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王煜全：别做时代的局外人

同样迷茫的眼神也曾经出现在王煜全身上。

在北京70年代的街头，如果恰好经过商贸部的部委家属院，你可能会见到那个喜欢坐在楼前发呆的小男孩。很长时间里，独自守在家门口等待大人归来，一边天马行空地幻想，是幼年王煜全生活里的固定内容。

这种孤单并没有随着上学的到来而消失。王煜全对学校的兴趣一直在递减， 这似乎也是他们那代人共同的生活环境 。

70年代的关键词是“匮乏”。北京大街上到处是自行车和灰色蓝色的身影，成列的毛泽东著作被摆放在书店进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夏天出现在街头的卖冰棍的泡沫箱，是孩子们最爱的存在。

图 ：70年代北京街头

教室里，从文革走出来的老师们大多还在讲述着陈旧的知识。真正变革来临的前夕，北京城依然是静悄悄的，身处其中， 王煜全觉得自己是个旁观者 。

他只是惯性地去做一名好孩子。

因为家长要求严格，那时候的部委家属院盛产“别人家的孩子”。作为家中老二的王煜全有点蔫，但得益于家长的放养式教育，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自我探索。他早早拥有了家附近的首图借书证，于是，从泛黄陈旧甚至断裂的旧书堆里找到一本自己感兴趣的哲学书，成为王煜全青少年时期的一大乐趣。

但更多时候，他还是迷茫的。

80年代，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康德、萨特、加缪、海明威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停办了22年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在1980年恢复，参会的既有已经发表长篇小说的张抗抗、王安忆，也有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蒋子龙、叶文玲等，作家们讨论的主题之一， 就是如何打破桎梏解放思想 。

“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不断学习中度过的，情绪亢奋，惊悸，欢快，慨叹，跌宕起伏。”张抗抗曾经这样回忆。

这些热闹并不属于王煜全 。他在书中感受着世界的辽阔，内心激烈的动荡起伏却无人分享。社会正在经历着剧变，很快，下海经商成为更汹涌的浪潮，80年中期，王石已经在深圳通过玉米倒卖赚到了第一桶金，而40岁的柳传志已经参与了中科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的创办。

年纪尚小的王煜全还没有机会参与这些。他为自己找了条出路：存在主义。

“当时我感觉和世界特别疏离。因为没法跟人家去内心交流，别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此，加缪那本揭示了世界荒谬性、人与社会对立性的《局外人》，成为王煜全当时最喜欢的一本书。

但在互联网构筑的新世界里， 王煜全很快成为了“局内人” 。

王煜全成为中国第一批接触互联网的幸运儿之一。

1993年3月，中科院高能所第一次开通了从美国SLAC国家实验室租来的64K专线，并在第二年4月开发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第一条专线，中国开始以国家身份正式接入互联网。

当然，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互联网依然是遥远而陌生的存在。

图 ：中国第一台WWW服务器（中国科技馆藏）

大四的王煜全很幸运 。这位北师大生物系的学生早在大三就准备完答辩，大四专心创业搞生物技术开发，因此在中国农业大学租了一间实验室——农大西校区距离如今的中关村不远，算是北京城里位置便利的高校，但在当年，王煜全从城里出发，需要倒两趟坐到终点站的公交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路途遥远，但目的地有足够诱人的吸引力。1993年年底，王煜全通过合作实验室老师的名义，申请了一条互联网线路，就此接触到新世界。

这是属于在起跑线领先的优势 ——很多后来成为互联网大佬的人，触网时机都比王煜全要晚。丁磊在1994年才借到中科院高能所同学的账号，第一次登陆了雅虎，并为此兴奋不已；而马化腾的第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香港。

王煜全不懂IT，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互联网的受益者 。

1994年，大学刚毕业的王煜全做了家介绍中国医药的英文网站，并开始接一些咨询的业务单子。人生的伏笔就此埋下。

2年后，这位毕业两年的年轻人接到了一通来自英国的电话。

那是一家专门举办国际会议的公司，承接了英国一场关于中国医药市场的研讨会。工作人员找了半天，发现在中国专业介绍医药市场的网站仅此一家。

项目负责人还给了他一个惊喜：“我不光要请您来，而且要请您当大会的主席。”初生牛犊不怕虎，王煜全欣然应允，因此有了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担任国际医药大会主席的人生新体验。

只是，当他出现在活动主办方面前时，对方一脸惊愕：谁也没想到，这位专业网站的创立者居然是位25岁的年轻人。多年后回忆起来，王煜全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很多时候， 人生的转折点往往就是以“意外”的面貌出现 。

那次英国之行中，王煜全见识到了国际咨询公司的水平，发现自己此前局限在国内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在全球寻找好的咨询公司谈合作。

一年后，他结识了现在的合伙人、即Frost & Sullivan 的创始人。两人聊得很投机，1998年，王煜全受邀去美国与他一起做公司，而这次合作延续到今天正好20年。

命运很爱扮演调皮的“捉弄者”。它擅长在风平浪静中埋下变故，由此制造出人生的变幻之感， 也让强者收获成长，把弱者推向深渊 。

事业定位逐渐清晰的1998年，却是王煜全内心难熬的十年的开端。前半生的顺遂突然遭遇到现实的连环打击，亲人去世、女友离开、刚出国时的孤单， 还有如暗夜一般将他包围的抑郁症 。

王煜全少年时读过的加缪著作里，其实有很多关于痛苦的表述，比如“没有生活的绝望就没有生活的爱”、“这个世界的巨大的孤独是我唯一的衡量尺度”，但在抑郁症面前，这些句子也失去了力量。

很多抑郁症患者会思考：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所有世俗的答案都是没有意义的。张朝阳的抑郁症始于成功之后，与物质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心空虚——得到了很多，但并没有因此而快乐。

就像一个又一个死循环， 抑郁症患者们孤独地在此间沉沦 。

开朗爱笑的王煜全很少去回顾那段黑暗时光。相比描述问题的严重性，他更喜欢去寻找和给出答案。

佛教成为他的解药 。但在刚开始接触佛教的2003年，他经历过一段“怪力乱神”的时光，甚至找了位算命先生学习。他很快发现，这位老师自己也在寻找答案。

后来，王煜全开始听佛经，结交了一些出家人，偶尔也打坐。在佛家带来的平和之中，他学会向内看，与真实的自己达成和解——这并不容易，他如今会自嘲“体内有好几个自我”，但接受这些复杂性，并不容易。

不过，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佛教徒 。

在他的理解中，“信佛的本质，应该是相信佛说的那个道路，然后自己去找到自己的出路，而不是你信他说的都对。”

王煜全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新出路：做投资。

当时是2008年。王煜全探索挣扎的这十年，中国市场、中美贸易等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加入了WTO，举办了奥运会，也早已成为网民第二多的互联网大国；BAT开始修筑城池，创业创投风潮渐起；而珠三角扎堆的代工厂房里，艰难的升级阵痛即将来临。

最懂中国的美国人，最懂美国的中国人 。迷茫散去，王煜全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弥补中美创新鸿沟的人。

过去十年的徘徊就此结束。这种感觉就像雷军向王川描述过的：我突然想明白，自己是一头猪，从此一切都一帆风顺了。

王煜全干起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在美国寻找可以落地的科研成果，在中国寻找企业和机构对接，对于那些想接触美国科技的人，王煜全则给他们制作了科技特训营和美国考察团这两道大餐。他形容这个过程是在搭积木，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创新、推广方式……这些都是积木的零部件。

比如他投资过的Wicab 盲人眼镜。这项技术的理论提供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巴赫丽塔教授，王煜全找到了中关村医学转化中心，如今，这个项目已经进驻中国。

图 ：盲人眼镜项目相关负责人在会上签约合影

不过，正如他在佛教中寻求出路，却不自认为是佛教徒，如今， 他也认为自己并非典型的投资人 。

他对投资行业的“偏见”是在做咨询期间形成的。当时的业内人士有点瞧不上投资人，总觉得他们不懂产业，是外行，于是，很多会议都会把下午三四点的发言档期留给投资人——那正是与会人员最困的时候。

王煜全不愿成为那样的投资人， “我还是做业内人士吧” 。

他很少混国内的投资圈，尽管他对国内很多投资明星，比如徐小平看人的水平、朱啸虎看赛道的能力很是赞许，但他更大的兴趣在于：把美国系统化机制化的科技引进到中国来。

他最终把这归结于性格：“我就是这样的人，感兴趣的事情会很享受，没兴趣的事情，比如吃饭穿衣，超出了我的雷达范围，我就完全不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