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在一个充满不安感、缺乏信任的世界长大的。
文｜李天波
编辑｜王晶晶
摄影｜陈思霖
6岁，因妈妈工作调动，离开广州到北京。17岁，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不得不奔赴美国。第一次，她撒泼打滚，在眼泪中告别故乡。第二次，她若无其事地跟父母道别，心里却反复质问为什么。
王若冲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似乎都在拷问为什么。为什么老师要逼自己打小报告？为什么英语没自己好的同学可以出国交流？为什么年级第一会得厌食症自杀？为什么好多父母离婚不顾及孩子的感受？为什么14岁不能谈恋爱……
这些为什么让她一度陷入迷茫。她学着写作，把内心深处那些挣扎、不安和怀疑，一点一点掰开，嵌入文字里。高中开始，她在网上写影评，为《读库》撰稿，今年9月，18岁的王若冲出版了小说《飘二代》。
这本书里，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了几个九零后远离家乡，跟随来北京飘荡的父母，在北京成长的青春故事。不断更换的环境，不断更换的同学和朋友，她用无数个细碎的小故事，呈现了对青春、友情、梦想、身份等的困惑，以及对中国现行教育的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笔下的青春是整个北京新新一代的青春缩影。一位网友评价，「这不是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以下是王若冲自述。
最早写这本书，想写一个天才陨落的故事，原型是我初中一个同学，她一直是年级第一名，跑步也一直是第一。这样一个只能被仰视的人，老师说她厌食症，自杀想跳楼，最后被拉下来了。
这个事对我触动太大了，就觉得挺悲哀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记得她上学的时候特别瘦，听说她父母管得特别死，一直给补习，初中就开始学习高中奥赛题。国内好多家长都这样，很早就把孩子的人生规划完，上不完的辅导课。所以我在书里写黑色童年换不来钻石人生，大多还没成为钻石之前，已经把孩子作死了。
我就围绕这个主题一直写，写到了高中，自己「飘二代」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就想也写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的学校和老师。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福啊，但是我身边太多同学突然跟我说抑郁了。父母就很不理解，就会说，咱们家吃好、喝好，你想要去玩、去旅游，家里也不会拦着你，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很多同学直到出现自杀倾向，父母才带着他（她）去看医生。
我觉得我们其实经受了很多，走关系、户口、考题泄露、独生子女承担的压力，有些不被理解，想通过这个小说让大家看到。
我在北京一个很好的小学上的学，虽然它教书教得很好，但有时候遇到事情它还是更在意自己的名声，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当时有个女生，学校什么机会都给她，上央视、去演电影、去澳大利亚交流等等。我跟老师说，我英语成绩比她好，为什么去澳大利亚的人不是我，老师就含糊过去了。听说年级里面有一个高官的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她。还有名额突然被顶替这种事，升学的时候特别多。
学校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小时候可能比较麻木，长大了以后细思极恐。我们四年级班主任,他刚当班主任第一天,让我们到操场上去走圈，问谁破坏了班级的和谐。大家都知道老师想要的答案是我同桌，睡午觉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玩中药丸外面那层蜡，被查房的老师给记了。
（老师让我揭发），我弃权了，他就让我一直走圈，我实在是不行了，很累很累，最后说出了同桌的名字，当时好伤心。之后班主任每次都整那个同学，让他成为全民公敌。全班同学都躲得远远的，我也不敢跟他说话。小时候一直很听话，老师让我做什么，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但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就还是会做。
学校就是一个体制，有自己的规矩。书里面其实想把这个体制写得更深的，就在国内这种思路下，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出国这个体制，有很多离谱的事情。有时候也会怀疑这个社会，尤其我出国的时候，感觉很多努力都是笑话，因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如那些家里有钱有权的人。我认识几个人，他们家里面是当官的，为了让孩子出国，自己家里面办了一个什么科学大奖赛，给自己的孩子第一名，然后申请大学，直接拿到全奖。再比如当时我上SAT的时候，老师就说我有原题，你要不要？我说不要，虽然可能会考得差一点，但要拿了原题，一方面我害怕之后我在美国大学被开除，这是一个风险。我要是拿了这个作弊出来的成绩，比如说上了哈佛，我就问心无愧吗？
我想把这些都写出来。
我现在在北卡的维克森林大学。来美国这边两个多月，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感觉很孤独。都说美国是大熔炉，来了发现，白人就跟白人一块儿玩，黑哥哥跟黑哥哥们一块儿玩，中国人跟中国人一起玩儿，我们这个宿舍里面90%都是中国人，会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
美国大学里有派对文化，有一个说法叫做peer pressure，叫做同辈人压力。他们会觉得，我上了大学就要喝酒，为了交朋友，必须加入兄弟会。加入兄弟会什么条件呢？他们办的各种party，你场场都要去。
你不喝酒可以，但就没有人跟你玩，你要喝酒那些兄弟会的领导人才会给你提名、投票。开party会玩很多游戏，比如乒乓球扔不到杯子里面，你就要喝掉一整杯。最后开学一个月，我们学校12个人进医院了（笑）。
我也想参加一些兄弟会，知道要喝酒，一直没敢去。像我的韩国室友，他们韩国人喝酒喝得太严重了，每天都去，我跟她说，你不一定天天去参加呀。她说：「不行，我们韩国人虽然少，但在这个学校里面已经够组成一个小团体的程度了，我不能被排除在外。」
不管在哪里，在美国也好，其实所有人都在找自己的位置。中国学生也是，他们也特别想要融入这个学校，但因为种族问题，被排除在外。
大家都会有对自我身份定位的焦虑。我在这边遇到很多在中国出生、被父母遗弃，然后被美国家长抚养的女孩。她们想要找到自己位置的感觉其实是最强烈的。上拉丁语课认识一姑娘，她说她应该是在北京出生的，但没有任何记忆。我想跟她多交流，但她挺不爱跟我讲话的。我看她平常都跟那些美国白人女孩在一起玩，不管是亚裔美国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她都会离得远远的。
我挺理解这种感受的，所有人都希望能融入集体，能被接纳，能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但不是努力就能找到的。
初一的时候，班主任就直接把不是北京户口的家长都叫来了，说咱们得想一下孩子中考怎么办，怎么上高中。当时因为家里面有工作居住证，符合政策，在北京也是可以中考的。上了高中才发现很少有人能有这种工作居住证，身边都是有北京户口的同学了。他们知道我不是北京户口后，都会问，「那你是怎么中考的呢？」我就跟他们解释我是怎么中考的，怎么着怎么着。
从小到大都是，一直要解释，为什么我父母不是广州人，他们怎么到上海上大学，然后到广州结婚，然后工作，然后生了我，之后我妈又到北京来了，就这么一个曲折的故事，就一直要跟人解释。
那个时候就好烦，我真的也想把自己当北京人，但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想一下，我真的是北京人吗？就挺尴尬的，我已经默认自己是北京人了。我高中上了国际部之后，身边有特别多没有北京户口的同学，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说别人是外地人，他们就会特别不高兴，就说你以为你有北京户口怎么样怎么着的。我想，我也没有北京户口啊（笑）。
我户口在广州，籍贯写的陕西，我爸的老家，总觉得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又在北京长大，没法高考，又出了国。我也不知道我该对哪儿有归属感，如果有归属感的话，可能就是我好想回广州，想吃那里的东西。
你以为自己会扎根在这里，结果发现真的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会想，为什么呢？像我在美国这边的同学，比如他出生在阿肯色州，但之后全家搬到北卡来了，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在美国这边，你租个房子，交了水电和燃气费，你就相当于本州的人，你就可以上这边的公立学校。在北京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家里户口一直弄不下来，我只能参加美国高考。高二的时候，看到《新周刊》做了当时零几年飘一代的回访，说大城市的那些飘一代都已经安顿下来，不再飘了。当时忽然就质疑，他们真的不再飘了吗？因为那些人跟我父母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再飘了的话，为什么我不能在国内高考。
我写《飘二代》，就是想写这种飘的状态，无处可以安定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我说是飘二代呢？现在这个时代给了九零后很大的空间，是我们的幸运，但是并没有给九零后真正的权力。因为没有真正的权力，所以飘着。
可能因为寄宿的原因，从小敏感一些，8岁就开始写小说了，写了很多言情小说。但是妈妈给我压力很大，因为她也写东西，我会觉得我给我妈看这么蠢的东西，好蠢，就自己在博客上偷偷写。（注：作者王若冲的母亲李多钰，曾就职于广州《南方周末》，后移居北京任《新京报》副总编辑）
写作对我可能算是一个排解的渠道吧。我从4岁半开始寄宿生活到12岁，就一直为这事跟我妈反抗。因为在学校不是很开心，需要有这么一个途径去表达一些情绪。
刚离开广州的时候很难过，感觉就失去最好的朋友了。完了到了北京我妈说她忙，我得上寄宿学校，我一下就不行了，我记得妈妈当时回《南方周末》处理一些事，我就在《南方周末》那个大厅里面撒泼打滚，滚在地上哭，跟我妈说不要到北京上学。
之后到了北京，班主任就天天欺负同学什么的，我很不开心，跟妈妈哭。实在不行了，就装病，跟老师说耳朵疼，或者头晕。老师看我病蔫蔫的，就叫家长来。当时《新京报》创刊没多久，妈妈经常加班，好不容易回到家，妈妈又在加班。我一个人半夜两点钟睡不着觉，给我妈打电话哭。
当时也没朋友，刚去的时候，广州口音很重，同学问我名字，我说我叫王若冲（cong）。王若葱？不，是王若冲（cong），我想解释那个冲不是大葱的葱，就特别费劲。我爸还在广州，我晚上很孤独，经常哭，我妈也特别难受。
她去找领导问能不能让她回去，领导也知道我们的情况，说如果我妈回去广州，就不会有现在这个职位，只会做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的。
我知道我妈也不容易，就说咱们还是（留在）北京吧。那个时候慢慢意识到，我必须在北京生活，必须得去适应。大概两个月后，早上我妈坐出租车送我上学，我说：哎呀，你往那边去一点儿，我都没地儿了。我妈笑我都会说地儿了。
身边同学的父母离婚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我小学一个同学，他跟我们讲，他爸一直在离婚，有五六任太太，他是第二任太太的孩子，却跟第三任太太关系最好。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爸当年觉得他妈妈是儿童医院的医生，不赚钱，就不要他妈和他了。我的钢琴老师放弃一切跟人恋爱，结果最后那个男的出国，不管她了。身边很多婚姻家庭都夹杂着狗血背叛。给我的一个影响是，我可能真的很难打开心扉，比如说为了谁牺牲什么，感觉风险太大，我也比较现实，谈恋爱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在一个充满不安感、缺乏信任的世界长大的，这种大环境的不安可能会让我们整体自我保护欲更强一点。小时候见到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说要不要去扶他，大人可能会把小孩拉得远远的。当时觉得为什么大人都这样冷漠？现在感觉，为了保护自己，在国内，我可能会想得多一点。
印象中不管说什么事，我爸妈都会听我的意见。4岁半，当时隔壁住了一个钢琴老师，就不停地安利我爸妈说孩子学钢琴吧，手肉乎乎的，很有力气。爸妈说不知道我孩子怎么想哎，他们回来问我，我说想学，才带我过去了。当时会给家长发一些小问卷，就说你对孩子学钢琴的期望是什么，别人都填过多少级，我爸妈每次就说，听得懂古典音乐。他们很走心，就没有目标，从不给我压力。
他们也从没给我报个什么班。小学的时候，班里那帮学生特别可怕，各种奥赛都在参加，因为奥赛对升学会有帮助，我直到六年级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急急忙忙跑去上奥数，但我数学一直不好，最后上着就哭，听不懂。我爸觉得我受不了了，就说行了，咱们再怎么上也不可能当华罗庚，就别去了，之后就没去（笑）。
很多事上，他们给了我很多正确的引导。我那个学校，有钱人的孩子很多，他们周末都经常去塞班晒太阳。有次那帮孩子说去国贸一个滑冰场玩，我就跟我妈去了，没想到她们包下整个滑冰场，当时我在外头就会有一点怪怪的感觉，就会觉得，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好像跟她们不是一样的人，就不愿意进去。
我妈当时也没说什么，因为平常我妈肯定就说，哎呀，那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呢？但那次她就说，她们滑得好快啊，你进去会不会被撞倒，带着我就走了。我觉得她当时应该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有点敏感，我妈就不会戳穿我，给我很好地带出来了，我也不会觉得尴尬。
其实挺复杂的心态，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高中的时候，有钱的同学可以买SAT答案，就可以接近满分，你有钱可以去买柬埔寨国籍（参加高考），还可以找人替考。我考SAT的时候，有些同学去香港考，家长都会陪着，但是考前的那个宾馆太可怕了，能上万一晚上，我是一个人去的。我爸妈就会问，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不可能让你过那种特别富豪的生活，爸妈不送你过去，你会不会不平衡啊？
我爸跟我讲，因为他小时候很穷，当时在陕西的一个贫困县里面，家里面都是农民，全家7个孩子，当时要种地嘛，其他的家里面都让孩子去种地了，我爷爷奶奶就说，不行，孩子肯定读书去，家里没有任何钱，学费肯定得交，砸锅卖铁也得给孩子上学，结果最后家里面出了4个大学生。我爸就说，爷爷去世的时候跟他讲，几个孩子肚子里的知识没人能拿得走，所以对（钱）这上面就要看得比较淡一点。（我爸）就一直会给我灌输这种，你必须自己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跟我爸妈相处更像朋友，比如周五晚上，我们出去遛弯，（他们）肯定会问我，这周发生了什么事啊，有什么不开心的啊，然后我爸妈有什么事也会讨论。之后有同学来我们家，他们家条件挺好的那种，说你们家聊天的话风好不一样。比如说不管是看话剧、看电影、看小说，还是看电视剧，我跟我妈就经常在一起看的。我同学就说，「我想去看电影，想让我爸妈一块过去，但我爸妈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回到家我想跟他们聊天，也根本聊不进去，因为我喜欢的东西他们不喜欢。」但是我妈就会跟我说，哎，你觉得这一集福尔摩斯跟华生怎么样啊，我就说，好希望他们在一起啊，我妈说我也是。《权力的游戏》更新了，我跟我妈说，你看不看，（她说）好啊，赶紧帮我找那个，然后我们就一起看。我觉得跟他们聊天很有意思，因为有共同话题。
我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可能在学校没有任何安全感，但是我父母应该说，给了我心理上比较大的安全感。小时候我妈给我定过一个规矩——每次买玩具只能买一样。一年级的时候，我（一次）看上两个玩具，一个彩色粉粉的万花筒，还有一箱积木。我怎么哭，她只给买了那个万花筒。我妈不会因为无理取闹就给我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是圣诞节，早上，我妈说：「哟，你看那个圣诞树有什么东西。」我就跑过去看，一盒积木。
她一方面不想去破坏她那个规则，另一方面还是很希望我开心。后来我还问我妈，我真的不知道我妈那天晚上是怎么随身带着那个积木，把它扛回来的，那么大一堆积木，都原木的，又很沉。她说她忘了，（她）一张冷漠脸，但是心很热，我觉得我的父母很努力地给了我一个童话一样的童年。
我从高中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独立。我到国际部（读高中）之后，很多同学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都不想做。班里有两个比我们大两岁的同学，他们就会经常说，哎，我们待会儿要不要出去喝酒，我去买两听啤酒，大家一块来喝。学校会有一些规定，比如禁止未成年喝酒，他们就觉得学校就是SB。在美国也一样，这边规定21岁前不能喝酒，但大家会说我独立了，我就要喝酒。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叛逆一定就是独立的标志。
我以前也是，小时候看日本动漫，我妈很不能理解，说这东西很傻、很不现实、很血腥、很黑暗。我跟她讲，我一定会一直喜欢日本动漫的，一辈子都会看的。你们大人越反对的东西，自己一定要去捍卫那种。
后来初三就不怎么看了，突然觉得自己好中二，像日本动漫里面那种，有一种要表现叛逆的感觉。就像《分歧者》那个电影，他们在玩一个过家家、我要挑战极权这么一个游戏。为了叛逆而叛逆，为了反抗而反抗，很多情况下这种叛逆其实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反而有时候需要反抗、发声的一些事情，大家都不吱声了。我现在的学校种族问题比较严重，学校也会经常想要去让大家融入起来，让大家坐在公共休息室里面来讨论。我在会上说，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中国人放在一起，但因为楼道里面还是有几个美国同学的，大家一块在吃饭，我们忽然说中文，也很不尊重他们，我就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说英语吧。但我是唯一一个说话的中国人，天天为学校管喝酒抗议，真的要去表达的时候，大家不表达。
我觉得真正的独立，是为了有意义的事情去叛逆、去挑战。比如小学四年级让走圈那个事，小时候不懂，现在如果哪个老师敢让我这么干的话，我真的是会跟他干下去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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