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自然，我们到底作何态度？ | 社会科学报

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国政府也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付诸行动。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没有受到经常性的指责，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回归自然”。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所思考的，但不是以通常所设想的方式来思考。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解决异化的方法是远离科技、放弃抽水马桶、吃生食，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曾设想通过在各地更平均地分配人口来消除城乡间的分离。但是，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说， 后革命意义的“回归”自然将包括劳动者更为集体、民主、知情地参与对劳动和自然间的关系的理性规划。 这将意味着以民主的方式重新组织生产，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并恢复我们在自然中的地位——自然应是人民的集体“财产”，而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对此非常清楚，他关于“集体财产”的概念与现在所谓的财产和所有权概念都毫不相关：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与马克思的其他许多思想一样，他关于人类需要的概念也经常被曲解，要么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人性的理论所歪曲，要么就是被迄今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所扭曲。 但如果真正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无论是与某些人基于资本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消费主义狂欢，还是与现存社会主义所呈现的相对落后，都毫无关联。 马克思对于人本质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不仅包括物质需求方面的自由、身体健康、与大自然共同进化的能力，而且还包括感官、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发展。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的需求，是人与自然间代谢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页就清楚地指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允许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得到充分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需求将会发生一种社会性的转变。 例如，我们感到饥饿，从而希望得到食物，大自然就为我们提供某些东西，比如德国农家儿童在森林私有化之前经常采摘的酸果。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也有能力来更好地食用这些酸果。比如，这些酸果可以用一些东西来烹煮。如在锅里加一些水和糖，撒上面粉和奶油酥片，在350度的温度下煮25分钟，再淋上香草酱汁，这些酸果将会变得非常可口。

正如进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一样，想象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好，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能够充分地欣赏它们，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这不仅适用于食物，也适用于音乐、视觉艺术、诗歌、历史、科学和自然。我们有能力以一种其他动物都无法做到的方式去理解、欣赏和改造自然。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的能力是我们对自身和我们无机的身体（自然）的责任。 因此，人在客观世界中不仅通过思想，而且通过一切感官得到确认……五感的培养是以往所有历史的工作。 从私有财产的异化中得到解放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人类天性和感官的完全解放。

为达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最必要的不是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是闲暇时间的增加。 事实上，马克思甚至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价值不应由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应该由闲暇时间来决定。思考一下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我们有机的身体的影响吧，如果能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将会把自己发展到何等优秀的地步。再思考一下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我们无机的身体（自然）的影响吧，如果不进行生产，我们就不再剥削我们同自然间的关系，自然界的压力便即刻减轻了。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他对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概念远远超出对劳动的论述。 对于我来说，这是他的理论中最令人兴奋的积极方面，因为它们拥有克服许多伴随着原始积累或由原始积累所带来的裂痕的能力：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头脑与身体的分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裂，以及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分裂。

也 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把人的本性和自然视作相反的和对抗性的关系，而是认识到，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正如自然改造了我们一样，人类也改造了自然，并与自然共同进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资本主义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并不总是消极的，正如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在《1491》以及其他一些作者在《森林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ves of Forests）中所阐明的那样。 除非人类灭绝，否则自然对社会的改造和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将持续进行。 问题在于，这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那些声称马克思热衷于通过资本主义下的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力的人是正确的。 马克思确实如此，但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为了发展技术而发展技术的支持者。他意识到技术投资是资本主义竞争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需要，我们将是完全自由的。当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与自然和谐地共同进化时，我们选择使用它；反之，我们则拒绝它。我们还可以回到传统生态智慧中去，这种知识存在土著群体的头脑中，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目前，它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威胁，如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在一篇关于肯尼亚水资源使用情况的文章中指出：

对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来说，游牧是缺水环境下的一种最生态化和最可持续的谋生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东非有许多人是牧民，并且他们长期以来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但是肯尼亚政府在考虑本国的未来时，游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必须被根除的东西，因为在某些强大的势力看来它是“落后”的。没有哪个政府愿意让18%的人自由生活、独立谋生，在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他们横跨几个国家的边界进行放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土地使用标准和私人财产规范的下意识挑战。

根据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的说法，马克思也承认传统生态智慧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所反复强调的生产者联合起来后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性危机之后所建立的更为发达的工业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通过财产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人类生态学广阔的时间和跨度——而学习更多的关于人类与自然和生存方式之间关系的知识就成为极其必要的事情。这样，马克思就被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规则驱回到考虑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设想一种更为彻底的超越异化存在的潜在能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