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杨思思：杜牧的长安回望

楊思思：《 杜牧的長安回望》 （原載《中華文史論叢》2021年第4期）

提要： 自開成二年（836）始，杜牧長期處於在京為官與照顧家庭的兩難中，對長安的態度十分糾結。但到了會昌年間，杜牧外出為郡，詩文中卻頻頻回望長安，表達了明確的思鄉情緒。杜牧的長安回望，指向的是“舊第”和“舊廬”兩個處所，二者都與杜佑關係頗深，對杜牧來說都是承載着家族政治聲望的空間。這也使得杜牧的“思鄉”並不意味着消極的“掛冠”，而是重返政治中心的“戀闕”。杜牧自稱“北闕南山是故鄉”，這種視整個長安為故鄉的認同，又與其科舉入仕的經歷相關。

關鍵 词： 杜牧，長安，思鄉，科舉

閱讀導引：

一、京官與家庭之兩難

二、杜牧的長安回望

三、故鄉空間的擴容

結  論

杜牧是京兆萬年人，生於長安，長於長安，但從大和二年（828）中舉入仕開始，在京日短，在外歲久。但無論杜牧是否身處長安，長安對杜牧的引力從未衰減。對杜牧來說，長安是一個綜合的空間，是複雜的符號：既是立身立名的政治中心，也是祖居和鄉園所在。長安與杜牧的聯結，既是關於政治前途的，更是涉及情感和認同的。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杜牧展現出的對長安的情感不同，詩文中提及的長安地點也輕重有別。杜牧詩文中的長安圖景，就由這些在情感上輕重不同的地點，重疊交織而成；杜牧的精神內面，也在這些關於長安的書寫中逐漸豐滿。

關於杜牧與長安，日本學者許山秀樹以杜牧四次在京的經歷，分析了其創作與心態的變化[1]；李浩與李殷分別對杜牧在長安的居所進行了細緻考察[2]；至於“長安”對杜牧的意義，也有不少學者作了討論[3]。本文試從杜牧不同時期與長安有關的詩文中，把握杜牧對長安不同地點的獨特情感和回憶，還原杜牧與長安這座城市的具體聯繫。從長安這一地理空間出發，可以更好地理解杜牧一生的心事與行跡；而從杜牧的個案出發，也可以重新考慮作為地理空間和生活背景的長安，如何通過個人的感受和記憶，打上個人情感的烙印，參與其自我敘事和自我認同。

杜牧書《張好好詩》（圖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考慮杜牧與長安的關係，首先就要釐清杜牧的行跡。杜牧家住長安，大和二年（828）中舉入仕後，曾短暫地擔任京官，不久就前往江南擔任沈傳師、牛僧孺幕僚，直到大和八年（834）。之後“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4]，短暫地回到京洛，開成二年（837）即因家事棄官東下，同年秋末入崔鄲宣州幕府，至開成四年（839）方纔返京赴職。[5]返京之後的杜牧，也時時因為家事乞假離京。會昌二年（842），杜牧出守黃州，在《上李中丞書》中總結，“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臥疾乞假，復居其半”。[6]從會昌二年（842）開始，杜牧遷轉于黃州、池州、睦州，大中二年（848）方返京，尋又求出為刺史。若將杜牧行跡列表來看[7]，很容易發現入仕以來，杜牧在京日短，在外歲久：

表1：杜牧行跡表

初入仕時為幕府吏，是當時士人常見的選擇[8]，至於會昌初外出為郡，實非杜牧本意[9]。杜牧幾次離京中，值得注意的是開成年間的去官東下和大中年間的求出湖州，這兩次都是杜牧的主動選擇。

杜牧去官是在開成二年（837）。這年春天，杜牧曾在陝州遇到同年，二人醉飲時杜牧自嘲三年未遷，“頭銜依舊鬢絲多”。[10]杜牧此時應有求進之心，卻選擇了棄官，實為家事所迫。要理解杜牧的人生選擇，就得從杜牧的家庭關係說起。杜牧幼年時，祖父杜佑尚在，安仁里宅是一個是以杜佑為核心、杜佑子孫共同居住的場所：

岐公外殿內輔，凡四十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余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11]

家門之內數世同堂，堂兄杜銓當時是掌理合門家事的角色，各種瑣碎事務都能處理得清晰允恰。杜牧生活在同祖兄弟之中，各房之間有密切往來，整個家門的經濟和人事，也有家族中的代表統籌決策。然而杜牧並未在這種大家族中生活太久。元和七年（812）杜佑去世，元和九年（814）杜牧堂兄杜悰選配岐陽公主，移居昌化里。[12]大概就在這幾年中，杜牧之父杜從郁去世。[13]杜從郁去世時官職不高，兄弟二人年紀尚幼，不能治生，經濟狀況不佳。杜牧在安仁里舊第原有三十間支屋，父祖去世之後，元和末年因“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出安仁里。在這之後的八年間，杜牧與弟弟杜顗居無定所，“凡十徙其居”；奴婢死散，“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杜牧稱他們曾窮困到“食野蒿藿”的程度。這個說法可能有所誇張，但原先的大家族對孤貧的杜牧兄弟少有拯援應該是事實，當時僅有“長兄以驢游丐於親舊”，為兄弟二人奔走。[14]至親去世，杜牧失去了在大家族中的仰仗，又因為經濟狀況不得不移出祖居。生活處所的轉移背後，是家庭關係的離析。考慮到杜牧仕宦經歷中全無丁憂事，疑其母或在杜牧入仕之前就已去世。這樣看來，杜從郁一房門庭凋零，杜牧只能與弟弟杜顗相依為命。

杜牧大和二年（828）進士及第，而杜顗雖然“幼孤多疾，目視昏近”[15]，也在大和六年（832）及第。及第得官使二人拮据的生活狀況有所改變[16]，一直到開成元年（836），杜牧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杜顗為鎮海軍幕府吏，兄弟二人仕途平順，生活安穩。然而開成二年（837），杜顗的視力迅速惡化，其春“目益昏”，“冬遂喪明”。[17]這個突發事件打亂了兄弟二人的生活和規劃，杜牧得訊後便迎同州眼醫石公集至洛陽，與其一同東下至揚州杜顗處。這時杜牧告假已滿百日，只得棄官。石公集診治後，認為周歲纔可施針。杜牧為便於照顧弟弟，又需負擔這一年中杜顗和石公集的生活，只能在江南另覓新職，“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18]杜牧這個棄中央官而任幕僚的選擇，實為仕途對家庭的退讓。

杜顗的眼病一直未能治愈，加上杜牧生活也不寬裕，這種京官和家庭難以兼顧的矛盾幾乎伴隨了杜牧整個仕途。開成三年（838）冬天，杜牧除左補闕，可以返京，但杜顗的眼病要到第二年春天纔可以施針。杜牧本想帶杜顗和眼醫石公集一同回京，但杜顗顧念兄長的經濟狀況，認為“京中無一畝田”，還需要“飽石生所欲”[19]，加上左補闕俸祿本就低於幕府官[20]，京中生活成本又高，不可同歸。兄弟二人折中後選擇前往潯陽，將杜顗託付給時任江州刺史的堂兄杜慥。限於經濟狀況，杜牧在理智上只能同意這個兄弟二人南北懸隔的方案，但在情感上始終難以接受，以至於在潯陽渡口與弟弟分別時，執手而哭[21]。

杜牧不僅要為杜顗的眼病四處尋醫問藥，還得支持杜顗的生活，經濟負擔不小。先是供養眼醫石公集兩年之久，在石公集三度施針不效後，又“重幣卑詞”，別迎眼醫周師達為弟醫眼，然而周師達也無法治療，“不針而去”。[22]雖然會昌二年（842）後，杜顗投靠時任淮南節度使的堂兄杜悰，在揚州“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23]，但事實上應該還是靠杜牧供給。《北夢瑣言》“杜邠公不恤親戚”條稱：“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24]杜悰在荊州作風如此，在揚州對杜顗應該也不會有特殊的優待。

大中三年（849）至大中四年（850），杜牧連上四啟求出。這時杜牧剛剛從地方回到中央不久。大中二年（848）返京時，杜牧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25]數年暌隔，杜牧終於可以“歸還故里，重見親戚”，“再復官榮”。然而一旦面闕，他又在短短一年後就苦求外放。[26]杜牧向宰執請求東下，陳詞懇切，其原因歸結起來也是經濟問題：“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27]

杜牧身上的經濟負擔是逐漸累加的。開成年間僅有病弟需要救助，到了七年為郡時期，孀居的妹妹也賴杜牧供養，“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衣食”[28]。後來堂兄杜慥又仕途不順，待職無俸，“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絕俸已是累年，孤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藿，才及一飡”。[29]《樊川文集》中提及杜慥最多，杜牧兄弟二人與其他叔伯兄弟不見多少來往，可能杜慥是與杜從郁一房走得最近的堂兄，何況當年杜慥又曾在江州、蘄州庇護杜顗，是以杜牧在“給弟妹衣食”之外，還要“有餘兼及長兄”。[30]這幾年中，“私以貧苦焦慮”當是杜牧實情。[31]因為“京中無業”，病弟孀妹“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32]，骨肉分離；“舊第無屋”[33]，遂與長兄異居。杜牧的經濟狀況使得親人無法在京城團聚，日漸沉重的經濟負擔更讓杜牧欲為京官而心難自安。可以說，從開成二年（837）杜顗失明開始，杜牧對長安的態度，就一直處於這種兩難之中。

從杜顗失明開始，杜牧對長安的態度就帶上了一絲糾結。開成初年杜牧本有求進之心，不意因為家事，又在南方蹉跎兩年。開成三年（838）冬，杜牧除左補闕，左補闕是清要京官，並未委屈杜牧，但因為不能攜病弟一同返京，杜牧深陷去住之間的惆悵。在宣州打算赴官時，杜牧的狀態是“我心懸旆正搖搖”[34]；夜宿蕪湖，有“故國還歸去，浮生亦可憐”[35]之慨；已近闕下，杜牧還在猶疑：“我來惆悵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36] 對開成年間的杜牧來說，兄弟二人曾經的安寧生活已經破碎，長安並非他所嚮往的樂土。

然而這種對擔任京官的抵觸和對未來的迷茫，很快就被深深的思歸情緒代替了。會昌二年（842），四十歲的杜牧由京官出為黃州刺史。初到黃州的杜牧，偶見竹岡上盤繞的小徑，不由生出感慨：

竹岡蟠小徑，屈折鬥蛇來。三年得歸去，知繞幾千回？[37]

屈折的竹徑朝杜牧蛇行而來，似乎正是為了銷磨他心中同樣盤桓屈折的思慮。刺史一任三年，初來的杜牧已經想着歸去的日期——若以在這竹徑上的徘徊計數，也不知須得幾度來回，纔能銷盡三年之中的煩愁難遣。

會昌二年（842）初出為郡的杜牧，深以黃州三年為苦，卻未曾設想，從會昌二年（842）到大中二年（848）的七年，自己都將在僻州远郡度過。會昌四年（844）九月，杜牧由黃州刺史遷池州刺史；六年（846）九月，移睦州刺史。[38]這幾年間，杜牧詩中是積累的思鄉情緒：黃州多雨，杜牧聽來是“秋聲無不攪離心”[39]；從黃州刺史轉為池州刺史，赴任途中的杜牧看到秋日風雨中南下的新雁，不禁同病相憐，問出“來時還下杜陵無”[40]？在池州送別友人，杜牧感歎“有家歸不得”[41]；睦州溪山如畫，他自傷“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42]。八松院的小石，杜牧看來依稀是華山三峰，“故關何日到，且看小三峰”。[43]外郡七年的杜牧，稱自己是漢陵人、杜陵客，心心念念的是“故國”“故關”“故鄉”。

會昌二年（842）之前的杜牧詩文中，思念京城的表達不多，但在外出為郡的這七年中，杜牧卻反復表示對“歸去”的渴望。這首先與杜牧當時的政治處境相關。在外任黃州之前，杜牧曾在朝為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即以郎官銜充史官職。[44]員外郎從六品上，是較為清顯的京官。黃州“戶不滿二萬”[45]，按唐制為下州[46]，下州刺史為正四品下[47]，若論官品，其實有所升高。但賴瑞和在《唐代中層文官》中指出，“偏遠小州刺史地位則頗低下，常作郎官外貶之用”[48]，杜牧也視自己外調黃州為仕途一大挫折，如《自遣》詩敘其外放時心態是“四十已云老，況逢憂窘餘”[49]。在地方擔任刺史的七年間，“與京師人事離闊”[50]是杜牧最為深刻的感受。杜牧在這一時期的詩文中，常常強調自己所處之地與京師的距離，如《上李中丞書》中，稱黃州為“三千里僻守小郡”[51]；由池州前往睦州的途中，說自己“重過江南更千里”[52]。遙遠的距離直接導致了與京中人事和政局的疏離。杜牧在《與人論諫書》中提到，自己見到邸報上皇帝批閱諫疏後賞賜上疏者幣帛的事情，但“僻左且遠，莫知其故”。直到最近，在遠遊之客手中讀到了邸報中提到的諫疏紙本，這纔明白緣由。杜牧知道此事是“前數月”，受賞的諫疏文本卻在民間流播數月之後，纔因緣際會被杜牧讀到。[53]諫疏是公開文本，身處遠郡都不易明白其中原委，秘而不宣的國之大政可想而知。因而“與京師人事離闊”的黃州，在杜牧眼中就是“孤城”一座，“無因見簪笏”，也無法與聞重大的政治決策，縱然“臣實有長策”，也只能對酒消磨。[54]

杜牧的“思歸”也有其特殊性。思鄉是唐詩中常見的主題。在這一主題的詩歌中，詩人宦游在外，故鄉迢迢，加上仕途不順或對現實不滿，往往想要掛冠歸鄉。然而在杜牧這裡，雖然同樣抱怨“薄宦與乖睽”，但“思鄉”背後的真正所求，並不是“塵冠掛卻”，而是“再復官榮，歸還故里”[55]。這與“故里”對杜牧來說的特殊意義相關。

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啟》中提到自己的故園：“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56]杜牧所說的“舊第”和“舊廬”，都與其祖父杜佑關係頗深。《舊唐書》記載，在杜佑“作鎮揚州”時，“家財巨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為城南之最。”[57]杜牧所謂“舊第”，即位於安仁里的甲第；“舊廬”，即杜城別墅。

安仁里第，杜牧稱“置於開元末”[58]，按杜佑生於開元二十三年（735）[59]，開元末年尚為幼童，此宅當為杜牧曾祖杜希望所置。杜希望在開元二十六年（738）為鄯州都督，知隴西留後，大敗吐蕃，拔新羅城，立下戰功，後在隴西經營數年，但因為未曾賄賂宦官牛仙童，被奏不職，遷為恒州刺史，後卒于西河太守任上。[60]開元計二十九年，考察杜希望履歷，其在安仁里置宅的時間可能就是在隴西建立軍功之後。根據杜氏家族杜佑一系的墓誌，杜佑、杜佑兒媳杜式方妻李氏[61]、杜佑之孫杜牧[62]，墓誌所載卒地皆為安仁里，可見安仁里宅從開元末到大中年間，一直是杜氏家族聚居之所，綿延數代。

李壽墓第四天井東壁列戟圖，唐太宗貞觀五年（631）

（圖 源唐代壁畫珍品數字館）

杜佑鎮撫揚州時，安仁里宅被稱為“甲第”。唐代宅第有其規制，“甲第”與身份和地位相符，帶有彰顯特權的意義。[63]《杜式方墓誌》稱，“始德宗孝文皇帝以諸侯方強，質其子于京師，邸第富盛，皆以弋獵球酒相傾，唯公弟兄閉門讀書，不與交通”[64]，雖然杜佑諸子行事作風與其他方鎮節度使之子有別，但《舊唐書》既稱杜佑“家財巨萬”，其“邸第富盛”的情況應該大致相類。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時，安仁里甲第前曾施門戟十二竿，“棨戟爰列，更光私第，賁於棖 ，慶及子孫”。 [65]唐人勳官、職事官、散官官品都在三品以上纔可立門戟，時人以此為榮。 另唐代法令規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66]，可見宅第向街開門也是榮耀的象徵。 杜牧稱自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 [67]，安仁里位於朱雀街東第一街第三坊，在杜牧的記憶中，正處於長安城中心的安仁里舊第，向街而開的朱門，十二竿的門戟，無不荷載着家族累累的政治聲望，是“我家公相家，劍佩嘗丁當”[68]的物質體現。

元和末年，杜牧父祖已經去世，兄弟二人因經濟困難，將安仁里舊第原有的三十間支屋轉手他人。之後的八年中，杜牧“凡十徙其居”，卻再也沒有提到過他在長安城內的居所。在長安城南的樊川別墅，杜牧倒是留下了一些生活的痕跡。趙嘏有《杜陵貽杜牧侍御》詩，此詩一作《題杜侍御別業》[69]，按杜牧開成二年（837）至開成三年（838）帶殿中侍御史京銜，說明此時杜牧仍在使用樊川別墅。

杜牧在開成二年（837）由揚州往宣州時曾作《留題揚州禪智寺》：“故里溪頭松柏雙，來時盡日倚松窗”，杜牧故里可稱“溪頭”者，僅有樊川。當時杜牧為失明的弟弟杜顗棄官東下，不想杜顗眼病難愈，二人只能滯留江南。“杜陵隋苑已絕國，秋晚南游更渡江”，從杜陵到揚州，已是遠遊，不曾想一歲將暮，竟然越去越遠。越去越遠的不僅僅是故里溪頭成雙的松柏，還有當時兄弟安好，松窗閒話的日子。樊川映窗的松柏，成為了杜牧記憶中安定家園的象徵。[70]

在杜牧七年為郡的時期，詩中頻頻提到“樊川”[71]“下杜”[72]，以“朱坡”為題的詩就有五首[73]。“樊川”“下杜”“朱坡”這幾個地名，其實都是杜佑樊川別墅所在地的不同指稱，只是範圍有廣狹之別：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裴延翰《樊川文集序》）[74]

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75]

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邇。（杜佑《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76]

綜合來看，樊川別墅位於長安城南的下杜樊鄉，此地又可稱為樊川；具體位置則是“杜曲之右，朱陂之陽”。樊川別墅對杜牧來說意義重大。杜牧稱，“某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77]，樊川別墅保留着杜牧幼年的記憶，擔任湖州刺史的俸祿大量投入此中，晚年生活也計劃在這裡度過。

樊川別墅是貞元中杜佑所置。[78]自元和二年（807）始，杜佑屢請致仕，憲宗優禮，“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令一月三朝謁，杜佑得以“任適田廬，恣尋山水”，郊居樊川。[79]杜牧幼年身處的樊川別墅，是公卿大僚出入的場所，《舊唐書》稱“佑每與公卿宴集其間，廣陳妓樂”。[80]元和五年（810）三月，在樊川別墅的一次宴集上，憲宗曾遣中使賜酒饌[81]，確是“當時貴盛，莫與之比” [82]。當時的樊川別墅雖有山林川池之形勝，但“躋攀莫由”[83]，遊覽不便。因此，元和五年（810），杜佑請處士王易簡開鑿山脈，疏通泉流。元和五年（810）杜牧已經八歲，對此事略有印象：

某為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84]

此事“蕆役春仲，成功秋暮”[85]，到了這年秋天，杜城別墅已經境象一新，山可登臨，水可溯游，杜佑特意延請賓侶宴集遊賞。關於這次盛會，杜佑、時任太常卿權德輿、大理卿武少儀都為此事作了記文。根據宋人記載，三文都在同年刻石立碑：

第一千六百九十八，《唐杜岐公郊居記》，權德輿撰，正書，無姓名。元和五年八月。第一千六百九十九，《唐杜岐公莊居記》，佑自撰，沈傳師正書。元佑五年十月。（趙明誠《金石錄》卷九）[86]

《唐王處士引水記》，大理卿武少儀撰，與《郊居記》皆一體書，無書人名氏。杜佑有池泉在長安杜曲，處士王易簡為佑鑿石引泉為瀑水。碑以元和五年立。（歐陽棐《集古錄目》卷四）[87]

可以想見，“下杜鄉園”對杜牧而言，不是仕途不順時可供退居的郊園，而是需要顯宦來重新擦拭的盛放家族記憶的空間。杜牧記憶中的樊川別墅，除了山巒溪水，四時風光之外，還有幼年公卿陪宴的場景。記憶或許會消退，但樊川矗立的石刻不會，它們時時提醒着此地曾經的光榮貴盛——甚至還會隨着時日更新，比如杜牧堂兄杜愉，便在大中年間重書了杜佑《郊居記》，刊之于石。[88]杜牧在晚年所作的《晚晴賦》中自號“樊川子”，並將文集命名為《樊川文集》，也同樣是一種參與、更新家族記憶的方式：京兆杜氏的“杜牧”，將與“樊川”這一空間永遠相連，他將用自己文章的不朽再鑄樊川的不朽。而他與樊川之間的種種聯結，無論是逝去時光日漸磨滅的痕跡，還是樊川風光草木在他心中的刹那倒影，也都會像琥珀一樣在時間中凝結：“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89]。

因此為郡七年間杜牧的這種“思歸”，和唐代其他詩人有很大不同。對其他詩人而言，進在廟堂和退歸故里是人生的兩個選項，不進可退；但對杜牧來說，廟堂和故里不僅在空間上有重疊，重返家園和宦途顯達在杜牧的認知裡也是二而一的。[90]杜牧從池州刺史轉為睦州刺史後，曾作《新定途中》詩：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91]

此詩作於會昌六年（846）杜牧從池州前往睦州之時。當時中央政局已經變化，“僻左五歲，遭逢聖明，收拾冤沈，誅破罪惡”，李德裕一貶再貶，之前被排擠者“歸軫相接”。但是杜牧的遭遇卻是“重過江南更千里”，“唯牧遠棄，其道益艱”。此行在杜牧的印象裡，一派愁雲慘霧：“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 [92]在這種境遇之中，杜牧回溯過往，自嘲之所以外郡飄零五年之久，歸結起來是“無端偶效張文紀”。張文紀即張綱，《後漢書》記載，張綱“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曾上書指斥宦官和外戚亂政。[93]杜牧懷着“有家歸不得”的沉痛，卻沒有像其他思鄉詩人那樣，簡單地自嘲自己不該離家遠宦，誤卻歸期，而是自比張綱，認為剛直之性給自己招來禍端，真正耿耿於懷的，還是自己被排擠出中央一事。杜牧的思鄉，總是和僻左遠宦的抑鬱和憤慨相伴而生。《朱坡絕句（其一）》中，二者的關係表現得更為明顯：

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賈生辭賦恨流落，秖向長沙住歲餘。（杜牧自注：文帝歲餘思賈生。）[94]

此詩同樣作於睦州時期，感傷自己流落更甚賈誼，賈誼歲餘得返，自己卻三換魚符仍不得歸。《朱坡絕句》共三首，是一組對朱坡的追憶。此詩為第一首，以故國池塘發端，表達的卻全是政治上的鬱悶不平。組詩的基調因而確定，後兩首對朱坡的溫情回憶，也全都服務於這一主題。故鄉有如此風景卻難以歸鄉，杜牧將這種痛苦都歸之于“薄宦”。可以說，杜牧表達的思鄉，本質與“戀闕”無異。杜牧詠竹詩中，有“故國何年到，塵冠掛一枝”的消沉之語，但事實上，杜牧並沒有真正考慮過掛冠歸鄉，何況當時的經濟狀況也沒有給他退路。他隱隱期待的是“文帝歲餘思賈生”，是後來拯援他的宰相周墀做的那樣，“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95]

長安是唐帝國的中心，大明宮則是長安跳動的心臟。杜牧身處外郡，思戀朱坡，回憶之中也有大明宮的身影。在《朱坡》詩中，他絮絮抒寫對朱坡風景的思念，“靜思長慘切”，詩人沉入懷想之中，朱坡畫卷卻這樣展開：“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96]這是整個長安的圖景，通過擺出“北闕”和“南山”兩個長安城的著名地標，朱坡的位置得以確定。

長安城南圖（圖源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

“北闕”和“南山”對仗工整，天然適合律詩，如張說“北闕連雲頂，南山對掌中”[97]，司空圖“帶雪南山道，和鐘北闕明”[98]等皆用之，二者的對舉在唐代描寫長安風景的詩中並不罕見。杜牧詩中頻用“北闕”和“南山”，並不是僅僅借字面來裝點長安景色。“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這兩句，可能就是杜牧過去在朱坡登高見到的實景。從元和五年（810）杜佑整修樊川別墅後刊石立碑的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別墅內有地勢較高之處，“徑術逶迤於木杪，亭台 嵼於山腹”[99]，若登山而上，“達于高隅”，甚至有“若處煙霄”之感，終南近在眼前，樊川低頭可見： “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 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帶。 ”[100]加上樊川別墅的位置，從南北方向上看近于啟夏門： “啟夏南出，凡十有六里” [101]，從樊川別墅北望，正對的並不是朱雀大街，而是靠近啟夏門的街東區域。 街東千門排闥，一直向北望去，最北端矗立的正是大明宮宮闕。 或許是由城南北望時見到的風景給了他太深的印象，杜牧忍不住想給朱坡標出一個位置——他心之所繫的空間對於大明宮的位置、在整個長安中的位置。 這同時也是一種把對朱坡的回憶，落在自己書寫的長安城的整體圖景之中的努力。

城南和北闕這兩個地理空間在杜牧詩中總是共同出現，二者對於構成杜牧心中長安的整體圖景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在唐人的語境中，“北闕”和“南山”不僅在字面上相對，在隱含意義上也往往相反，一個是“進在廟堂”，一個是“退處山林”[102]，如孟浩然“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103]，張籍“三表自陳辭北闕，一家相送入南山”[104]。但在杜牧詩中，“北闕”和“南山”並不處於這種對立關係之中。北闕是身處南山時抬首可見的風景，也是在心理上親切可至的實現政治抱負的空間。

杜牧《樊川外集》有一首題為《贈終南蘭若僧》的詩：

北闕南山是故鄉，兩枝仙桂一時芳。休公都未知名姓，始覺禪門意味長。[105]

此詩本事見載于晚唐孟啟《本事詩》：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106]

大和二年（828），杜牧進士及第、制舉登科，在此春風得意之時，與同年游于城南。城南有杜佑樊川別墅，杜曲又是杜氏宗族聚居之地，杜牧此行不免有“富貴歸故鄉”的自矜。在城南僧寺，他們遇到了一位言語不俗的禪師，然而禪師從未聽聞杜牧的名號。“禪師都未知名姓”——這個感慨背後，是杜牧原以為，不論是“家在城南杜曲傍”的家世，還是“兩枝仙桂一時芳”這樣“名振京邑”的“累捷”，都足以傳入禪師之耳。此詩首句《本事詩》與《樊川外集》所記不同。《樊川外集》在晚唐就粗具規模，在二者成書時間相近的情況下[107]，《外集》應該更為可靠。這兩個版本的首句在全詩中發揮的功能類似，都是為了稱述杜牧深感自豪的家世，是禪師理應聽聞杜牧聲名的原因之一。然而“家在城南杜曲傍”與“北闕南山是故鄉”其實是不能等同的。杜牧的故鄉原在城南杜曲，而在《樊川外集》的版本中，杜牧的故鄉由“北闕”和“南山”共同框定：北闕與南山之間的整個長安城，都被杜牧視為故鄉。

這種對長安空間的整體感知應與科舉有關。杜牧兄弟二人都以科舉入仕，這在家族中是例外。杜佑本人以蔭入仕，夫人梁氏三子杜師損、杜式方、杜從郁三人亦同，杜式方“以蔭授揚府參軍”[108]，杜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109]，權德輿稱之為“蔭庥之下有淑聲”[110]。到了杜牧一輩，堂兄杜銓也是“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111]，杜悰“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112]，唯有杜牧兄弟，勤修舉業，進士登科。在杜牧的時代，進士科的地位已經顯著提升，“從德宗貞元時起，及第進士大量進入中高級官僚的行列，憲宗以後，進士在宰相和高級官僚中占居了絕對優勢，終唐沒有再發生變化，進士科穩定地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113]，像家族中杜佑、杜悰這樣門蔭入仕又最後做到宰相的情況反而是少數。應進士舉是杜牧兄弟二人掙脫家族常例的“預流”之舉。

唐長安城坊圖（圖源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

因為科舉考試，杜牧與來自全國的鄉貢進士會合。在鄉貢進士們對長安那樣熱切的嚮往之中，杜牧強烈地感受到了他從小生活的長安城作為唐帝國中心的意義。大和二年（828）崔郾知貢舉，放榜在東都，過堂儀式在長安舉行。[114]杜牧作詩：“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辦酒，已將春色入關來。”[115]此詩題為“及第後寄長安故人”，“春色入關”一語雙關，自己即將攜帶着進士及第的榮耀，與春光一同回到長安城。[116]杜牧本為長安人，此番列身中舉的三十三人之中，在中舉的自得之外，更有一份主人翁的自信。

新及第進士需要在長安城內完成一系列的合格儀式，參與同年們的團體性活動。[117]嶄新的身份與嶄新的群體，使他對長安有了一種嶄新的感情。杜牧以新進士的身份與同年們重遊熟悉的街巷，接受整個長安社會的欽羨和祝賀，並在大明宮的中書省拜見宰相和中書舍人。杜牧之前在長安準備科舉，“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者，凡三周歲”[118]，而中第之後的杜牧，已不再是一個在長安城裡居無定所的沒落公孫，“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譽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119]，科舉士人群體迅速又熱烈地接納了他，舊的長安也以新的姿容向他敞開懷抱。隨着杜牧在同一年制舉登科，授官為弘文館校書郎，杜牧以一個唐帝國官員的身份，真正進入了作為政治中心的長安。

杜牧通過科舉，由家族所居的“南山”走向了象征着權力中心的“北闕”，他對子姪輩的期望也是如此。在《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中，杜牧循循善誘，勸勉姪兒治學從宦，詩末誇言，“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爭翱翔。”“杜曲我池塘”的誇語帶有強烈的領屬意義，城南杜曲是宗族所居之地，又曾見證祖父杜佑往來皆公卿的“貴盛”，以至杜曲竟似我家所有；而“帝宮闕”與“我池塘”之所以這樣輕巧地放在一起，是因為“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只要讀書修文，科舉入仕，便可“取官如驅羊”。在這個語境中，“帝宮闕”不再是神秘高遠的所在，杜牧身處外郡時，寄希望于長安子姪的“翱翔”，也同樣是由“南山”自致“北闕”。[120]

正是由於與科舉相關的經驗重塑了杜牧的長安認同，“北闕”在這種新的認同中顯得格外重要，杜牧的故鄉空間也得到了擴容：“北闕南山是故鄉”。前文已經提到，杜牧“思鄉”表達中的“戀闕”底色，一方面是因為“舊第”和“舊廬”都荷載着家族的政治聲望，杜牧對此的回望並不帶有退居的意圖；一方面也是在經濟壓力下，杜牧確實面臨着不得顯宦就不便擔任京官的現實困境。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故鄉空間的擴容，“戀闕”成為了杜牧“思鄉”情緒的應有之義，杜牧對朱坡鄉園的細碎回憶，也在有意無意間，選擇了“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這樣基於整個長安的位置關係來統攝。

杜牧是長安人，入仕後卻長期在外任官。他兩次放棄京官，選擇外任，其實都有家事的影響。唐代晚期，京官俸祿不如外官，杜牧在京中並無產業，家庭經濟負擔又重，因而有在京為官與照顧家庭間的兩難：“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121]會昌年間，杜牧仕途不順，“三守僻左，七換星霜”[122]，詩文中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歸情緒，展現出一種回望的姿態。杜牧的長安回望，指向的是“舊第”和“舊廬”，二者都與祖父杜佑相關。無論是安仁里第還是樊川別墅，對杜牧而言，都是承載着家族政治聲望的空間。這也使得杜牧的思鄉並不意味着消極的掛冠歸去，而是強烈的重返政治中心的渴望。由於科舉入仕的經歷，在長安城內舉行的種種與科舉合格相關的儀式，以及社會文化上對及第進士的推崇，共同塑造了杜牧基於長安城的及第進士的自我認同，這種認同反過來又影響了杜牧心中的長安圖景：樊川鄉園位於終南山下，杜牧在提到長安時，卻反復將“北闕”與“南山”並舉。杜牧心中的故鄉圖景，實由“北闕”和“南山”共同框定。這種故鄉空間的擴容，使得“戀闕”成為了杜牧“思鄉”情緒的應有之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