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时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的闻一多以脱离教职、严重影响联大教学为由，坚持解聘著名的“狂人”教授刘文典。此一事件不仅在当时成为谈资，日后也颇多议论。究其真正的解聘原因，以往研究各有说法，而终未窥全豹。作者以“风起几层涟漪”起题，表明该事件的发生，有多种因素的交错层叠。他的分析以详实可靠的材料为基础，兼有当事者的口实，有旁观者的观点介入，还有当时的制度与文化语境，点出了该事件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这一探赜索隐的过程层层推进，使事件原貌呈现得更加完整有说服力，且殊为有趣。
（《读书》2024年9期新刊）
一九四三年七月，著名学者刘文典教授突然被西南联大解聘，这件事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多月后，刘文典在云南大学重新“上岗就业”，风波才算平息。刘文典以“狂人”面目出现在当今文化视野里，解聘风波就是这个“狂”的注脚之一，引来众多学者探赜索隐，但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意蕴并没有得到完全阐释。风起于青萍之末，水面上总会泛起层层涟漪，我们习焉不察的是，顺着波澜的缓缓推展，今日之水已非昨日之水，“离我远去不可留”。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云：“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从刘文典被解聘风波里泛起的层层涟漪，如制度，如人情，如文化，都构成了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多重面相，也正好孕育着起于“细微”的“世局转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一略带“八卦”的事件值得重写。刘文典被解聘事件，与闻一多先生有关。一九四三年前后，闻一多兼代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一职。本年四月一日，刘文典应普洱磨黑盐商张孟希之请，携全家前往磨黑中学讲学，并为张母撰写墓志。当时刘文典沾染鸦片成瘾，张氏答应供给他烟土和高额酬金。至五月，联大依照惯例，给刘文典发放聘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五次聘任委员会会议，也议决循例续聘刘文典等人。但闻一多脾气火爆，爱憎分明，在他看来，刘文典在磨黑逾期不归，严重影响联大教学，不足以为人师表，坚持要解聘刘文典。据王力回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1931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员合影，右四为刘文典（来源：tsinghua.org.cn）
这件事很快在西南联大内部发酵，引起不少议论。刘文典听说此事后，非常愤慨，认为“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刘文典：《致梅贻琦》），于七月二十七日，托罗常培转呈联大梅贻琦校长书信一封，专门申述其事，怒意难平，溢于纸外，但主旨只是一条：本人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此。刘文典信中说：“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刘文典：《致梅贻琦》）信中提及的“某君”，极有可能就是闻一多。“某君”所言“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显然带有挖苦嘲讽的口吻，直刺刘文典的痛处。然而，梅校长态度极为冷淡，拖了一个多月（九月十日）才回信说：“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梅氏的回信，无非打了下太极，等于默认了刘文典被解聘的事实。据王瑶回忆说：刘回昆后，曾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司家营找闻一多理论过一次，俩人吵得很激烈，朱自清在旁极力劝解。终究木已成舟，无力回天，最终在吴宓、陈寅恪、熊庆来、徐嘉瑞等人共同努力下，刘文典转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刘文典在云南大学的雕像
刘文典之所以被解聘，联大管理层给出的理由只有一条：刘在磨黑，逾期不归，耽误了教学工作。管理层对其教学上的不满，可能并非一日养成，磨黑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教学随意是很出名的。对此，当年就学联大的何兆武先生印象深刻：“刘先生当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是这个作风。”
何氏的回忆，与坊间传闻颇多吻合，略有夸张，而大致符合实际。闻一多对此应该心知肚明。若分析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刘文典成名甚早，名气和声望极大，不自觉地摆起了老资格，自负情绪滋生，对教学这点“小事”也就怠慢起来；传统文化之没落，时危国难之忧虑，都让他情绪悲观；加之，刘经历丧子之痛后，沾染鸦片烟，常年精神萎靡，身体困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刘在联大南迁以后变得“颓废”。刘文典转聘云大之后，上课极其认真负责，应该就是从解聘事件中吸取了沉痛教训。闻一多严厉处分刘文典，也是照章办事，他人明面上无话可说。然而，对于联大管理层来说，还有两层不愿意对外讲的“不满”：一是刘长期抽大烟，在校园内影响恶劣，有悖师德。一九四三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评选中，原本得票最高的刘文典“以有奢好”而落选，这个“奢好”当然是指烟土，这透露出上级管理层的不满。另一层则是刘接受盐商馈赠的烟土和巨额酬资。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是极其不妥的。王力和何兆武都曾提及，刘是因受人烟土才被解聘的。尽管这个理由没有写在纸面上，但颇能反映管理层背后的隐性看法。这从另一侧面也可见一斑，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刘文典已入候选人之列，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专门给朱家骅等多位负责人写信说：“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
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来源：sioc.cas.cn）
傅斯年信中所谓“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其实有很多道听途说的成分。比如，“土司”之说便是错的（实际上是盐商），“既吸之，又卖之”也无事实根据。但傅斯年敢于“对此说负法律责任”，并最终导致刘文典落选院士，可见学界同仁对此种行为是极为鄙夷的。不过，联大在照章办事这方面，显然没能“一碗水端平”。如果说刘文典逾期不归，耽误了正常教学，就要解聘，吴宓则是最有力的反证。黄伟《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解聘事件再思考》一文用大量事实说明：一九四四年以后的三年里，吴宓曾以在外游学名义，不归联大，且先后公开任教于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而联大的聘书照样奉上。所以说，刘被解聘，与逾期不归、影响教学并没有实质关系。刘文典抽鸦片也非一日，为何联大不早做处分？至于接受盐商馈赠，更是罪不至于解聘。当时昆明物价飞涨，南迁学人穷病交加，生活之艰难，人人皆有切身体会。为此，众多联大教师在外兼课，甚而开设店铺，梅贻琦夫人自制“定胜糕”放在冠生园售卖；罗常培与郑天挺承接大理修志工作，前往大理考察一月有余；而闻一多本人也在积极挣取“外快”，以补贴家用。由此可见，体制下的行为失范并非导致刘被解聘的主要原因。刘文典的“狂”，是个“人设”，有一个塑造的过程。联大南迁昆明之前，刘文典“狂”得尚不明显；到云大后，脾气收敛很多。刘的“狂”，主要表现在一九三八年联大南迁昆明后至其被解聘的短短几年。这是有原因的。任教清华的刘文典，早已声名远播，卓然一家。他的资历颇深，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代理过安徽大学校长、清华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他精通多门外语，早年曾译介叔本华等人作品入中国，影响甚大。而后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馀札记》三部学术佳作，赢得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等大师的高度赞誉，其治学谨严，博雅精审，学界对其推崇备至，在古典文献研究、校勘学等领域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在代理安大校长任上顶撞蒋介石的事件之后，舆论一片赞誉之声，这为其学术大师的头衔上，又增添了一层傲骨铮铮、威武不屈的个性光环。一九三二年，章太炎赠刘文典对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将其喻为放任不羁的嵇康，告诫他要戒烟；下联则将他比作击鼓骂曹的祢衡，赞扬其顶撞蒋介石。刘文典耿介狂傲的形象就此树立起来。
章太炎赠刘文典对联（来源：news.ifeng.com）
然而，在当下阅读语境里，刘文典的“人设”从“狂傲”进而升级为“狂妄”，除了抽鸦片给人以放浪形骸之印象外，还有以下数事构成助力。首先就是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传闻，可谓文化界几乎人尽知之。其实沈刘故事颇为蹊跷，根本无法查证其真实性。我还没有在民国资料里见到过，它大多出自后人的回忆录。目前，有些人否认“沈刘不和”的真实性，主要理由是：沈从文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当时刘文典尚在普洱。这条理由看似成立，仔细一想则站不住脚，因为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刘任教云大之时。就在刘被联大解聘的当口，沈被聘为联大教授，适成对照，刘借此在云大课堂上发几句牢骚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跑警报”，云大与联大隔街相望，沈、刘二人完全有可能相遇。总之，这样的故事既无法坐实，也难以证伪。对刘文典最为致命的“攻讦”，来自学术内部。刘文典的《庄子补正》被陈寅恪誉为“天下之至慎”，然而“年少气盛”的王叔岷发现此书有“无穷错误”（傅斯年语），于是撰成《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对其猛烈批评，措词极为严苛。对于此事，王氏晚年颇有悔意，曾在《庄子校诠序论》中检讨：“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至今犹感歉疚也”。然而，王氏的批评意见成为导致刘文典落选院士的砝码。傅斯年在给朱家骅诸人信中说：“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
刘文典撰，赵锋、诸伟奇点校，《庄子补正》全二册，中华书局2022年版
傅斯年进而说：“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学问如彼”说他的《庄子补正》有“无穷错误”；“行为如此”直斥其烟土嗜好。刘文典的“问题”一经放大，难免对其地位和声誉产生很大影响。至南迁昆明后的一段时间，刘文典变得“讨嫌”起来，多数人走而避之，不愿与他过多接触。朱自清一向态度温和，与人为善，就连他也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的日记里提到：“一多痛骂刘叔雅先生，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尽管闻的责骂对于一个同事来说太过分了。”吴宓与刘文典的关系向来不错，交往频繁。一九四四年，刘文典欲筹办云南国学研究院，力劝吴宓牵头出任该院院长，而吴宓始终不肯应承。其真实的态度，出现在了同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吴宓日记》里：“云南国学院事，决不可参与。盖典品行不修，名誉不好。”事实上，刘文典傲骨嶙峋，笃诚重义，率真可爱，其好作狂言，也是因其率真性格而起。他喜欢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遇事不善圆通婉转，然而做事心无旁骛，精益求精，其校勘《淮南子》，“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正因为有强迫症式的极度认真，他认为自己做到了极致，就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舍我其谁”的几分意思来。所以，他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狂”，并非针对身边同事而发，而是出于“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的学术初心，以及超越前人的理想追求。但客观上，他的“狂言”既让身边的同仁、国内的同道很受伤，也“反噬”了自身。晚年的刘文典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自幼受到刘申叔、陈独秀过分的夸奖，助长了我的骄傲，刘先生说我的文章很像龚定庵，陈独秀说我是三百年中第一个人。一九一六年，他做北大文科学长，就把我拉进北大。我那时候二十七岁，就在北大教起书来，那真是目空一切，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内，我的权威思想、自高自大，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真是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拔掉了。”尽管这段话出自刘文典当时作为一个“右派”的思想改造需要，可能言不由衷，但不经意间触及他“狂人”人设形成的根子。刘文典被解聘，表面上是体制内的行为失范，是因“狂”而致人情不满，但这均非要害。事实上，解聘风波出现后，包括冯友兰、朱自清、王力等人都不同意闻一多做得如此决绝，查良铮等新派学者也在为其设法“挽回”，还有陈寅恪、吴宓等朋友都在帮他，云大同仁也热心接纳了他。人生的“恶评”终归是表象，能深入体察其人其事者，都能理解当时的刘文典正陷入一种尴尬之境，这就是学界内部新旧两派的更迭。一九五三年，刘文典在云大教师履历表中所填的思想总结写道：“一九二八年回北京，在北大、清华任教，因为思想上自己觉得受过挫折，就埋头研究中国的版本、目录、校勘，自命是‘抗心希古’‘与古为徒’，以为古典主义的东西才是真学问。……故意做骈文旧诗，提倡黄色、灰色、黑色的东西，一直到抗战发生为止，不但是厌恶进步书籍，以至于厌恶进步人士，对于思想新一些的人都认为是洪水猛兽。”刘氏所言，确为实情。在新旧文化交锋中，以陈寅恪、吴宓、刘文典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守护者们，正在一点点地丧失阵地，被新文化运动以来日益强劲的全面改造风气席卷而空，逐渐成为古典文化没落的一个背影。在刘文典被解聘风波中，不论体制内的行为失检，还是“狂人”人设下的人情冷淡，都只是当时“西风压倒东风”的一个注脚而已。
解聘风波过了大约一年，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联大三校文法学院的主任、教授，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事宜。闻一多、吴宓等人参与其中。《吴宓日记》里记录下了这样的情景：“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特异，已由革新求合时代云云。又盛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云。”《吴宓日记》全十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闻的言论原本并非批评刘文典，而是矛头直指大学的国学教育：除了西南联大“已由革新求合时代”外，各大学仍循老路，“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很不幸，刘文典又成了闻一多口中的反面典型。而接纳刘的云大成了“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所。言辞何等激烈！吴宓听完闻的发言，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宓因闻一多等暴厉之言行，心中深为痛愤，故以酒浇愁，痛饮多杯。又因积劳空腹（未进饭），遂致大醉，为三年来所未有。”让吴宓感到愤懑难平的，并非为刘叫屈，而是切身感受到：像他这样喜好“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的古典文化热衷者们，正在急速坠落，变得一钱不值，甚而可能无容身之地。此后在昆的日子里，吴宓与刘文典开始“抱团取暖”，接触反而多了起来。吴宓对闻一多的不满，并非产生于此一时。就在刘被解聘前的六月三十日，沈有鼎先生在云大做讲座，讲座完毕后有“与谈”环节，《吴宓日记》记述云：闻一多自诩用 anthropology（人类学）治中国古籍，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 primitive（原始的）。而如《大学》中之格、致、心、物等字，皆原出初民之风俗及习惯，均是日常卑俗之实物近事。故《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即周秦诸子如老庄亦同。此中本无些须哲学，后儒神而化之，强解释出一番深奥高尚之义理，乃有所谓中国圣贤之文化。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中国今日实际措施，只有纯采西洋之物质科学与机械工程耳。云云。又如雷海宗则谓《大学》是道家之书，而周、秦时代之道家实出于巫祝。其中以巫咸为最著名。神道设教，不脱迷信。祈福禳灾、念念有词。后人以此等词衍成哲学耳。云云。
闻一多的上述两次发言，让吴宓的内心无限悲凉。陈寅恪已离开联大，身边“皆如闻、雷二君”，而后进学者大多是闻一多选拔聘用的新派人物，吴宓越来越觉得寡不敌众，阵地将失。于是去意萌生，最终于一九四四年秋以在外游学为名，再也没有回归清华。
当时联大内部学人，事实上有新旧之分。新派不止沈从文等“新文学”人物，而主要是指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那一批“打倒孔家店”的学者。在这些新派人物中，尽管各自主张尚有差异，思想烈度也有不同，但总体上对中国古典文化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所谓“旧人”，那些尚未走出清朝的遗老遗少且不论，尚有陈寅恪、吴宓、刘文典等人，原本处于“不新不旧”之间，学贯中西，思想敏锐，对国家时局、文化命运都有深切观察和体悟，很多还有较长的海外留学经历，但经历二十世纪初西方政治经济危机之后，在思想上都倾向于“向内转”，反对西方文化的过分渗透，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最终转变为古典文化的坚定捍卫者。新旧人物中的很多人都是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这同一路径入手，却没有汇流一处，最终抵达了不一样的终点，可谓“同途而殊归”。新旧人物的交锋和斗争往往是隐性状态存在的，很少会闹到刘文典被解聘这个地步，但私下的隔阂和不满则在在皆是。钱穆于一九三九年秋出走西南联大，前往成都的齐鲁大学；一年后，陈寅恪因赴英国讲学也离开联大，不料中途滞留桂林，后来也去了成都。钱、陈的离开，与闻一多并无关系，但言语之间还是折射出了对闻的不满。闻一多遇刺后，钱穆选择了原谅。然而，从《吴宓日记续编》看来，吴宓对闻一多耿耿于怀，至死不谅，一九四九年后每每提及闻一多，总是刘文典被解聘这件旧事，说明他内心里久久不肯放下。
1920年的成都华西坝风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期迁走）、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和燕京大学迁来此处，钱穆、陈寅恪和吴宓都曾在此停留、教学（来源：m.thepaper.cn）
钱穆的话里还有一层信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常以“左倾”或“右倾”划分知识人群，这种分类法是基于政治立场而言的，实际上，“左倾”者多是主张改造传统的新派人物，而“右倾”者则往往反是。近代中国的十字路口就在眼前，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某种意义上说是古典文化与新文化的分途。刘文典、吴宓的凄然离开，正预示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没落以及一个时代的行将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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