陈平可能向阏氏谏言“汉王有神，不退兵将有白衣会”、“匈奴西方骑兵皆白马似白衣会”云云。否则，阏氏如何得知“汉王亦有神”？冒顿又为何轻易“解围一角”？在匈奴四十万大兵围困的白登山，如果没有非常严重的利害关系，匈奴冒顿绝对不会轻易放走已成瓮中之鳖的汉高祖刘邦。据《史记·匈奴列传》“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记载，匈奴所解方向，当在西方。《史记》记载，刘邦从白登山脱逃后，进入平城。平城即今大同市，在采凉山的西南，刘邦一众只能从白登山西方才能顺利进入平城。我们考证匈奴解围方向在西是有道理的。

包括桓谭在内，当时人之所以不敢记载或揭秘此事，主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政策有关。两汉之际，大致同时的扬雄、桓谭、刘歆，对谶纬、星象、天文、历算，无不通晓。《新论》对三人这方面的“辨析异义”之事，颇多记载。如《新论·启寤》记扬雄与桓谭辩盖天、浑天说；《隋书·天文志》记载扬雄难盖天八事，“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诸如此类，皆可知扬雄、桓谭非常通晓天文。然刘歆善言谶纬、星象等，并应用于政治。扬雄、桓谭对谶纬、天文却很少谈及，更谈不上将其与政治联系起来。

即使如此，他们的结局仍然比较悲惨：刘歆及其子女被杀，扬雄投阁“几死”，桓谭“不言谶”但仍被流放。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汉书·扬雄传》记载：

王莽以符命篡汉，即位之后，杜绝他人再有献符命之举。《汉书·王莽传》记载：“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甄丰父子、刘歆父子皆为王莽幸臣，仍然因符命不能幸免，可见当政者对治符命者相当敏感。尤其是，涉及“白衣会”诸事，更为王莽所不容。《汉书·王莽传》又记：

临即王莽太子王临，愔即刘歆女刘愔。王莽对自己的太子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刘愔通星象，知“白衣会”，此术显然得自其父刘歆无疑。而刘歆被杀，也与天文谶记有关。《汉书·王莽传》记载：

刘歆、王涉被杀与参与谶记、星语不无关系。由此可见，两汉之际与王莽新朝，对天文谶记禁止极为严厉。天文谶记是当时谋取天下的重要理论武器。即使至东汉光武帝时期，天文谶记仍然属于“禁学”。如《后汉书·窦融列传》：“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此处可知两点：第一，窦融教育其子“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以儒家学术为主，而不许学习天文谶记；第二，“不愿其有才能”，知在时人看来，知天文谶记属于“有才能”表现，但这种“才能”，当属“异能”。由此看来，方术可能属于当时方士掌握之术，士人识此者，多被禁止。

因此，“白登之围”匈奴围七日而不攻，主要与辰星、太白“不相从”有关；陈平“秘计”使匈奴“解围一角”，帮助刘邦顺利脱困的具体原因，主要与“白衣会”星象有关。对此，桓谭心知而隐约言之，扬雄、刘歆意会而不敢言之，后人不懂此类方术而不能言之，故使此类资料逐渐湮没在历史文献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2年第5期"文史百题"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