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班固，2005）。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业和食物的政治性，将食物安全视作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作为农业和食物关系现代化的标志，食物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断分离形成了横跨全球的复杂农业和食物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囊括人、组织、国家、法律规则、生态系统及价值系统等诸多因素，更隐匿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机制（Whatmore,1995）。揭示隐匿于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的复杂关系和机制，将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的“不可见”呈现出来，是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社会学的重要使命。为了回应这一使命，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农业社会学中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为基础的针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研究。在这一波研究浪潮中，涌现出了食物体制（food regime）、全球农业食品商品链（global agri-food commodity chains）、农业—食物政治社会学的新规制主义（agri-food political-sociological neo-regulationist）等重要理论流派（Buttel，2001:172）。
在这些流派之中，食物体制理论凭借其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政治经济利益关系的深刻阐释，成为社会学研究农业和食物现象经久不衰的理论工具。2000—2024年，国际知名社会学期刊《农业与人类价值》（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和《农村社会学》（
Sociologia Ruralis
）共刊发了39篇以“食物体制”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两刊间接涉及和引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作为从农业社会学中生发的理论概念，食物体制理论获得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远超社会学学科范畴，成为当下全球农业和食物研究领域跨学科交流融合最重要的媒介理论之一。2000—2024年，以“食物体制”为主题刊发的国际学术文章多达406篇，涉及发展研究、环境科学、农业科学、食品科学、地理科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这一方面与该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完善自身理论框架的包容性和拓展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食物主权概念广泛传播所推动的国际农业和食物研究转向有着密切联系。随着21世纪以来多次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和以“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为代表的食物主权运动的兴起，国际学界对资本主义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批判与对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探索赋予了食物体制理论新的理论使命和时代意义。这一理论流派不仅是当下国际农业和食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在农业和食物研究领域开展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媒介理论。
遗憾的是，尽管以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并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大食物观”的确立推动了国内粮食安全研究向食物安全研究的转向，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食物主权等国际农业与食物研究热点议题（周立等，2022；方平等，2023），但是学界对于食物体制理论及其所涉及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仍缺乏充分的讨论。部分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重要性，从而在对西方社会学农业和食物研究历程的梳理以及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弊端的分析中简要提及了食物体制理论（李静松，2019，2020；许准，2024）。然而，这种讨论对于揭示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的复杂权力利益关系以及推动中国农业与食物研究同国际接轨仍是严重不足的。基于此，本文计划从研究背景、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入手，对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经典食物体制理论进行扼要梳理。在追踪该理论在当代的关键转向、核心争论和前沿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讨论将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意义、议题和挑战。基于中国情境开展食物体制研究，既是农业和食物体系全球化趋势下保障中国食物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农业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二、跨越农场和国家的边界：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轮廓
（一）反思与超越：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背景
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最初是为了探索“农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及国家体系发展中的作用”（Friedmann & McMichael，1989:93）。这一理论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延伸与发展（Bernstein，2016:623），又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农业社会学的农业研究范式变革息息相关（Buttel，2001:168）。
“二战”结束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在前殖民地国家应用遭遇普遍失败，这引发了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强调的民族国家内部工业和农业的互补性只在英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得以体现，而欠发达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体系早在殖民时期便因殖民干预形成了严重的出口依赖（Amin，1974）。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的资本和势力对这些国家内部的国民经济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一个覆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然形成（沃勒斯坦，2013）。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再只依靠民族国家内部城乡或工农之间的互动实现，而是依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尺度下进行。因此，研究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和改造以及农业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都不能再局限于城乡差异、阶层结构、农业技术等民族国家内部的因素，而需要将跨国资本借由世界体系所施加的外部干预和影响考虑在内。食物体制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问题意识，并在全球尺度下展开对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迈克尔指出“食物体制理论并不是关于食物本身的理论，而是研究食物生产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这种关系被生产和复制的”（McMichael，2009:140）。
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还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有着更为直接的经验现实背景，并与西方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变革相关联。在食物体制理论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农业和食物体系正在经历着“去民族国家化”的浪潮。跨国农业公司逐渐成了农业投资、种植和经营的主导者，以跨国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商品链已然形成，食物的生产正在以种类为单位逐渐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彼时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仍局限于农业生产端的研究，无法为理解现实变化提供足够的帮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农业生产只是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一环，只关注生产环节的传统农业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农业快速全球化的新特征。这些研究者指出，必须超越传统的农业生产分析尺度，关注“农场大门”之外的动态、过程和实践，对农业供应链和消费端相关的内容展开研究（Buttel，2001:175）。正是变化的经验现实以及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呼声催生了以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为研究对象的食物体制理论。
（二）规则与体系：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
为了更好地呈现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全球食物体系来实现资本积累与再生产，食物体制理论借鉴了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的调节理论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以“规则”和“体系”为核心概念勾勒出食物体制的基本轮廓。
阿格列塔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模式称为积累体制，它涵盖了技术、劳动组织方式、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生产体制运行的基本经济条件。资本主义必须不断调节其制度形式以保障积累体制顺利运行，这种包含规则、惯例、组织形态和制度等复杂因素的调节的集合，即是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Aglietta，1979）。弗里德曼将食物体制解释为“世界范围内受规则支配的食物生产和消费结构”（Friedmann,1995:513），这里的“规则”就是阿格列塔强调的资本主义调节模式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体现。这种“规则”在食物体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修饰其所形塑的不平等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争取公众认同以获取制度合法性。例如，第一个食物体制实质上是英国殖民霸权为掠夺殖民地/移民国家的廉价食物而形塑的，但这种掠夺为“自由贸易”的“规则”所修饰，这种修饰形成的大众认同赋予了其制度合法性。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改变，支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规则”也会发生改变，进而推动新的食物体制形成。通过对“规则”概念的使用，食物体制理论将全球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回答了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这一核心问题。
沃勒斯坦认为，种族、民族或是国家始终是以某种形式联系在一起而非孤立发展的，因而总是会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则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呈现“世界经济体”的形态。世界经济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但也同时被文化联系或政治安排加强。世界经济体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实现资本积累这一主要目的，推动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国家体系结构。这种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和国家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居于核心位置的国家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会不断通过体系对处于半边缘和边缘位置的国家进行剥削（沃勒斯坦，2013）。食物体制理论借鉴了世界体系论的这一判断，并认为特定时期的全球食物体系是该时期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国家体系结构在农业和食物领域的投射，其外在形态即是农业和食物领域的国际分工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强调“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谨慎地不把农业和食物体系与普遍存在的国家农业政策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开”（Friedmann & McMichael，1989:95）。
（三）稳定与变革：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基于“规则”和“体系”两个核心概念，食物体制理论强调特定时期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需要和国际霸权秩序形塑了某种“食物体制”，这一食物体制以相对固定的规则支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并推动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国际分工体系的出现。而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改变，国际霸权秩序也将重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便会进入动荡的变革时期。旧食物体制的规则逐渐丧失合法性，其所组织的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崩塌。而孕育于旧食物体制之中的新要素则会逐步发展壮大，在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体制推动形成的新食物体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稳定—变革的研究视角正是食物体制理论区别于其他食物体系研究的本质不同。基于这一研究视角，食物体制理论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食物体系变迁展开了分析。
资本主义积累体制需要的变迁与国际霸权秩序的重组是食物体制形成和消亡的根本原因。第一个食物体制（1870—1914年）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外延性资本积累”体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需求推动的。而第一个食物体制之所以会向第二个食物体制（1947—1973年）转变，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向依靠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品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内涵型资本积累”阶段的转变（李其庆，2004）。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迁也往往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国际霸权的转移。英国凭借其庞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在“外延性资本积累”阶段成为世界秩序中心的霸权国家，进而主导了第一个食物体制（Friedmann，2005:234）。而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进入“内涵型资本积累”阶段后取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从而主导了第二个食物体制（Friedmann，2005:240）。
规则的合法性和体系的持续性是食物体制形成和消亡的核心动力。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需要并维系国际霸权秩序，霸权国家必须形塑一个以隐性规则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国际农业和食物分工体系，以实现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控制和主导。英国主导的第一个食物体制以“自由贸易”为“规则”，形塑了一个由欧洲工人阶层消费群体与殖民地/移民国家廉价农产品组成的“殖民—离散食物体制”（the colonial-diasporic food regime）。而随着20世纪初英国殖民霸权的没落、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新大陆自然生态灾害对“自由贸易”规则的冲击，欧洲—殖民地/移民国家的分工体系也难以维系，第一个食物体制逐步走向解体（Friedmann，2005:235）。尽管第一个食物体制走向了消亡，但其所形塑的以出口为生产导向的家庭农场主阶层却在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壮大，成为以“发展援助”为规则、由美国主导的“重商—工业食物体制”（the mercantile-industrial food regime）中的主要农业生产经营群体。从“自由贸易”向“发展援助”的规则转变使得第二个食物体制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比第一个食物体制更隐晦而难以察觉。但这一食物体制仍建立在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的基础上，因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粮食危机、经济危机和贸易争端的冲击以及国际秩序多极化趋势的加强，“发展援助”的规则日益遭受质疑，美国/欧洲—第三世界国家的食物生产消费分工体系亦难以维系，第二个食物体制因此走向了消亡（Friedmann，2005）。
（四）固化与缺失：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主要局限
通过将现代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发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经典食物体制理论揭示了隐匿于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但这种揭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遭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食物体制理论从政治历史层面出色地描绘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的发展变化，但这种描述却与调节理论的分析范式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该理论对全球食物体系历史阶段的分析过于模糊且充满矛盾（Araghi，200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典食物体制理论蕴含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是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复杂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过度简化。对资本渗透和改造农业的过度强调使得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对资本与农业具体关系的讨论脱离现实，变成了一种同质化的宏大叙事理论（Goodman & Watts，1994；Bernstein，2016；Marsden，2016）。这些批评揭示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局限和不足，进而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当代发展。
三、回归农业与资本的复杂关系：食物体制理论的当代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对当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讨论。然而，摆在学者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现象的复杂农业和食物体系。一方面，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进一步公司化和资本化。跨国农业公司主导了全球农产品贸易链条，并依托现代食品工业技术生产和销售着消费者难以追溯产地、无法判断成分的廉价工业食品，即“不知来自何处的食物”（food from nowhere）（Campbell,2009:311）。另一方面，反对跨国农业公司主导的廉价工业食品体系的社会运动也在全球各地兴起，这些绿色环保运动迫使跨国农业公司同时建立起一个符合消费者对环境保护和健康饮食的诉求、与廉价工业食品体系平行的绿色食物体系，向食物消费者提供能够被追踪来源且符合特定绿色健康标准的“来自某处的食物”（food from somewhere）（Friedmann，2005:246）。
如何理解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同时存在于当前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跨国农业公司是否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主导者？绿色环保主义的兴起对当下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当下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食物体制？发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经典食物体制理论难以全面回答这些问题，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宏观经济结构因素之下更为具体和多元的因素，由此推动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转向和生态转向。在此基础上，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者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的形态以及食物体制理论的命运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研究从范式化的宏观政治经济叙事中抽离出来，重新回到对农业与资本复杂关系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和讨论中。
（一）动力与断裂：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转向与生态转向
绿色环保运动对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影响使得食物体制研究者开始重视社会运动和文化合法性在食物体制变迁中的作用，并重新审视了食物体制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食物体制消亡的导火索是欧洲失地农民发起的农业保护主义运动对“自由贸易”规则的冲击，这些运动推动了农业重商主义在第二个食物体制时期的兴盛。而反全球化运动导致公众对“发展援助”的认识向“产品倾销”转变，这使得第二个食物体制的制度和文化合法性逐渐崩塌，并推动了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公司化和资本化浪潮（Friedmann，2005；Campbell，2009）。食物体制研究者们逐渐形成共识，即此起彼伏的绿色环保运动是否会冲击并消解跨国农业公司的制度和文化合法性将是决定第三个食物体制样态的关键因素，因而必须厘清绿色环保运动的根本成因。这一共识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转向朝着生态方向延伸。
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很早就关注到食物体制所导致的生态灾害，并将其视作食物体制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随着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变迁的核心问题，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者尝试引入政治生态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生态转向。“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sm rift）概念的引入揭示了资本主义割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循环、引发生态灾难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了旧食物体制的消亡是其形塑的食物体系在文化和生态层面的双重溃败所致（Campbell,2009:316）。而“生态反馈”（ecological feedback）概念的引入则解释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不断拉长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物理距离来削弱消费者对于食物体制生态灾难的感受，致使整个食物体系难以对生态灾害做出及时反馈，正如19世纪肆虐美国的“黑尘暴”难以被远在欧洲的美国廉价小麦消费群体感知。然而，随着气候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等跨越物理距离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资本主义导致的生态问题日益被消费者群体所感知，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掩盖食物体制造成的生态灾难，公众对于生态灾难的感知最终导致了愈演愈烈的绿色环保主义运动（Campbell,2009:317）。
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和生态转向使得食物体制研究摆脱了过度聚焦宏观现象的局限，转而关注农业和食物体系更为微观具体的动态。而对于资本主义农业和食物体系生态灾难性后果的关注则使得食物体制研究开始将人类命运与农业未来这些拥有更为广阔问题域的议题纳入食物体制研究的讨论中，主导了现代食物体制理论走向的争论。
（二）分歧与争论：第三个食物体制与食物体制理论的命运
在向文化和生态领域延伸的过程中，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者对于当下是否已经形成了第三个食物体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麦克迈克尔旗帜鲜明地表示新的食物体制——公司食物体制（corporate food regime）已经诞生，其最大的特点是跨国农业公司对全球食物体系的掌控（McMichael，2009）。跨国农业公司通过广泛的圈地运动使农民不断脱离农业生产，并将人类引向气候灾难、物种灭绝、金融混乱和大规模饥荒。尽管跨国农业公司被迫形塑了一套环境友好和符合健康饮食诉求的平行食物体系，但这也不过是跨国农业公司的“绿色洗白”（greenwashing）。麦克迈克尔因而呼吁，食物体制研究应与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运动相结合，为抵制跨国农业公司垄断并赋予农民更多主权发声，共同推动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性食物体系（McMichael，2014）。
然而，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基于如下三点理由驳斥了麦克迈克尔的公司食物体制理论及其替代性食物体系主张（Bernstein, 2016:641-643）。第一，并不存在绝对二元对立的跨国农业公司和农民群体，资本主义不仅通过自上而下的圈地运动和剥夺性积累实现对农业的渗透和控制，也通过自下而上的推动农民群体内部分化在农业扩大再生产中发挥作用。第二，并不存在完全脱离资本主义食物体系的农民群体，即使是麦克迈克尔所寄予期望的本地化生产的小农群体，在试图摆脱边缘地位、融入更大的商品市场时便已经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第三，传统农业和生态农业难以承担养活全球人口的重任，脱离资本主义回到传统和地方化模式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食物体系的有效替代。基于以上三点，伯恩斯坦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渗透和控制农业的方式与程度存在差异，但资本逐渐支配农业、重塑农业并最终将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总趋势并不会改变；当前食物体制理论研究应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控制如何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食物生产、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不平等，而不是简单地回归“去资本化”或“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化设想。
弗里德曼将二者的争论与食物体制理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认为无论是麦克迈克尔的主张还是伯恩斯坦的判断，都在暗示食物体制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Friedmann,2016:672、675-676、681、685）。在她看来，倘若资本主义食物体系到了必须被替代或最终导致人类灭亡的阶段，又怎么可能有新的食物体制可供研究；而倘若农业已经被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生产部门，失去特殊性的农业又有何必要被单独讨论（Friedmann，2016:673）。弗里德曼因而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极强的适应性和调节能力使得其一定程度上修复和遏制“新陈代谢断裂”，从而避免陷入不可回旋的生态危机。“来自某处的食物”并非只是跨国农业公司的“绿色洗白”，而是预示着一种兼具跨国农业公司特征和绿色环保特点的公司—环境食物体制（corporate-environmental food regime）出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农业并非只有被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单向命运。除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食物体系，未来依然可能会看到更可持续、生态环保的非资本主义农业的出现。这种农业并不是建立在回归传统农业模式和地方农业知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新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以及获得更多主动权的农民群体基础之上。
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的这场争论使得众多食物体制研究者意识到，宏观导向的食物体制理论研究难以识别资本主义内部的复杂派别及其内在矛盾，必须构建包含区域、国家等多元分析单元，关注所有阶层而不仅是农民阶层，同时具备中介理论、复杂方法、超越世界体系层面的食物体制分析（Otero,2016:303）。在这一共识下，新时期食物体制研究逐渐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和新议题，推动食物体制理论研究回归对农业和资本复杂关系的讨论。
（三）回归与突破：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新趋势与新议题
1.反范式与国家研究的回归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分析范式的反思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研究的再国家化和去中心化。尽管部分学者强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去调节和私有化的新阶段，国家在新的食物体制中已经沦为服务跨国资本需求的从属角色（McMichael,2021），但另一些学者指出，哪怕是在公司食物体制下，跨国农业公司仍需依赖由国家制定的各项贸易政策（尤其是农业贸易政策）组成的“新规制模式”（neoregulation）来改变市场规则，以实现自身的扩张和发展（Pechlaner & Otero，2008）。国家并没有丧失对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影响，而是通过更加多样化的形式来调节和控制着农业和食物体系，这种形式的具体样态取决于跨国（全球）力量、国家内部力量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Werner，2021）。因此，必须重新重视和讨论国家在当下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作用，推动食物体制理论研究的再国家化。在此基础上，随着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世界体系多极化趋势的加强，部分学者认为当下并不存在一个像过去那样由单一霸权国家主导的食物体制，而是正处在向多极化食物体制发展的过程中。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长期被经典食物体制所忽视的金砖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理应成为当下食物体制理论考察的重心（Escher，2021）。基于此，众多学者对全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食物体制展开研究和讨论，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国家研究的去中心化（Otero et al.，2013；Brown，2020）。其中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对中国在全球食物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的关注和讨论（McMichael，2020；Green，2022）。这些研究既反映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所处位置和扮演角色的认识，也影响着中国在国际食物和农业领域的声誉和形象。
2.空间性与多尺度研究的建构
资本主义与农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关系的复杂性是伯恩斯坦和弗里德曼批评公司食物体制理论的核心依据之一，因而也成为新时期食物体制理论学者关注的重点。为了揭示和讨论资本主义与农业关系的这种空间复杂性，新时期的食物体制研究积极尝试应用新的研究方法来还原不同空间维度下农业与资本主义多样化的互动过程。伯恩斯坦就强调应该将农业内部、民族国家内部经济和世界经济对于食物体制的影响都纳入食物体制研究范畴，从而将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的要素结合起来（Bernstein，2016）。一些学者则认为可以借鉴应用地理学中“空间拓扑”（spatial topology）的概念将任何食物体制讨论置于全球—区域—国家—次国家—地方的空间分析中，以突出“食物体制理论跨越空间的力量”（Wang，2018:748）。也有部分学者强调应该尝试与地理政治经济学（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合作，这是因为该学科在考察全球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空间多样性”上颇有建树（Jakobsen，2021）。总的来说，最新的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越发关注不同空间维度下资本主义与农业关系的复杂样态，以及这种复杂性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影响，从而尝试形成兼具历史性与空间性的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范式。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不仅将食物体制理论的应用从全球范围聚焦至更小尺度的区域研究，也为克服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处理资本主义—农业关系的简单化、同质化局限做出了贡献。
3.社会运动与文化维度的拓展
早在21世纪初，食物体制研究就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在食物体制中的作用。但正如部分学者批评的那样，这种关注仍停留在对食物体制中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和作用的抽象讨论上，却疏于考察不同时空维度下社会文化因素与资本主义在食物体制中更为具体的互动过程（Otero，2016:302）。因此，新时期的食物体制研究高度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阶层群体及文化观念在食物体制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学者们细致地考察了西班牙丰富的农业类型所形塑的不同农民职业群体如何在食物体制下影响西班牙食物体系的变迁（Ríos-
Núñez
& Coq-Huelva，2015）；
殖民时期的美国如何通过菲律宾农业工人阶层的无偿劳动来实现对廉价热带经济作物的攫取（Camba，2018）；
埃及国内金融资本家阶层如何与国际资本“里应外合”推动埃及农业的金融化和公司化（Dixon，2014）；
以及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的扩散如何导致本国中小规模农业的大面积消亡，并催生基于大规模土地租赁的新农业阶层（Torrado，2016）。
这些研究填补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关系复杂性考察的缺失，深化了食物体制理论对于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认为已有的食物体制研究过于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在反抗食物体制中的作用，却疏于考察顺从食物体制的文化和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使得该理论对食物体制霸权形成和运作过程的认识严重不足（Brown，2020）。
基于此，一批食物体制研究者考察了国际霸权如何借助社会阶层和文化观念形塑对食物体制的普遍认同。
例如，英国巧妙地利用印度种姓制度文化来分化印度农民群体，以维护其殖民食物体制的稳定（Brown，2020）；
危地马拉棕榈油农业扩张的背后是跨国资本对于危地马拉种族矛盾的利用（Pietilainen & Otero，2019）；
跨国农业公司通过改变北美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农业与食物的价值认知，成功掩盖了资本主义农业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Plank et al.，2020）。
4.雇工化与劳动研究的延伸
随着全球范围内土地攫取、土地整合以及农业扩张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跨区域迁移的普遍化，部分食物体制研究者注意到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日益雇工化的发展趋势。部分学者因而批评当前的食物体制分析几乎完全集中于所谓的农民阶层，却忽视了对农业中无产阶级工人的讨论（Otero，2016；Pye，2021）。劳动研究因而成为当前食物体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部分学者提出了以劳动为中心的食物体制分析方法，强调廉价农业劳动力是构成所有食物体制的基础。全球工资劳动体系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整合全球农业生产空间的产物（Rioux，2018:715）。另外有学者强调，需要在全球食物体制的运作中关注迅速增长的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可以发展为反抗资本主义食物体制的解放斗争运动的核心力量（Pye，2021）。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食物体制中的农业工人群体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调查，从而将食物体制理论研究延伸至性别领域，研究全球农业劳工群体日益“女性化”的趋势及其成因（Garikipati，2009；Diana，2024）。
四、探索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新可能：食物体制理论的中国意义
（一）潜力与意义：农业社会学视角下的食物体制理论
作为农业社会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世界农业和食物体系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回应，食物体制理论因其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隐匿的复杂权力关系与机制的鞭辟入里的揭示和分析获得了广泛认同。这种揭示和分析一开始是高度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因而在应对当下更为复杂多样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时遭遇了困境。然而这一理论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随着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研究的深入，食物体制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农业体系的运转和变迁不仅发生于宏观政治经济条件所形成的结构之中，而且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之中由不同的“行动者”推动和实施的。这一发现推动了当代食物体制的文化和生态转向，使得食物体制理论吸纳了政治生态学和地理拓扑学的相关概念，形成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多元分析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食物体制研究者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是否存在展开的争论中，食物体制理论展现了其容纳广阔问题域和研究内容的潜力。从最开始关注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到讨论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如何发展演变，再到农民、农业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争论，问题域的不断扩展使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研究不仅在时间、空间尺度上呈现多样化、具体化趋向，也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呈现向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多维度延伸发展的态势。
这些新趋势既有赖于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宏观政治经济架构所撑开的广阔空间，也与食物体制理论所立足和考察的农业的特殊性息息相关。农业是与所有个体、家庭、地区、国家乃至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产业，因而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食物体系的形成、变迁和发展也势必与人类社会的所有要素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强调聚焦于农业的社会方面，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the primacy of the social），即任何特定的经济关系都以一系列社会条件为前提（Newby，1983:74）。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否定食物体制理论对于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结构性层面的分析和讨论，而是认为在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变迁的宏观叙事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看到体系中的行动主体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一如农业社会学的恰亚诺夫传统和韦伯传统所强调的那样，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在全球的蔓延不仅是资本对农业生产、经营和消费环节的控制与替代，更是资本对身处这一体系中的社会和人的渗透与改造。这一过程既包括物质层面，也会延伸至社会生活乃至价值观念领域。而由不同类型的农业所形塑的差异化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也势必会反过来影响渗透进体系的资本。这种双向影响形塑了资本与农业关系的复杂性，因而理应成为食物体制理论未来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基于食物体制理论，讨论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都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角色与影响，考察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形塑了怎样的农业和资本关系，对于食物体制理论自身的发展完善，以及正处于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国际新秩序的中国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切入，结合食物体制理论的最新研究趋势，探讨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农业研究的可能议题及其挑战。
（二）启发与拓展：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议题
1.海外农业与国际农业和食物新体系
从重构国际农业和食物体系秩序视角来看，引入食物体制理论对于保障中国海外农业稳定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农食体系中的影响力意义重大。尽管中国主粮自给率一直保持高位，但食物自给率已不足70%（程国强，2023）。这意味着中国近三分之一的食物需要通过海外农业资源供给，深入参与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是保障中国食物安全的必然要求。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诸多食物主权的相关问题，学界对此亦有论述（韩一军，2023）。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在海外进行直接农田投资、开展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和双边农业合作以及收购海外农业企业等方式，以中粮集团和中化集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海外逐渐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中粮集团更是发展成为继美国阿丹米（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之后的全球第五大粮商，资产和业务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该集团总营收6921亿人民币，在全球粮商中排名第二。
全球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者都在密切关注迅速崛起的中国海外农业，并对中国将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部分食物体制研究者强调中国海外农业由国家主导的特点，进而将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政策与“新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海外农业的快速崛起反映了国家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影响力在重新增强（McMichael,2020）。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是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进一步商品化和资本化的重要推动力。2023年，中国进口了巴西73%的出口大豆，并以土地收购、资本投资和跨国企业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度参与到巴西的大豆生产经营体系中（Oliveira，2018）。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合作的正常现象，而且中国的海外农业贸易和投资合作显著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部分学者却担忧中国旺盛的粮食进口需求以及不断扩大的海外农业投资会推动受投资国农业的进一步商品化和资本化，导致受投资国土地攫取、环境污染和雨林生态破坏等问题的加剧，进而认为中国海外农业投资与东道国农业经营主体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和张力（Green,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