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 | “行宪”乱局与国民党统治的衰颓——以1948年“行宪国大”为中心的研究

从1927年南京建政，到1949年败退台湾，国民党的大陆执政时间虽不长，然派系纷争与组织涣散却如影随形，在国民党统治兴衰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全国抗战之前国民党的执政十年中，党内“武斗”和“文争”始终不断。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在抗战民族主义旗帜动员下，获得了全国范围内难得的政治认同和统治合法性。可是，国民党并不能善用这样的形势，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在全国抗战中期以后，其统治力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中共则迅速崛起为与国民党并立的全国性政治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因此而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影响力和实际的物质资源，但又因其误判形势，贸然发动反共内战而陷入战争泥潭，不仅未能压服中共，反因军事失利、经济滑坡、通货膨胀和腐败高发而致民心流失、社会动荡，国民党内的消极颓丧失败情绪也日渐滋长。1947年7月，国民党不得不决定实行“戡乱动员”，表明其领导层也已感知到国民党统治的衰颓已成事实，“生死存亡”的危机正在迫近。蒋介石感慨，国民党“已入危险境地”，“已到濒危阶段”，“已至非生即死之时”，只能“作死中求生之计”。王世杰将其总结为，“今日之问题诚然是一个防止总崩溃的问题”。然即便如此，派系纷争与组织涣散仍是国民党难以克服的顽疾，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终使国民党大陆执政的航船经不起风雨冲击而一朝倾覆。本文以1948年“行宪国大”召开前后的国民党政治运作为论述中心，观察派系纷争和组织涣散在国民党统治特定时期的表现及其对国民党统治最终倾覆造成的严重影响，以期推进相关历史的研究。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内有中共的崛起，外有美国的压力，国民党的独裁“训政”难以为继，遂声言向民主“宪政”过渡。1946年初，在国共合作的气氛下召开的政协，出现了民主的气象，但旋因国民党坚持政治独裁垄断，国共关系最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和其他多数党派的抵制，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本次国大遂称为“制宪国大”），开始所谓向“宪政”的过渡。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但按预定步骤，须待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并选出总统后，才能最终结束“训政”，实现“还政于民”（本次国大遂称为“行宪国大”）。所以，国民党在实行“戡乱动员”、加强“剿匪”军事作战及严厉镇压异己的同时，自1947年中起，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各级各类民意代表选举，准备召开“行宪国大”，实行“宪政”。

在当时多数国民党人的心目中，并无放弃政治独裁垄断之念，实行“宪政”，不过是换一种方式，以“选举之胜利”掌握政权，与西式民主的政党轮替执政并非一事。用王世杰的话说是，“本党中党部中人，对于民主与宪政亦多无真挚之信仰，惟思于改组之政府中及未来之国民代表、立法院委员选举中，以操纵把持之术，为其小组小系植势力；至于民主之成功失败似均非彼等所计虑”。然“宪政”与“训政”虽为一字之差，毕竟有所区别，至少在外界观感中，“宪政”总是与“民主”“自由”等相联系，而在内战的环境下，如何落实这些“宪政”要义，实为国民党中不少人所担忧，他们尤其担心因“行宪”放松社会控制而影响“戡乱”大局，故对是否“行宪”及其时机态度消极。主战派白崇禧建议，行宪国大“拟请展期，应俟军事胜利后召开”。一直坚持反共立场的戴季陶认为，“在全国动员之时期，是否宜于举行大选，是宜详加考虑，不可视为手段，更不可视为儿戏”。即便是其党内温和民主派雷震，也认为“行宪与戡乱，两者不能同时并行，至为明显。……就目前情势加以权衡，采取延期措施，于大局不无裨益。” 这样的看法在国民党高层中实际不在少数，国民党中常会经过研究后认为：用党政军全力办选举，不可不慎重；以各地竞选情形，选举完毕后，本党内部一定分崩离析，民（社）青（年）两党因不满选举结果而横生枝节，何能集中力量“戡乱”；再者，一切问题均决定于“剿匪”之胜败，胜则迟选亦无妨，败则选举虽十分美满亦无补于土崩瓦解。但是，“行宪”又是国民党信誓旦旦对外标榜并企图用以招揽人心的政治招牌，如果搁置此举，国民党势将承担相当的政治压力，而在社会已然因为国民党的政策失误动荡不已的情况下，国民党再要出尔反尔，这样的政治压力更是其难以承受的。所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讨论也认为：宪法实施程序由国大通过，政府无权变更，延期无异违宪；国内外舆论怀疑本党是否有行宪诚意，如果宣布停止选举，将使怀疑益深；如因此而蒙违宪之名，本党地位将益形低落。

1947年11月初，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中常会的意见呈报蒋介石，提出选举或停办缓办一年（于法无据，不能冒此不韪），或由制宪国大决定延期（合法但恐引起其他要挟），或照常进行（有2/3地区办理即可），请蒋作最后决定。蒋介石的所思所虑亦为两难。一方面他认为，“本来就现在的情形而说，共产党如此嚣张，社会民生如此不安，我们惟有集中力量，消灭共匪，根本就不应举办选举，以分散剿匪的注意力”；但在另一方面，实施“宪政”又是国民党对外宣称多年之目标，“为要适应环境，不得已而举办选举”。经权衡利弊，蒋决定：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有人以暂停选举为言，余决必照常进行，不能改期，否则更难收拾矣”。

“行宪”程序的实施首为办选举，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各地方参议会选举。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地域辽阔，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短期内办理这样全国范围的选举，实在缺少必要的技术性条件，如无可靠的人口统计，难以登记确切的选民人数 ；社会动荡，生活不安，选民的政治参与意愿有限；地方基层为豪强士绅控制，民众难以表达真实意愿；东北华北多数省份处于战区，没有办选举的条件；中共和民盟等民主党派被完全排除在外，选举不能代表最广大的民众意愿；等等。但国民党办选举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展示“民主”而非真正实行“民主”，所以，这些不利因素不仅不是选举的障碍，某种程度上倒成了国民党操控选举的必要条件。

此次选举名为“自由”竞选，实为国民党包办，国民党人参加竞选不在意他党的竞争，而在意其党内竞争，竞选实际成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竞争的舞台。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选举的指导方针是：选举必须公开，但候选人应由国民党提名，不能自由竞选。国民党中央由此决定，可以在提名阶段进行竞争，但候选人确定后不得再有竞争言行；候选人必须向各级党部申请登记，再由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查，最后由中常会通过提名，党员未经审核自行参选及在选举中未投指定候选人票者均将受处罚。但是，不能“自由竞选”与“选举公开”本身是矛盾的，不少有心参选的国民党人便借“选举公开”为由自行其是。国民党内本就派系复杂，每遇竞争之举，各派系都在为己派谋利，加以各地方当政者参与其间，都企图在选举中谋得更多席次，都不满竞选事务由组织系统当家人陈立夫的CC系控制。争取党提名者需要奔走投靠，得到有力者的支持；得不到党提名者则四处活动，通过各种方式谋求签署提名；无论是何者，派系归属均在其中大显神通。无党无派者在竞选中固然被边缘化，有党无派者（国民党中的无派别者）在竞选中也很孤单。在竞选活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众多精力，“竞选之空气弥漫各地，中央全副精力注意及此，民间亦为此运动甚嚣尘上，肆力所及，不择手段”。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党内团结，转变内外观感，反使党内外对选举结果均不满意，并因选举结果的“公平”与否而矛盾四起，影响到国民党中央在“行宪国大”前后的政治布局乃至“戡乱之大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说，“各地党政工作同志则置戡乱工作于脑后，用全力于选举或竞选，武装同志亦多有消耗精力于办选举或竞选者”。这也说明国民党中央很难约束下属的行动，控制力正在急剧下降。

国民党各派系虽为提名各级民意代表竞选人选而致矛盾纷争四起，但还可以通过私下勾兑协调，在党内解决问题，使国民党更感头疼难办的，是如何解决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代表名额分配问题。

虽然国民党号称将实行“宪政”，但并未放开政治团体结社的规定，能够以党派名义参加选举者，只是以参加政府之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为限。青年党与民社党参加了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赞同实行“戡乱动员”，是国民党的“友党”。为了继续拉拢他们支持国民党，也为了对外壮大“民主”的门面，国民党需要给青、民两党一定的关照，但他们也都担心，在国民党垄断几乎所有权力资源的选举中，他们很难以“自由竞选”方式当选，因此提出应分配给他们一定的代表名额并保证其当选。他们的主张引起部分国民党人士的强烈反弹，认为分配代表名额违背“民主”原则，等同于政治“分赃”，表示坚决反对。如果就“民主选举”的本质而言，青年党与民社党要求保证代表名额的分配确实属于“无理取闹”，但如果实行“自由竞选”，青、民两党又无力抗衡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必败无疑，这又将使国民党办“选举”的民主秀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国民党为照顾青、民两党的利益，演好“民主”大戏，只能同意给青、民两党分配代表名额，以非“民主”的方式行“民主宪政”，这种近乎荒唐滑稽的“行宪”就是当时“民主”的真实写照。其实，无论是国民党部分人士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分配名额，或者是青、民两党打着反对国民党垄断的旗号要求“民主”，说到底，都不过是为自身谋利而无关“民主”与否。

国民党曾经提出的党派名额分配方案为：国大代表，国民党2000名，青年党400名，民社党300名，无党派500名（青、民两党约占1/5强）；立法委员，国民党400名，青年党120名，民社党80名，无党派120名（青、民两党约占1/4强）。这个方案的名额总数本已偏多，但仍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要求相去甚远。青年党要求国大代表600名，立法委员150名，民社党要求国大代表400名，立法委员100名（青、民两党相加约占总额的1/3强）。青、民两党如此“狮子大开口”的名额分配方案，与其政治实力并不相称，无非是以此为其支持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政治回报而已。由于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较有社会影响，蒋介石过去对他还算礼遇，但民社党提出的种种要求使蒋感觉，“民社党要挟倍至，如不达其要求名额与指定之地区，乃以退出国大与不提名相恫吓，可恶”；“该党蛮横无理，行同索诈，可痛”。而且，即便国民党同意青、民两党分配名额的要求，在国民党自身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摆平党内要求参选的纷争已非易事，再让各级组织保证青、民两党的当选名额则更难。所以，蒋介石在吴铁城上报的与青、民两党协调的名额分配方案上签批：此数字尚合理，本党可以同意此为基数，但选举结果如何，在事实上无法保证其确数，只可以此为标准，共同努力，相互协助，唯不能以此为本党对友党作负责之保证。总之，对二友党凡选举事，一切皆可公开协商，决不存有任何私图。以最近情势本党本身亦绝无把握也。8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推诚商谈，尽量协助，但不作任何保证。

经过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反复协商与讨价还价，1947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大代表青年党250—300名，民社党150—200名，立法委员青年党70名，民社党50名；如不能就上开名额求得协议，即采放宽两党提名名额，减轻本党协助责任之态度，其限度仍以不超过上开之最高名额为准。同时，蒋介石指示，中央及地方军政负责人，除必要者外，能不参加者即不参加竞选，以便腾出名额分给民、青两党及同情本党之无党派人士。不过，青、民两党对此仍不满意。青年党认为，为减轻国民党的困难，本党提出名额已属有限，“若并此而不能全部产生，则不仅目前无以稍解本党内部之困难，而且将来亦无补于立院之参加”，因此，“实难有可以变动之余地”，“绝对无法变动”。民社党亦提出，本党提名名额“在选举总额中仅占极小数额，其目的只在协助政府选拔人才，而树行宪之基础耳。现在选期已迫，似应亟速明确规定名额，俾本党得以早日决定态度”。格于内外政治环境，为使“行宪”能够如期实现，国民党决定对青、民两党“委曲求全，不使破裂”，而青、民两党亦不能不作一定之让步。国大代表最终提名，国民党1758人，青年党288人，民社党238人（不计其他无党派人员）；立法委员773人，青、民两党为155人；青、民两党大体占总额1/5的比例。国民党中央还决定，凡中央提名和决定让与的名额，必须全力支持其当选，除此之外当选者均应放弃。

国大代表选举在1947年11月举行，应选代表3045人，实际选出2961人。这次选举虽采用直接选举方式，但选民需要在选票上写出被选举人的姓名，在当时文盲率甚高的情况下，不懂书写的选民需要请人代书，既违选举投票之秘密原则，又使舞弊之举较易发生，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乡镇，普通民众对选举之事既懵懂无知，又无心参与，更为操纵选举及派系集团和个人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选举中“操纵把持以及偷天换日之丑态，不一而足”。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强调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蒋介石也承认，“因事前组织与宣传不力，故民众投票甚不热心也”。

尽管国民党与青年党和民社党事先已就名额分配达成默契，青、民两党的代表名额被分配至各选区，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确保他们当选。但在选举中，不少地方的国民党部对此置之不理，青、民两党候选人落选者甚众，未能占满分配的名额。青年党党魁曾琦在家乡四川隆昌参选，有国民党大佬张群、陈立夫和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亲自出马为其拉票，方才勉强当选，而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委姜蕴刚在彭县本籍竞选时则落选。一些国民党中央提名候选人的选票也落后于地方支持的未提名候选人，由此又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地域和派系矛盾。如时人所记，“在甚多之地方，选举之纠纷甚大；或则国民党党员互争，党中提名之党员反被其他党员获多数；或则国民党承认放弃让予他党党员之县区，结果他党党员得票仍然较少。以是何人应当选，何人应辞让，发生许多纠纷。” “国民党内亦发生种种纷争，有的是候补候选人当选，正式候选人变了候补或落选；有的是未曾得到中央提名而自行竞选的人当选。当选者依据法理，要求承认其当选有效，经中央提名而未当选者则指责对方抗命竞选，有违党纪，要求取消其当选资格，并予以违纪的处分。”

国大代表选举的结果，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期望相距甚远。他们指责国民党违背诺言，要求兑现两党的代表名额。对此，国民党内虽反对者甚众，但为了对外展示“民主”形象，不使青年党和民社党愤而破裂与国民党的合作，11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各党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人选均须由各党提名。12月5日和7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决定，凡决定让与友党之地区，选举结果本党候选人得票多者须让与友党，未经提名之党员当选者可撤销其当选资格。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改变“民主选举”的结果，引来国民党内外一片哗然，那些已“当选”而被要求退出者更是强烈反对，表示他们当选的资格不能任意撤销，甚至负责选举事宜的“行宪国大”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亦自感理亏，认为这些人的要求，如依法可称“理直气壮”。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再度讨论这个棘手问题，孙科、陈布雷、邵力子等认为，国大代表既已选出，如果硬性改变颇为不利，可在即将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中照顾青、民两党的要求；梁寒操等提议，即便是办理已选出代表的退让，也不可强制执行，以免引起党内纷争；更有人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已当选的国民党员可以加入青、民两党，或与青、民两党代表各任若干年，以免纠纷；但多数人主张严格纪律，执行与青、民两党的协议，以免失信于人。会议决定维持既有决定，即凡未经中央提名当选者必须放弃，否则撤销其当选资格，开除党籍。但是，国民党的所谓纪律处分从来都缺少权威性，即便是“开除党籍”这样貌似严厉的处分，也不足以压服党员退出对权位的追求，诸多未经提名的当选代表仍不愿退出，他们的身份至国大开幕时仍悬而未决。

有了国大代表选举的前车之鉴，在随后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中常会规定，凡提名候选人为国民党籍但未经中央提名者一律不予公告或虽公告亦予撤销。但是，1948年1月选出的773名立法委员更出青年党和民社党之预料，两党当选者总共不过20来人，远不及分配给他们的名额（155人）。青年党和民社党对此极为不满，国民党中央亦颇为无奈，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地方却熟视无睹，表明国民党中央对地方已有失控之虞。选举结束后，改变结果可能引发党内纷争和分裂，而且违背“民主”原则；不改变结果，势将刺激青、民两党离心，还可能使“行宪”大戏演不下去。权衡利弊之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压服党内异议，尽量满足青、民两党的要求。

1948年1月30日和2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当选的非经正式提名的国民党代表均须劝让，但可得书面奖励和一定的经济奖励，否则将予党纪处分。但这些代表就是不愿“顾全大局”，直至“行宪国大”召开在即，已被下令退让的代表“经劝告只有二十人愿让” ，其他人仍不理会中央决定，而径行向国大报到，同时青年党和民社党代表则以不出席国大相威胁。为避免破裂与青、民两党的关系及安定国民党内人心，蒋介石决定，国民党代表以得票多者为当选，“对友党实行退让”；对“不守党纪不肯退让友党，则惟有开除其党籍，以示对友党之信义而已”。他“先召见本党提名落选之代表予以劝勉与安置，然后再将应让友党之代表可以情理说服者亲自召见，使之退让”。3月27日，蒋介石决定“与其民青二党拒绝参加国大，宁可阻制本党签署当选者出席，强制其退让”；“以党让党办法必须执行”。同时雷震约谈青、民两党代表，要他们“不必作过度之表示”。在蒋介石表态后，青年党和民社党就势下台阶，同意出席国大，但多位被要求退让的国民党代表在大会开幕后发起绝食抗议，还有代表准备抬棺冲击会场。最后，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他们作为列席代表参会，但不参加表决与投票，总算使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大代表名额及参会问题告一段落。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会议法定代表3045人，选出代表2961人，报到代表2878人。本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但是，国民党籍代表始终认为国大的权力太小，总想扩大其权力。国大开幕后，他们首先动议修改国大“议事规则”，增加了国大“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的规定。为此，国大连续多日听取国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质询。

4月9日，蒋介石向大会报告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并就与会代表最关心的经济和军事问题作了重点说明。在经济方面，他承认情况“确系相当严重”，“大多数人民生活穷困，生产萎缩，而形成经济失调的现象”，并表示“这是我应该负责的”；但他又声称“法币的准备非常充足，金融的基础非常巩固。金融基础的巩固，就证明我们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认为“人心惶惶，以为经济即将趋于崩溃”是受了外界宣传的影响，“因而造成了自己害自己的恐慌心理”。在军事方面，因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可见的，蒋也无法讳言，但他将其解释为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无异于自归淘汰，于整个国军实力，可说是无所损失”。他一再强调，“我本着二十余年来统兵作战的经验，省察军事实际的情形，对于剿匪军事，确实非常乐观”。但是，就在大会期间，4月22日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刚刚在一年前占领的延安，对蒋的“乐观”论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

大会期间，继修改“议事规则”后，部分国民党代表又联名提出修改宪法案，要求增加国大创制立法原则和复决有关人民权利义务法律之权力，同时将国大每六年集会一次改为每二年集会一次，并成立驻会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以扩大国大权限，缩小立法权限，便于国民党的控制。此举引起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反弹，亦引起国民党中央的警示，但部分国民党代表仍不依不饶，嚣张跋扈 ，最后只能由蒋介石亲自出马，裁示除对于“戡乱”有关者可予补充临时性条款外，宪法条文暂不修改。

蒋介石提示与“戡乱”有关的宪法内容需要补充，自为国民党代表心领神会。随后莫德惠等代表联署，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处分权”。总统权原为1946年制宪时争执的主要问题，国民党主张扩大总统权，但没有约束的总统权无异于变相独裁，故为非国民党籍代表所反对。因为当时的形势，国民党需要通过制定宪法打造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反对派意见，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对总统权有较多限制，基本上成为虚职，实际权力主要由行政院行使。行宪国大的任务是选出总统，蒋介石又被认为是唯一人选，但根据宪法的规定，蒋介石如果当总统，便无实际权力，如果当行政院长，又受制于立法院，随时可能被倒阁下台，这是蒋万万不甘忍受的。所以，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绕了个弯子，以“戡乱动员”为“非常时期”，需要权力集中、令行禁止为由，提议制定“临时条款”，赋予总统更大权力，而且要求“必须通过”。青年党和民社党对此纵有不满，但既已登上“戡乱”战车，便不能在根本上提出反对意见，只是因为部分国民党代表主张修改宪法引起青、民两党的不满，“时以其全体退席相胁”，“对于临时条款横生阻碍，刁难异甚”。4月9日，蒋介石约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聚餐，“商谈国大提议戡乱时期授权政府紧急措施案，彼始终犹豫，继乃赞同，而终要挟予以经济协助也”。16日，蒋介石又两次召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好言婉劝，百端忍受至深。夜十时后仅得其半诺而去”。

4月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定，为紧急处分”；“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之”。国民党原指望通过宪法“打出一面民主宪政的漂亮旗子，并以之遮盖内战的严重性”，然经此修改，“十足表现政府一只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只手又把它撕毁了”。此后，总统可以行政命令处理一切重大事宜，等于拥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而且因为“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由总统决定，换句话说，只要总统愿意，就可以无限期拥有“紧急处分权”。“临时条款”的通过，为蒋介石出任总统扫清了障碍，也满足了蒋继续独揽大权、个人专断独裁之愿望。所以，蒋介石在日记中袒露其心声，“临时条款”的通过，是为“国大最大功用已经完成矣”。

本次国大最主要的任务，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3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国大代表100人以上可连署提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获得代表总额过半数为当选；如在首轮投票中无人过半数，则就得票数的前三名投票；如经二轮投票仍无人过半数，再就得票数的前二名投票，并以得票多者为当选。

关于总统人选，国民党内外都认为非蒋介石莫属，本无悬念，但是因为对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问题如何解决，蒋介石还没有完全的把握，而且美国人对他的独裁统治也啧有烦言，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不能不多一分想法。1948年2月，蒋介石曾告张群，“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王世杰认为，这是因为“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后来蒋介石更直白告王世杰，“不愿当选为总统而愿任行政院院长；意以在现行宪法之下，彼如任总统，将受到过大之束缚，不能发挥其能力，戡乱之工作将受到影响”。3月底，蒋介石独出心裁，提出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使总统候选人提名忽生波澜。

胡适为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与国民党当局维持着良好关系，全国抗战爆发后，一度出任驻美大使，与蒋介石有不少过从。1947年国民党改组政府，蒋曾请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被傅斯年讥讽为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当时胡表示“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协助政府”。此次蒋提出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其实有观察外间反应、以退为进之意，可能也有敷衍美国人之意。3月30日，蒋介石通过王世杰告胡适，提胡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做行政院长。胡适对此的反应几经反复，起初表示“无此勇气”接受提名，旋又同意，但请蒋考虑更适当的人选。4月1日胡适告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王世杰将胡的态度转告蒋后，蒋“始终未作任何新的表示” ，但却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推举胡适的动议，显见其有作态之意。

4月4日，国民党中执会举行临时全会，讨论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表示自己将不参选，并提出总统候选人最好是非国民党员及参选的五项条件，即富有民主精神及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切了解，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衷心实行，对国际问题和大势有深切了解，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这些条件有为胡适量身订做之意，但与会者多表反对。陈布雷发言传达蒋意时，“诸人纷纷发言，力持异议，甚至谓假传意旨，不能听信”。因为出席代表深知，这未必是蒋的真心话，大家“不信蒋先生真不出任行宪后第一届总统，拒选以为姿态而已”。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私下说的最直白，“如果不做总统，又何必打那么多年的内战？” 而且蒋同时表示，他将“尊重党之决策，接受党之命令”。言外之意是，他不要当总统，但如果是党一定要他当也可以接受。所以，“到会党员多反复主张蒋先生须为总统候选人”，唯吴稚晖、罗家伦等极少数人赞同蒋议，最后“决定交中央常会对总统候选人问题予以决定”。

其实，蒋介石对总统权受限的担心才是他表示不参选的缘由所在。蒋的亲信谋臣张群对此领会于心，他告诉全会的与会者：“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 蒋介石还指示陈布雷让王宠惠领衔召集研究，“如何在不修改宪法条文之原则下”，使总统得切实负责，“使剿匪作战与动员事项，得以适应机宜”。蒋的用意一目了然，他的“适应机宜”的要求，也就是张群所称的“补救办法”，就是后来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有了此项条款，总统可以为所欲为，蒋介石便再也不提不当总统的事了。

4月6日，国民党中执会临时全会继续开会，蒋介石未出席以示回避。戴季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明蒋之“伟大”及出任总统之“义不容辞”。全会通过决议，以代表依法联署提名的方式推举总统候选人。16日，国大公告有2489人连署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为了避免蒋在选举中唱独角戏的尴尬，又有109人连署提名国民党老人居正为总统候选人。选举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19日，蒋介石以2430票（过半数为1523人）当选为总统，居正以269票落选。

如果说“行宪国大”蒋介石是否当总统之争是茶杯里的风波，那么，随后的副总统竞选则是一波三折、波澜迭起的风暴，上演了一出此次国大最为“民主”的大戏。

根据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副总统只是在总统缺位时继任，或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代行其职权，总统是虚职，副总统更是虚职的虚职。行宪国大开幕前，蒋介石最关注的是总统权力的宪法规定，以维持其独裁专断权力，同时也关注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协调，以做足“民主”的文章；至于副总统人选，蒋的考虑并不多，而且他也并不以此为问题。

最早对外公开宣布将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李宗仁为桂系首领，时任华北方面大员，但华北军事指挥由各绥署负责，他基本插不上手，政务处理似亦可有可无，他自言“事实上未能行使应有的职权”。1947年11月，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华北军政事务在“戡乱”名义下由“剿总”负几乎全部责任，李宗仁无事可做，故更不甘坐冷板凳。李宗仁在北平任职期间，对几次学运的态度都比较温和，在一般社会舆论中的形象较为清新，也得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好感与美国人的注意，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随着国民党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日趋恶化，蒋介石的独裁威权地位受到很大冲击，而以李宗仁为领袖的桂系，既有军事实力，又有政治声望，在旁人眼中有职无权的副总统，恰恰成了他进可问鼎中央大位、退可回守地方自保之位置。1948年1月，李宗仁公开表示参选副总统。其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军界元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东北耆老莫德惠，民社党领导人徐傅霖等先后宣布参选。据李宗仁自己估计：“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而于右任已经“年迈”，程潜“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至于莫德惠和徐傅霖为国民党外人士（莫德惠实为国民党员），实力和名望更不足虑。因此，李宗仁宣布参选后自信满满，组成由桂系大将黄绍竑担纲的竞选团队，他本人则频频露面亮相，向外界说明竞选政策主张，成为几位副总统参选人中最为活跃且呼声最高的一位。

抗战胜利后，各地方实力派中有实力与意愿和蒋介石的中央相争的唯有桂系，而且桂系与蒋还有历史过节，在此前多次反蒋运动中唱的都是主角，李宗仁宣布参选副总统，使蒋意识到对其总统地位可能的威胁，他不能容忍其身边出现这样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眼看李宗仁竞选的风头越来越健，其他几位竞选人也都各自为政，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轨道 ，蒋方才开始部署副总统竞选事宜。他起初想劝李宗仁退出竞选，4月4日，他约见李宗仁和程潜，劝李宗仁“停止竞选副总统，明示其余本人亦不竞选总统之意。彼乃现丑陋之态，始尚温顺，继乃露其愚拙执拗之悖语，……继见程颂云，其态度较佳，但亦不肯放弃其副总统之竞选也。后见布雷、立夫、铁城等，更知桂系为李竞选事，对党以分裂与广西代表不出席国大、推倒国大相威胁，可以说其不惟不择手段，且无廉耻。” 蒋还找到白崇禧，“谈军人不竞选以垂范于后世，勿蹈民初之覆辙，并示以余不任总统之决心，属其转劝德邻勿再竞选副总统为要”。结果白崇禧对他也是敷衍而未真去向李劝退。竞选尚未真正开始，蒋介石与桂系之间已经形成对立局面。

对于副总统竞选如何进行，国民党中央经多次讨论也未达成共识。在3月11日的中央临时常会上，邵力子等主张自由竞选，孙科等则主张由政党提名，双方各有支持者，会议未得结论。4月4日，国民党中执会临时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如何产生的问题，“对副总统应否由本党提名一节，辩论甚激烈，有主张提名者，有不主张提名者”。王世杰“主张本党候选人应均由党决定提出”；于右任“云总统候选人可由党提出，副总统可自由竞选”；李宗仁未表态。蒋介石提出，“副总统候选人本人以为应由党提出，现在既已有同志数人宣布候选，可姑听党员自由竞选”。但蒋对此实心有不甘，他当着李宗仁等的面，表示“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余认为违反党纪”。尽管蒋有这样的表示，但各派系主张不一，而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已投入竞选，他们均反对党提名的方式。为了避免引起分裂，最后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均由联署提名方式也即“自由竞选”产生。

考虑到李宗仁竞选的风头正健，其他几位候选人都无力与之抗衡，蒋介石在劝退李宗仁和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竞选人都不成的情况下，仓促决定推出孙科与李宗仁竞争。

孙科为孙中山先生独子，托庇乃父之名，位居国民党高层，长期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立法院长，1947年4月又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国民党内自成一系，又与粤系有较深的关系。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原来并不十分密切，且其政治态度常常左右摇摆。抗战后期，孙科高调谈民主，令蒋颇为不满，不时借机敲打一番。考虑到党内的派系平衡和各方关系，1947年政府改组时，蒋介石选择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从而也为以后让他出任副总统预留地步。但蒋对孙科实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发感慨说，“最痛心悲伤之事莫过于科之不能争气自爱。当此民困国危之时，而彼犹穷奢极侈，为人所轻。并出其敲诈手段，强借百亿相求，人心贪婪，党纪败坏至此，未知革命建国之前途如何结局矣。若推选此人为副总统，其将何以立国，然而势又不能不如此也，奈何？” 在孙科向蒋提出参选之意时，蒋介石认为，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皆擅自表示竞选而并未问余及党之意见也，哲生此次态度与言行，皆不越党员范围，故示意其可竞选也”。为了对付风头正劲的李宗仁，蒋介石将孙科推到前台，并下令陈立夫主持的党务和组织系统全力为孙助选，结果形成了李宗仁与孙科对决的局面。副总统选举尚未正式投票，李、孙双方的选战已是空前热闹。

据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为蒋介石准备的材料，几位副总统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大同小异，重点都在实行“宪政”，然其政治基础则不一。孙科，“以其国际声望与政治风度反映良好，京中友好、全部立委、文化界及美方人士与海外代表等，均愿竭力拥护，有后来居上之势”。于右任，“文化界、新闻界分别作宣传活动工作，邵力子、刘哲、林云陔、徐堪等均竭力赞助，并得钱新之经济上帮助”。李宗仁，“派员分赴川滇闽台各地，倡其大西南主义，以资号召；拉拢民社党重要干部为其支持；散布领导自由分子组自由政府谣言，以争取小部分不满中央分子；积极联络西南及华北在京代表；获有上海杜月笙等助力甚大”。程潜，“湘省各界与在乡军人均一致拥护；闽省刘主席发动助选；湘省民社党员一致拥护支持；钱大钧为其赞助奔走”。美方人士认为，蒋介石“可能授意国民党代表支持孙院长，因其年来协助主席处理政务，厥功甚大”。一般民意认为，孙科“具有充分政治能力经验与民主作风”，于右任“老成持重能孚众望”，程潜“为公忠体国具有政治头脑之军人”，李宗仁“为一英武忠诚之军人”。另据情报机关的专报，李宗仁联络程潜，并与于右任成立默契，同时拉拢原三青团系代表，集中攻击孙科，选举时如都得不到法定票数，则集中投三人中票数最多之一人；孙科则借皖省倒李（品仙）运动，以期影响李宗仁之竞选；青年党的票将听命于该党中央，民社党的票除支持其竞选人徐傅霖外，余多支持李宗仁。由此可知，孙科拥有比李宗仁更多的政治资源，但李宗仁聚合了当时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不满的力量，在投票开始前，鹿死谁手，并不十分确定。

4月20日，国大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计540人提名孙科，512人提名于右任，479人提名李宗仁，238人提名程潜，211人提名莫德惠，132人提名徐傅霖。23日，大会进行副总统选举，发出2790票，收回2785票，有效2760票，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得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均未过代表总额的半数。蒋介石在住所“收音机旁听取国大唱票”，“心神忐忑，无以复加”。获知李居第一后，“殊为遗憾，于是心神更为不安”。当晚，蒋“约宴两湖等代表后，召集干部研讨明日选举办法。此次青年团票尽投程潜，以致于落选，最为失算。至今劝程让孙，则以东北与西北代表对孙反感关系，多不愿选孙，故程无让意，殊为痛心。乃今各干部分头接洽，而青年团票领导者贺衷寒又与李有乡谊，故对选孙之令消极不负责任，更觉悲伤。”他“对青年团干部之严令选孙也”。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24日就前次得票多数之前三人再度投票，发出2765票，收回2760票，有效2724票，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无人过半数。

两次投票的结果，虽然无人当选，但李宗仁均排名第一，当选前景看好。这样的结果令蒋介石颇为不满，他亲自出面，全力支持孙科，令党务组织系统发动各路人马为孙拉票。外界传闻，蒋“手谕中统、军统，制止李当选，各特工人员分向各代表迫令写誓书不举李”。陈立夫则对人说，李宗仁竞选成功，“如一把刀插入胸中，你们要为我拔出，必须即时出动，务须挟制所有，选孙成功”。桂系为压倒孙科，由南京《救国日报》揭出孙科与蓝妮的陈年情事，结果惹恼了粤籍国大代表，由张发奎和薛岳亲自出马，带人捣毁了《救国日报》社。支持孙科的代表还散布李宗仁“亲共”“戡乱不力”的言论和李妻郭德洁“贪污”的谣言。为了胜选，双方颇有撕破脸皮之势。

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其竞选的公开打压，李宗仁方面研究情势发展，认为孙科有蒋的全力支持，与其在蒋方压力下败选，不如以退为进，主动宣布退出，以观其变。正在此时，程潜首先因蒋介石要其退选而在24日晚宣布退出竞选。李宗仁随后召集竞选团队开会，决定以“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为由，在25日晨宣布退出竞选。至此，孙科成了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自感无趣，蒋介石也需要稳住阵势，寻觅对策。25日，蒋“召集干部并约哲生来商办法，结果嘱其亦发表放弃竞选声明，使李平气，以期挽回危机”。25日中午，孙科宣布退出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