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奇书，书名叫《退稿信》，是由安德烈·伯纳德主编的。此人在出版社当过编辑，寄出过为数众多的退稿信，或许某天福至心灵，觉得退稿信本身是一种有趣的角度，可以透视出版历史上众多编辑与作家的关系，因此下苦功搜集资料，终于集成这么一本妙趣横生的书。
封底一句话：“出版史上编辑们看走眼的重大时刻”，对内容作出提示，意思是：请看看有多少编辑，曾经把名留青史的大作家拒之门外？或者：请看看有多少名留青史的大作家，曾经被鲁莽而无知的编辑拒绝过？
扉页写了一句莫测高深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岛屿，藉文字呼吸而静谧，Island，我们心灵的岛。”——那就你想怎么体味都可以了。
做编辑的谁没有写过退稿信呢？但这里搜集到的，都是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那些人，在他们最初试敲文学这扇大门时，遭遇到的漠视和羞辱。
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1818年出版，但她最初收到的退稿信写的是：“如果阁下要我们买下这本书的话，我们宁愿用同样的价钱把书退回去——只求你打消这个念头。”
贝克特的《莫洛伊》和《马龙之死》，1951年出版，但他收过的退稿信如此评价：“这两本书我都看不下去——也就是说：我的目光根本就拒绝在任何一页上面逗留，压根儿不想知道里面的文字有何意义；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也不想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啥鬼东西可以被视为‘意义’的替代品……”
有个叫哈瑞·克鲁斯的美国作家，是南方“志怪传统”的代言人，他的《未出版故事集》，收到的退稿信居然是：“小子，把稿子烧掉。烧掉。火焰是去除废物的最佳良方。”——烧一次还不够，要烧两次。
你要退人家的稿，对那个未曾谋面的家伙，已经是足够打击了，何必再来冷言冷语？用香港话来说：使唔使咁啊？（用得着这样子吗）
一个对文字有抱负的人，呕心沥血，把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寄给你，即使内容粗浅文字拙劣，作为编辑，至少也对人家的劳动有一点尊重吧。说这种刻薄的、酸溜溜的话，除了满足一下自己手握生死裁决权力的快感之外，还有什么呢？
再看柯南·道尔的遭遇，他的名作《血字的研究》1887年出版，他之前收到退稿信的理由是：“要把它连载，嫌太短；要把它一次刊出，又嫌太长。”
赛珍珠的《大地》，1931年出版，最初收到的退稿信，被拒绝的理由是：“遗憾的是，美国大众对任何有关中国的事物都没有兴趣。”
福克纳的《圣殿》，1931年出版，他收到的退稿信写道：“我的老天爷！我可不能出版这本书，否则我们只好相约牢里见了。”
像这类的退稿信，至少都还说出编辑的职业判断，对错是另一回事，并没有趁机拿别人消遣的意思。
很奇怪，我做几十年编辑，写的退稿信很少。主要原因是，到后来有影印稿和电邮，我们都已经声明不设退稿了，甚至也不设回覆。编辑部郑重声明：三个月没有回音，作者请自行处理。
但不设退稿信，不保证我没有把一两部惊世巨著当垃圾处理，因为实在太忙（曾经有一段时间，整个出版部只有我半个编辑，一个校对，两个老板本身兼管书店、货仓、发行，也兼做编辑），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难题，当然，也有自己的知识局限、洞察力薄弱的原因，总之有时会听到一些江湖耳语，说某某人曾被天地图书退稿，有的甚至曾经红了一下。这都使我很沮丧，悔不当初，但在香港，令人沮丧的事情太多，因此也很容易就消化掉了。
不管如何，我确信自己，如果有写过退稿信，一定不会那么缺德，一定好言好语，深表遗憾，而且建议他向其他出版社敲门，我的理由是：或许有别的编辑眼光更好一点。
最容易想到的退稿信理由，一定是：就题材来说，相信这本书不会有太理想的销售市场。我相信这句话是对作者最好的安慰：不是作品不好，是读者不济。
但我也记得有几次印象深刻的退稿信事件，三十多年过去，编辑生涯结束了，至今仍耿耿于怀，而且一直好像对他们有亏欠。
八十年代初，大量新移民落户香港，大家都在工厂里“捱世界”，那时我初当编辑，收到一份长篇小说投稿，写的什么故事都忘了，只记得字迹稚拙，文字生涩，二十几万字的篇幅，谈不上什么吸引力。
我写了一封退稿信，内容当然忘记了，郑重把原稿奉上。不久后收到这位作者的信，说他很想来当面“请教”，希望“拨冗接见”之类，虽然手头功夫很多，但念及一位初学者的苦心毅志，只好真的“拨冗”约他来谈谈。
一个青涩的男孩子，大概是熬夜的关系，满脸青春豆。自言十七岁，在工厂做工，每天八小时之外，加班四小时，回了家就看书，已经看完倪匡的全部作品，同时尝试自己创作。
记得当时尽量找了几个足以给他打气的话题，对他的处女作给于肯定，然后当然谈及小说的一些基本元素，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结构、人物、情节等等，然后谈到文字的修炼，生活的观察等等，把自己所知尽量告诉他。
他频频点头，一副受教的虔诚，告别时表示，他会再慢慢摸索，如有新作，一定再寄给我“请教”。
那时我心里一定说：不要再急着寄来了，至少五年后吧。
记得几个月后，我又收到他第二部长篇，还是二十多万字，还是稚拙的笔迹，稍微看下去，还是没有出版的条件。于是我又写了一封退稿信，干脆告诉他，不要急于写长篇，初学有很多困难，或许先写一些短篇，磨炼自己的文笔，等到有足够技巧训练了，才来谋划长篇，那样至少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精力。
从此以后，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或许他从此放弃了自己的兴趣，或许生活逼人，苦恼缠身，他终于捱不下去，过得几年，娶妻生子，人生重轭自此脱不下来，而年轻时那一点点心灵的火花，终究归于沉寂——每想及此，总是心有戚戚焉。
另一位是老三届的同代人，也在工厂工作，投来的稿子是一部有划时代野心的哲学巨著，他自创了一个哲学系统，生造很多新的哲学概念，意图把现有的中外思想重镇统统收归麾下。这样的作品考倒了我有限的哲学常识，把他的稿退掉很容易，因为如果我读不懂，相信香港没有多少人读得懂，而没有市场，永远是最好的退稿理由。
但，万一它真是一部旷世巨著呢？在自己手上杀死一部旷世巨著，这是任何一个编辑都不想做的事。为减少自己的罪恶感，我冒昧写信给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金耀基教授，并附上这部巨著的序言，请他帮我判断一下是否有出版价值。
金教授与我素未谋面，但他很慷慨地读了序言，给我覆了一个短简，说作者野心不小，但因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此未掌握这类著作的基本要求，言下之意，不太值得出版。
我只好据实相告，写了一封退稿信，寄上砖头厚的原稿，并且劝他到内地出版社投石问路，他们或许有更好的专家可以理解他的哲学大架构。
大概两三年之间，他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谈谈近况，说和内地出版社也谈过了，人家也拒绝他的作品，然后又说他正在读书，为此换了一份货仓的工作，晚上留守，可以有更多时间读书。
后来又说他结婚了，有了孩子，还正在修改自己的作品，打算把三十多万字浓缩到二十多万字。我听了，知道他决心下得很大，也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又过得几年，他再打电话来，说他离婚了，自己申请“综援”（政府给低收入人士提供的基本生活费），大概也没有再工作了，但仍旧在磨他的那部心血之作。我心想这或许是他求仁得仁的结果了——事实是，不管是家人还是老板，大概没有人受得了他。
到后来他就消失了，不知道他终究如何打发自己的毕生宏愿。我只记得他个子很高，形销骨立，留着三绺胡子，腰背有点佝偻。想起他在陋室的小桌子上，残夜孤灯，独对古今思想群峰傲然太息。那时悠悠天地，漠漠人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即使在盛夏，也难免生出遍体寒意来。
实际上，我也收过不少退稿信，但上一代的编辑，一般都很客气，退人家的稿，好像很对不起人家，因此措词往往很小心，断不会退了稿还要把人家嘲笑一通。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幽默感“爆棚”，或者文字表达欲长期被压抑（因为没有成为作家，每日在编辑部看稿看得天昏地暗），非得拿一些不幸的初学者来讽刺糟塌一番，才显示出做编辑的体面来，但因为有那么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势，谁知道有多少潜质优厚的好作家，断送在他们手上？
今日网络世界，人人都可发表作品，退稿信这回事，大概也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写作和发表太容易了，又是否保证能有更多好作品呢？而且，更大的困扰是：好作品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