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与学科建设
良警宇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51.27%），城镇人口达到6.91亿人。标志着中国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的开始。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到来，国家深化改革和发展政策全面调整，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总体而言，4年来城市社会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突出特点包括：第一，重视对“城市中的社会”的研究；第二，重建关注城市研究的空间视角的学科传统；第三，延续都市社会运动与社区研究的中国范式；第四，学科建设活动广泛开展，跨学科研究对话活跃，学术会议交流、教材建设、成果出版及国外学术研究成果译介、智库建设等成果丰富，从多方面对学科理论及其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
一、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现象研究：基于两种学术期刊相关论文的分析
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并分析和总结其特点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因为确定哪些成果可以归入这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涉及对这门学科的界定。
自芝加哥学派创立城市社会学以来，对这门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界定方式就多种多样。综合而言，国内通常以研究对象和使用的理论与方法来界定学科边界，城市社会学也因此多被方便地界定为：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地、整体地研究城市社会现象和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王光荣，2010；向德平，2005；李强，2013a）。这一界定，自然地就将社会学中所有涉及城市议题的成果都纳入。由此，社会学及其分支的许多议题，如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社会组织研究、婚姻家庭研究、社区研究，等等，当被限定为城市尺度的研究时，往往都被视为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组成。虽然一些学者对这一界定有异议（蔡禾，2011；陈映芳，2012a），但考虑到现实状况，本文在此只能暂且以这一界定对社会学中所有涉及城市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介绍，并在本文后面的内容中，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做进一步的讨论。
此外，考虑到城市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研究的领域，对于综合性期刊和各类学术专著中与城市议题相关的成果中哪些可以明确归类为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操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本文在此主要通过对2011—2014年刊载在《社会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中的相关论文的分析，管窥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特点及学科地位。并在本文后面的两个部分，主要结合这4年中对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有重要意义的如何“重建”和“延续”的问题，重点对表现突出的两个议题的特点进行总结和讨论。
基于对这两种期刊相关论文议题进行分类和汇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现象研究主要有两大关注点：一是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理论和模式，以及对由城乡空间一体化和城乡研究一体化背景下的学科建设问题予以了关注；二是注重以问题视角对 “城市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其中重点关注的议题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移民与社会融合”“城市/城乡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空间、社区与都市社会运动”“社会心理与信任”“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等。基于对不同议题的文献刊载篇数、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可以管窥这4年城市社会学分支的地位及其成果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论文刊载数目方面，显示城市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相对稳定。从《社会学研究》刊载的相关论文数量来看，其每年发表的与城市议题直接相关的文章为9—10篇，占每年发表总数的1/7左右，4年间每年刊载的数量没有大的起伏。但需要说明的是，仅仅从论文议题分类上就可以发现：一些城市议题的论文也可以被归类到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中，因此，仅从研究对象的城市尺度以及是否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区分，很难划清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界限，也难以完全用文章篇数来定位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第二，研究议题方面，从论文数目看，“城市/城乡社会分层与不平等”以及“空间、社区与都市社会运动”是最受关注的议题。这两类议题在笔者的分类中都分别有8篇，占全部9个议题共38篇论文比重的42.11%。其次是涉及“流动人口/移民与社会融合”“城镇化”两个议题的研究各有6篇和5篇。显示了对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问题的关切。
第三，研究方法方面，不同议题使用定量、定性方法的比重各有侧重，如“社会分层与不平等”“流动人口/移民与社会融合”“社会心理与信任”等议题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而“空间、社区与都市社会运动”等议题则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总体而言，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使用主要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而定。
第四，研究视角方面，显现出对作为“城市中的社会”的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作为社会的城市”的研究的忽视。陈映芳（2012a）对此进行反思提出：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中国社会学者“多半倾向于将问题设置为具体的社会系统或社会行动等的问题，或者以社会学的中观理论去探讨诸如‘社会分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问题，而较少对意识形态及国家目标展开反思……在操作层面社会学者也较难将社会问题设置为‘城市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在对作为“社会的城市”研究视角的忽视。她认为，这种普遍以“城市中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界定办法，难以看到当今城市“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的现实。而在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正如陈映芳所反思的那样：不充分认识“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但由于学科分异等原因，许多社会学者将已形成的对社会事实的空间性把握的学科传统，让位给了其他相关城市研究学科，使自身 “逐渐丧失了观察研究城市社会形态、城市生活方式等的本来优势”。
此外，对性别、全球化、族群/民族、文化研究视角关注不够。比如，即使研究中涉及性别，也仅仅是作为变量予以讨论，而非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即使涉及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通过挖掘中国移民移出地的地区性和城乡性来分析其身份认同的底色，或者以社会网络自身规律分析移民行为，而忽视了全球化过程、城市及其结构自身对移民群体及其行为的建构和影响。对城市社会学的传统主题“城市性”或者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研究比较淡漠。此外，“忽视”城市民族或者族群问题研究成果，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学者不研究城市民族/族群问题，而更可能是与中国主流社会学刊物的定位和分类有关，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科学的“惯例”，即有关民族社会问题的研究论文都被“惯例性”地分流到民族类期刊中，而这类期刊又被冠以民族学学科的阵地，一般期刊都有意识地回避或者很少涉及本国民族或者族群问题的探讨，这事实上也是主流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表现。反映到国内各类城市社会学教材中也是如此，即使有涉及族群/民族问题的章节，也是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对于中国的城市民族/族群关系及其社会问题，一般城市社会学教材都是忽视不论的。
考虑到城市议题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丰硕，以下本文将从“重建”和“延续”的角度，重点对以下表现突出的两个议题进行总结和讨论。
二、重建关注城市研究的空间视角的学科传统
这几年中，面对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既有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应当重新反思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学学科界定的方式，确立学科存在的独特性和意义。对此，陈映芳（2012a）提出应重视对“作为社会的城市”的研究。她认为 “城市社会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社会事实的空间性以及城市间/社会间的网络结构等，一直也是社会学者赖以建构社会事实、说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重要的观察角度和分析维度”。但显然多数研究对于这些历史性地汇入城市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分析视角重视不够。蔡禾（2011:6—7）也反思了社会学恢复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社会学的学科界定方式，提出以研究对象来划分学科的传统做法，难以面对当前交叉学科发展的事实。应该淡化对象，回到城市社会学的历史中，重新梳理经典学者的著作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找出城市社会学中所存在的稳定的传统和一致的核心问题。他提出在城市社会学经典作家们的工作中可以梳理出两个传统：“对空间的关注传统”以及“对基本的城市生活共同体形式的研究传统”。由此他提出，迄今为止的城市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他认为城市社会学有两个基本研究方向和两个主要研究范式。两个基本学术研究方向是：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的展现。两个主要研究范式则分别是：人类生态学和新都市社会学。
这4年的学术实践中，在城镇化、城市社会空间等一些研究议题下，社会学学者出版了一些关注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社会事实的空间性研究的系统成果。
第一，在城镇化议题下，李强等（2013b）的《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城镇化的特征和7种推进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认为这种“推进”特征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以及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跳跃性等，通过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7种推进模式，城市空间和形态被广泛重构。这一研究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重构城市空间和形态的多元化实践及其动力机制。张鸿雁（2012）的《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战略研究》则力图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区分了中国的整体城市化、区域城市化、都市圈化、省域城市化、县域城市化模式，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的10种理论：复合多元型、适度紧缩型、循环社会型、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差序格局型、县域城乡一体化、中国式城市化空间形态、“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动力理论、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幸福城市化理论、嵌入性城市发展定位理论，以及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理论等。这一研究是对多元城市化策略的分类梳理，也显示了对城市空间和形态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城镇化道路复杂性的认识。
人口城乡流动、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现实，使一些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也加入城镇化问题的研究（贺雪峰，2014）。而田毅鹏（2012）一篇有关日本“地域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论文，也启发学者们思考在城乡关系发生变动的条件下，城市社会学如何正视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研究一体化的演进态势，调整自身的学科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构建基于中国经验上的研究理论。
第二，关于当代城市问题及其研究方法。陈映芳一直以来积极倡导对社会事实的空间性把握，强调对作为社会的城市的研究，强调关注城市与资本、国家的互动关系。她与水内俊雄主编（2011）的《直面当代城市:问题及方法》对城市开发背景下城市公平及城市住宅问题进行研究，对城市现实背后的社会性、空间性及历史性进行挖掘，对政府住宅政策与市民抵抗运动之间的互动轨迹进行探讨，并试图从城市的空间系统、教育系统、产业系统及家族系统等与城市住宅问题的关系中，讨论社会不公的隐性形态，以及国家、资本和社会的隐性逻辑。此外，陈映芳（2012b）的《城市中国的逻辑》以上海为“田野”，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以及居民大动迁的过程的研究，对城市开发体制的运行机制、城市开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发资本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依此实践其所倡导的如何通过研究“作为社会的城市”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的学术主张。
第三，关于流动人口的空间视角的研究。在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中，张鹂（2014）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通过对外来人口社区的兴衰重建历程的个案研究，细致展现了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虽然作者主意是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但其关注到从空间生产、空间权力、跨区域空间网络等角度来把握这种关系。
第四，关于社会融合的城市空间视角研究。谭日松（2012）的博士论文《一个南方城市的空间社会学研究》是一部将社会诸因素与城市空间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的作品。虽然这部作品以量化研究为主，但因为将空间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对社会群体的分析中，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对社会事实进行空间性把握的视角。他利用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以及就业、人口、报酬和居住空间重构的现状，社会空间与居住隔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从中观层面上关注社会空间与社会交往，即社会空间对邻里关系、社区活动参与、社会交往形式、社会交往对象以及闲暇时间交往的影响状况；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了社会空间与社会评价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三种层面的分析，这一研究较好地展现了社会融合的城市空间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研究群体和研究问题落地，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可以落地的政策对策，而非仅仅是对着一群不能落地的“群体”谈一些不能落地的对策建议。
第五，关于都市政府与城市空间开发的逻辑。施芸卿（2014）的论文以国家构造房地产市场之初的“开发带危改”阶段为例，辨析了都市政府所并有的“代理型”和“谋利型”两种角色，及其在城市开发中并用的“增长逻辑与道义逻辑”策略，以此揭示了都市政府如何将城市开发的增长逻辑，嵌入具有道义优先性和行政合法性的全民公共利益中，削弱了市民反抗的正当性，使持续和高效的城市开发得以实现。这一研究较好地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都市政府在城市空间重构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三、延续都市社会运动与社区研究的范式
都市社会运动是新城市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围绕具体的利益问题展开的、一般不涉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的单一议题运动，其缘起的背景在于对芝加哥学派的关于社会整合学术取向的批判。都市运动强调在地性（locality)，侧重特定的城市政治经济语境中的本地特征，因此关于都市运动的研究更多地与社区研究联系在一起（魏伟，2008；陈映芳，2006）。
这4年社会学城市研究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对围绕日常生活空间而展开的各种“维权”“抗争”的都市社会运动进行研究（一些研究也称之为社区运动、公民运动）。社会学在民众（包括农民）维权与抗争研究领域积累了许多实证和理论成果，提出了一些受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框架下，各种维权抗争行动是削弱了还是强化了国家的权威？是促进了行动者的公民意识，进而可以由此培育出公民社会；或只是一种道义经济式的诉求，其本质是对生存权的诉求而不会触及政治系统（沈原，2007；裴宜理，2008）。对于抗争形式，既有的研究也构建了从“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到“策略性均衡”或“协商对话”等解释框架（于建嵘，2008；尹利民，2010）。这些解释框架或者突出民众视角，或者从国家与民众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4年的成果较多采用了后一种框架，即分析各种利益分化的行动主体如何策略性地运用资源、互动并达成妥协、均衡或者合作、合谋（陈映芳，2013；黄晓星，2012；施芸卿，2013；熊易寒，2012；王星，2012）。其中陈映芳结合法律社会学和新城市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细致分析了城市社会中的“违规”及“违法”空间的发生机制，展示了包括政府和民众在内的各类行动者如何运用多元的法资源，在“情”与“法”之间游走，如何共同制造了非正式性的共享的社会空间，以及共享的政治文化如何以道德主义消解了法律主义。
对于各类城市社区研究，肖林（2011）将之分为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研究。前者关心的核心问题的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是否可能；后者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社区去“透视”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范式”。以此划分，可以发现这4年的社区研究成果仍多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研究城市社区，即将社区视为各种行动者相互博弈的场域，通过对不同利益与目标的行动者的考察，来讨论国家、基层社会、社区组织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可能走向，并尝试以此进一步细化和修正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王汉生、吴莹，2011；黄晓星，2011，2012；施芸卿，2013）。这几年的成果尤其重视从行动者角度的分析，比如施芸卿引入社会心理学视角,将对于社会转型的关注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拓展到更为微观的个体层面,使“社会的生产”的问题进一步延伸到“公民的生产”，建构了现代社会的国家—市场—社会—个人的解释框架，以此尝试将国家—个人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关于“社区参与”，王星（2012）引入利益分化概念，研究了城市基层社会的生计型参与者和权责型参与者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的利益冲突，使城市基层社会成为一个混合着多种关系的场域；表明社区自治能力不足除了因国家控制过甚外，基层社会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化也是其更深层动因。熊易寒（2012）则讨论了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社区的政治参与特点，以及新移民的社会融合途径，探讨了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手段在社区参与、都市抗争中作用。
与强调利益多元分化的行动者的角度不同，也有一些研究从“共同体”意义的角度关注社区运动及社区建设。黄晓星（2011）通过考察基于空间因素的社区日常生活与社区运动的关系，提出包含空间、人口、组织三要素的“社区性”是影响社区运动产生与维系的核心变量，具体分析了三要素如何不断互动循环，在社区运动中促使“自在”的邻里走向“自为”的社区共同体。在实践社会学的范式下，郭于华等（2014）的《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研究，将城市居住空间的重构视为“居住的政治”，将研究视为社会干预，透视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在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影响进行评估的同时，以公民权和行动社会学理论为视角，从微观社区的角度，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对社区建设乃至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这一著作可以说是作者所倡导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具有价值介入和人文关怀，应通过研究干预和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学术和社会实践成果。该著作在2015年首届“中国社会学年度好书”推荐活动中被推荐为社会学优秀图书。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其他专著出版，涉及城市社区治理、基层社会组织行动逻辑的研究。如夏建中（2012）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考察了中国社区建设中的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种主要模式，以及主要由这些不同的治理结构影响的社区居民参与、社会资本培育等主要问题。田毅鹏（2014）等著的《“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将“地方性”作为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以老工业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单位体制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与经验。石发勇（2013）的《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则通过对社区政治各类主体行动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展现了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理性化趋势与传统关系网络的作用。夏建中、特里·N.克拉克（2011）的《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考察和研究了中外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与主要特点。论文方面，杨爱平、余雁鸿（2012）从组织分析视角，对城市社区居委会采取各种办法应付上级派发的各种工作压力的选择性应付行为的逻辑及其制度根源问题进行探究，构建了街道办（政府）、居委会、居民三者间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的解释框架。耿敬、姚华（2011）通过对城市社区权力运作的具体实践层面的观察、分析，展现了行政权力依赖何种资源、通过怎样的行动策略重构城市社区权力关系，并完成了在社会领域的生产与再生产。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城市社会学学派认为，城市并非城市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城市是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一理论对于分析城市空间扩张和生产过程有很强的解释力，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因此被批评为是经济决定论，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忽视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作用。批评者提出，“对于当代大城市复杂综合体的现象，应当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应当将国家社会政策、城市的独特性、地方精英与普通市民组织结合起来分析”（夏建中，1998）。对比这样的批评，可以发现，虽然以上所列举的中国的城市社区研究中，社区被视为是检验社会理论的场域，但其对行动者的细致分析恰恰能比较好地弥补西方新城市社会学过于关注宏观的结构—制度，而忽略了对社区中的行动者的研究的问题。而中国伴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和所出现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一开始就积累了这样的一种研究传统。但正如肖林（2011）的反思，中国的问题是过于关注微观社区的行动者的研究，而忽略了社区研究的结构—制度的视角。此外，“共同体”视角的研究在利益分化的现实和强调中也被冲淡了。
四、学科反思与学科建设
这4年中，学科反思与建设活动极为活跃，主要体现在：广泛进行跨学科研究与对话，学术会议交流活动、教材建设、专著出版及对国外学术研究的成果译介、智库建设等活动开展广泛，研究者从多个层面对学科地位和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一）学科建设活动
教材与教学实践成果出版。城市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密切关系，使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城市社会学教材的编写中。这4年，除了社会学者蔡禾主编的《城市社会学讲义》（2011）出版之外，其他几本教材主要是由建筑与城市规划、公共管理等背景的学者所编著，这些教材也都从各自专业角度，加强了适合本专业的内容（顾朝林等，2013；张嵩，2011；刘珊等，2013）。另外戈特迪纳等（2011）撰写的《新城市社会学》（第3版）被翻译出版，这部教材在国外有一定影响力，对社会空间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
此外，一些学者在讲授“城市社会学”课程的同时，组织学生进行城市社会调查，并编辑出版了成果。如李强等（2013a）组织清华大学学生进行调查撰写论文形成的《城市社会学：北京城市社会生活调查》。这一做法，郑也夫（2002）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较早地实施。之后他组织北京大学等三所学校的学生进行城市调查，又编辑出版了《众生的京城》（2009）。郑也夫与陈映芳组织北京和上海两地学生对中国两个特大城市进行社会调查，共同编辑出版了《双城记:京沪众生素描》。这些社会学家带领学生一同观察和记录城市生活的经验性研究论文，不仅仅是一种教学实践的成果，对于认识城市社会变化和发展也有一定价值。
译介活动。这4年中的译介活动也极为活跃，除了前述戈特迪纳等的教材的翻译出版，一些出版社也组织了城市研究的系列译丛，如商务印书馆的“城市与社会译丛”、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都市与文化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经典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城市学编译丛刊”等。这些译丛的作品中不乏国外社会学家所撰写的有影响力的著作。
学术交流。这4年中，许多涉及城市议题研究的社会学会议召开。比如每年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涉及“城市化/城镇化”和“城市社会问题”的论坛自2013年以来迅速增加，有的论坛连续多次召开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也不定期组织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学术交流会议和活动，2011年在中国社会学年会上举办“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研究”分论坛，2013年举办了“城镇化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分论坛。2014年与中央民族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了“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学会定期出刊《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2014年开始出版《城市社会学辑刊》（张宝义，2014），并计划以后每年公开出版1部，以促进城市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和交流。
智库建设。在政府的推动下，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关于城市问题研究的智库。其中，上海大学牵头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于2013年成立了“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围绕特大城市的治理架构创新、区域人居环境治理、破解新老二元结构等重大问题协同开展研究，以实现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
（二）学科理论及其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正如前文所显示，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城市社会学学科地位和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积极反思和讨论。除陈映芳（2012a）、蔡禾（2011）的讨论之外，李强（2013a：1—4，6—7，9）提出了城市社会学的4个大的理论视角：生态的视角、社会活动方式（或生活方式）的视角、政治经济的视角和空间结构的视角。并将生态的视角拆分为4个流派：传统城市生态学派、社会文化生态学派、新正统生态派、城市规划界的生态城市思想，强调了城市社会学诸多的理论视角特别突出地体现了城市社会学的综合性知识体系的特征。
而这一时期由戈特迪纳等（2011）撰写、黄怡翻译的《新城市社会学》（第3版）出版，系统引介了社会空间视角理论。虽然戈特迪纳的教材也承认自己所整合的社会空间视角是对社会生态图式与政治经济图式的整合，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对传统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他认为能更好地适应当代城市社会的新的理论模式——社会空间模型。这种模式在运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对社会生态图式与政治经济图式加以整合的基础上，融进全球观点，建立起了全球化与城市变化的当代进程之间关系的理解。在这一模式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国家在社会空间发展中重大和复杂的作用，强调了以符号学的方法来理解文化和思想方式在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中的作用角色，打破了传统的城市中心城区／郊区二分法，对大都市区域持续变化的本质进行分析，并针对大都市蔓延的现实，提出以区域而不是地方的观点进行大都市研究与治理，并提出“定居空间社会学”的概念，研究城市化进程和都市蔓延现实下的城镇、城市、郊区、大都市、多中心区域以及巨型都市等人类定居的所有形式。他也对城市社会学的未来关注点提出建议，包括要重点关注：全球化、世界城市、城市环境中的主题提供、城市空间的族群化，以及网络空间与城市的终结问题等（戈特迪纳等，2011:360—361）。戈特迪纳在对21世纪城市社会学学科地位给予的评价中提出：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全球经济、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使世界连接成为一个全球世界，“但是不止于此，开天辟地第一次，它是一个城市世界”。因此，“没有任何研究领域比城市社会学更重要”（戈特迪纳等，2011:349）。
在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学如何能洞悉现实发展，构建一个既能正视现实世界的新变化和新议题，又能对于经验现象进行理论回应，且包含中国经验的学术累进的学科理论体系？ 虽然目前国内的学者还并未如戈特迪纳那样提出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来系统分析中国的城市社会，但基于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研究实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对理解城市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关注点。如陈映芳（2012b）借鉴各国学者的分析成果，提出应从四个方面把握 “现代城市”的结构性力量：资本的逻辑、国家干预、区别于欧洲古典城市的现代城市的“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全球化与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对于如何认识作为“社会的城市”，她提出资本和国家力量扩张下的现代城市形态自身也形成了特殊的结构性力量。在广泛的互动和互构中，国家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主体和主要的发展驱动力，而城市的结构性力量也为国家提供了介入资本市场、支配社会生活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应当关注到这些层面的变化，并构建新的研究视角。
此外，黄怡（2014）提出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必须寻找到有效的突破点，即在研究视角上，进行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层面上的适应性变焦研究；在研究方法论上，以多元论替代根深蒂固的二元论；在研究观念上，注重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时间边界效应，对城市问题进行与其所存在的空间地理（区位）、所发生的时间历史相关联的对应研究，以准确地判定问题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办法。结合目前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境，应重点对城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问题、城市治理等内容展开研究。
总之，近几十年，由于快速的城镇化，国内城乡规划学、建筑学等城市研究学科发展迅速，而城市社会学却未能获得相匹配的发展进度，这与城市社会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密切相关。如何在城市社会来临之时，构建一个既能正视现实世界的新变化和新议题，又能对于经验现象进行理论回应，且包含中国经验的学术累进的学科理论体系，需要更多学者的思考和参与。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