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故事 | 再远的路我们也要走

文 | 邹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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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以前，灰蒙蒙的天空中，仍然飘着鹅毛般的大雪。大姐在堂屋里剁猪草，二姐则坐在缝衣机前背诵课文，那生锈的缝衣机发出的刺耳的摩擦声，在寂寥的空间里回响，回响。我想听大姐跟我讲斯巴达克斯的故事，一直围着她，随着缝衣机发出的“咿呀咿呀”的声响在堂屋里头转，有时坐在猪草上，她越使力扯猪草，我就越不让开。尽最大努力阻碍她做事的速度，我感到错误越来越多，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就越来越放肆，甚至将手摊在菜板上，而我只是想引起她的注意，就是忍受不了大姐对我如此冷漠。

她剁完猪草后，仍然对我不理不睬，带着灰色的比她头还大的针线帽，左手捧着语文，右手浸在凹凸变形的铝盆里，蹲在里屋后门边的小窗户下认真地识字念书。我也将手放进铝盆里，感到水冰凉得刺骨，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大叫一声哭了起来，她慌乱地丢掉手中的书，将我的小手放她裤腿上揩干，取下暖和的针线帽兜住我的手。 我看见她充满谴责的微笑，我问大姐，“为什么呀？水好冰，你也把手放在里头。”

“我手腕烫伤了，疼，怕留下疤痕。”

大姐拾起地上的书，说。我探头看清楚她手腕上，那被小火炉烤得红彤彤的一处，硬生生地显露出一道不规则的如脚趾头那样大小的灰黑色疤痕。

从这以后，我再没有留恋过印在冬天雪地上的足迹，也没留恋过在大雪纷飞中消散的青烟。那天夜晚睡觉前，大姐给我和二姐讲了一个新的故事，白雪公主。无比困倦的时候，我从床的这头，在被子里爬到另一头，用她的头发遮住眼睛，她吹灭了蜡烛，我在梦里幻想什么时候也遇到七个无所不能的小矮人。

冬天很漫长，漫长到黑夜里，所有物体的轮廓和屋外风雪飘飘的清脆声响，都让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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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那天，大姐撕开枕头的缝线，从里边掏出一个针线圈，变魔术似的从线圈里头取出十块钱。她兴高采烈地说，“弟弟妹妹，这是妈妈出门打工时留下的，说今年过年如果不回来，那么我们就用它置办点好吃的。现在我们去供销社买吃的。” 也许只有她担心妈妈真的不再回来了。

我和二姐拿着十元钱，一人扯一端，沿着马路无忧无虑地走。大姐学妈妈的模样，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微微昂着头，迈着大步。我们手挽着手，在拐入供销社的小路前，带着灿烂的微笑，回过头看见，太阳从东边的杨家山后缓缓升起，大地慢慢地浮出雪面，玲珑的青瓦，源源不断地溢出晶莹剔透的水珠，顺着那破旧的屋檐落到浚坑里，依稀可以听见屋后水塘发出来的“崩裂”声响，这大概是冰雪融化、大地回春的时刻。

直到元宵散尽，我燃放了手中最后一颗炮竹，仍然不见妈妈回来。大姐牵着我和二姐的手说，“我们可以捡破烂，照样能养活自己。书里说，好多人都是拾破烂，还发了财的。”

我不知道发财是什么？也不知道人生下来之后为何还需要养活？只看大姐她开心的样子，我才安然无恙地放下心，认为事情并不是那么糟糕，但还是闷闷不乐地问，“那开春我们还上学吗？”

“我去跟老师求情，你和静上学，我帮他们洗衣服扫地都可以呀！”大姐说完后，两颗豆大的眼泪从眼角流出来，她揩干净泪水，仍然微笑着。

“你不去上学，那我走不动了，怎么办？”我摇摇头说。

“再远的路，我们也要走。梦想就在前方。”大姐信心坚定地说。

一月的阳光，并不如三四月那般温暖，越是宁静的时候，寒风越是刺骨。我和二姐蹲在大姐的身边，眺望马路的尽头，希望在夕阳画满天际的黄昏里，看见妈妈步履蹒跚地提着大包小包走来。那一天的夜空，许多星星探出头来，大姐指着天空说，“我听老师讲，‘世上所有人孩子的妈妈都是天上的星星。’妈妈总是在孩子们最想念她的时候变成那一颗闪亮星星，眨眨眼，那是微笑。”我听得很认真，夜深了都不肯入睡。

第二天，一个年过半百，与爷爷差不多年纪的人背着双手敲开门，对我们说，“你们三姊妹，去田庄小学读书，不用担心学费。书是有得读的，你妈妈昨天好晚打电话来了，说赶上大雪回不来，估计也是想趁着年关，多摆地摊，好挣点钱。你们读书可要用心啊！不然对不起你娘。”

上了好久的学，第一次和别人一样，开学头一天我们就领了新书，书的油墨香，闻起来是那么令人陶醉。那天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跟在大姐后面，看她在草堆里找了一根细长的季茂草，做成吸管，然后爬到好高的茶树上，摘下满是蜂蜜的白茶花，花很香，蜂蜜很甜，我看见她衣袖上满是污渍，但她仍旧笑得那么灿烂，笑容比白茶花还好看。她大不过我半个十年，竟要在我最缺失母爱的时候充当母亲的角色，上天冥冥之中赋予了她神圣的职责，责无旁贷地给我一个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却残忍地虐杀了她的全部童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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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年秋季，大姐以优异的成绩升入白马中学。那是我见过的这个世上最美的笑容，她欢天喜地地将我扶上牛背，叮嘱我听二姐的话，不要和别人吵架，不要去塘边玩水。从那时起，我一下子懂事了似的，忧虑地望着天边的晚霞，开始怀念逝去的岁月。后来的日子里，我每天下午都会守在屋左边的枣子树下，盯着马路的尽头，等待大姐放学回来，或给我带半个馒头，或给我带一颗漂亮的彩色弹珠。我知道她要走的路很长，所以耐心地在靠着枣树睡一会儿，我相信一睁开眼就能看到最大的惊喜。

秋去冬来，岁月如梭。也是寒冬腊月，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着鹅毛般的大雪。大姐在邻居家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在堂屋里怅然若失地剁猪草，二姐一如既往的霸占了缝衣机，端坐着背诵课文，那生锈的尖锐又刺耳的摩擦声，在寂寥的空间里回响，回响。我在屋门前，正方形的田地里和邻居小伙伴打弹珠，正闹得不可开交，突然发现屋里异常寂静，我慌忙地推开虚掩的堂屋门，看见大姐呆呆的双手抱膝，断掉一截的叶子菜孤单地躺在菜板上，如一个孤单的躺在梦想里的人。二姐则蹲在大姐身边，流了眼泪，眼泪滴在菜板上，融化了叶子菜上的冰雪。大姐看着我说，“妈妈托姑奶奶给我找了工作，要我明天跟随外婆，坐火车去城里，我不知道什么是火车？但我知道，这是命运。”

“什么是火车？”，“为什么要走？”我在心里暗自问道，但却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平静。同龄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我们这一家子，要度过这艰苦的岁月，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放下学业，随同母亲并肩作战。那么这个任务无疑落到了岁数顶大的姐姐身上，她无怨无悔，只是有些不甘心罢了。

夜里，我端着蜡烛，看二姐帮大姐折叠衣服，房子里非常安静，奶奶煮了六个鸡蛋，用毛巾包好送过来。趁奶奶转身之际，大姐给了我和二姐一人两个鸡蛋，我和二姐不约而同地将鸡蛋放到枕头底下。鸡蛋很烫，我握得太紧，不小心倒翻了手中的蜡烛，一瞬间大火点着了我的衣裳，我哭得稀里哗啦，大喊大叫，二姐摸黑跑过堂屋去喊奶奶。忽然一个强有力的怀抱猛地扑向我，大火熄灭了，一股衣服烧焦的烟味弥漫在空气中，我在恐惧慌乱中听到向来不哭的大姐发出的啜泣声，奶奶在一旁责怪，这时另一个拥抱也扑向我，那是二姐。啜泣声压抑了很久似的转而变成嚎哭，凄凉而尖历。奶奶念叨着什么，拍打了一下手，摸黑走了，堂屋的另一头传来爷爷那怨天尤人的声音。我站在她们的怀抱之中，俨然像一个王子，我笑呵呵地说，“不要怕，不要怕，我没事。大姐二姐，等我长大了就保护你们。”那时候我以为她们哭我被火烧之事，后来才知道她们哭得是我们三姊妹之间难舍难分的情。大姐的人生梦想就好像九八年冬天的木箱小火炉，为了我不受累不受寒冷，早已被她毅然决然地埋葬在雪堆里了。

这一年，腊月，妈妈背着大包小包独自从冰天雪地里走回来。我吃了一个好大的苹果，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吃完。大姐没回来，妈妈说她在电信局上班做文案，跟着姑奶奶他们一家子过年，而且姨妈也在那儿。那一根牵引着我们之间的线，就像屋檐下的冰凌，悄无声息地被一双无形的手掰断了。也是这一年，我燃放了很多炮竹，也隐约想起大姐欢天喜地从枕头底下摸出十元钱时，天真无邪的样子。我还买了一把漂亮的黑色玩具手枪，打破了邻居鸵鸟的头，被鸵鸟的爸爸追得彻夜未归，就这样，匆忙地跨入了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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