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的《敦刻尔克》为何伤了法国人的心？｜微思客

杜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冷寂的法国小镇。德军的传单不断落下，仿佛在祭奠一场空无。几位士兵缓缓行进，四顾无人，他们翻找吃剩的食物，就着街头的水管饮水。正当其中一位把手伸向窗台上的一根烟头时，枪声骤响。他起身奔跑，身边的同伴们一个个倒下，他翻过一道篱墙，看到了法国士兵的街垒。

“英国人！”他喊道。

他通过了街垒，向海边走去，耳边飘过一句低语：“一路顺风，英国人”。

诺兰的第10部长片《敦刻尔克》以此开篇，几乎不交代背景，以直接浸入的方式，把观众带回到了1940年的惨烈战事。

同样的历史事件，会因各个国家集体记忆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象征地位，敦刻尔克大撤退即是典型的案例——它在英国成了被广为传颂的国族神话，却在战役发生的法国被长期遗忘，直到今年7月，《敦刻尔克》登陆法国后，才又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凭着导演响亮的名号以及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敦刻尔克》在法国上映的首周把暑期最火热的小黄人们拉下马来，夺取冠军。

如此影坛盛事，自然引发了英法两国媒体和学界的喧哗。在法国，一部分二战史学家对影片表示欢迎，他们希望透过这种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能力，让民众重新记起被埋没的历史 。但更多的学者和媒体人则恼怒于电影所采取的完完全全的英国视角：为大撤退的成功做出重大牺牲的法军，在影片中几乎完全缺场；无独有偶，在英国，《敦刻尔克》获得了脱欧派领导人物法拉吉的吹捧，把敦刻尔克的历史与如今英国的脱欧联系在一起，激起更多讨论。

英国的荣耀，法国的苦涩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但英法却延续绥靖政策，与德国进入一种“宣而不战”的状态，史称“奇怪战争”（drôle de guerre）。1940年5月10日，“奇怪战争”终于结束，德国绕过马奇诺防线，发动闪电战，入侵法国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装甲部队越过了被认为坦克无法通过的阿登山区，将英法盟军断成两截，约40余万盟军被困在法国东北部敦刻尔克一隅。危难之时，邱吉尔所称的“奇迹”发生了。英国海军展开“发电机行动”（operation Dynamo），利用军方的驱逐舰和民间召集来的各色“小船”（little ships），在5月26日至6月3日短短九天内，将33.8万大军（其中包括12.3万法国军队）撤送回国，远远超出预期的45000人。

对英国人而言，这次撤退是二战的转折点之一。大部分英国陆军实力得以保存，英国走出了被迫向德国投降的阴影。邱吉尔于6月4日在下院发表著名演讲，认为虽然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这次援救却孕育着胜利，英国必将抵抗到底。848艘前来支援撤退的民间小船，也代表着一种“敦刻尔克精神”，展现了英国普通民众的勇气和坚韧，是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象征。1944年，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军重返欧洲大陆作战，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2000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查尔斯王子声称：“没有敦刻尔克，就没有1944年6月6日”。

相较英国人感受到的荣耀而言，法国人对这场撤退的记忆则更为苦涩。当时，英法双方一度产生分歧，邱吉尔主张撤退，但法国军方总司令魏刚（Maxime Weygand）依然坚持发动反击。最后，在并未通知盟友的情况下，英军在多弗港（Douvres）的一座城堡里密谋了发电机行动（直到5月27日，法军才获悉了此次撤退），独剩法军死守里尔城。法国的将军们因此认为，英国人只考虑本国的军队，但他们能够最终撤退成功，依靠的是法军英勇的抵抗和大量的牺牲。而那些在敦刻尔克被救回英国的法国军队，不过只是把他们被俘获的日子稍稍推迟了一些：他们几天后又重返欧陆作战，到6月22日法国投降后，还是落到了德军手中。

被德国控制后，维希傀儡政权建立，其元首贝当元帅配合希特勒，对英国进行了猛烈的抹黑宣传。在法国，对英国的不信任自古有之。且不论英法自百年战争以来的各种龃龉，1918年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英法两国的明争暗斗、英国袒护德国打压法国的行径，都让法国人异常恼火，自此，军方高层中间，仇英情绪弥漫，贝当自然不例外。他认为，法国正一路被英国牵着鼻子走：“英国把我们拽入了深渊”。到了二战，敦刻尔克似乎坐实了英国人“自私”的本性：他们走为上策，不顾法国人死活。而一个月之后的米尔斯克比尔港海战（Attaque sur Mers el-Kébir），英国为防法国海军投靠德国而攻击法属阿尔及利亚军港，造成法国海军严重伤亡，这更是火上浇油，“背信弃义的英国佬”（perfide Albion）这一形象被深深地埋进了民众的脑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敦刻尔克》的开头、那句“一路顺风”中的讥讽和无奈。当然，历史的真实要复杂许多：至少，邱吉尔曾下过命令，希望能救援与英国军队同等数量的法军；最后，法国军队撤离的人数也占到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战后，法国从废墟中挣扎爬起，无数的伤痕要愈合，待到历史学家们要纠正维希政府留下的偏见时，敦刻尔克已作为法国在战争初期耻辱的、迅速的一败涂地中的一段小插曲，被人们迅速遗忘，被不公平地排除出法国光辉的国族历史，从未出现在中小学课堂的必备知识中。在法国人关于二战的历史记忆中，有迅速沦陷带来的震惊与耻辱，有（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闭口不谈）维希政府的阴暗，有为民族稍稍挽回颜面的自由法国与抵抗运动，而敦刻尔克即使展现了法军的英勇，却因为它位于一条充满失败主义的逻辑链上，而从未获得相应的象征地位，没法像诺曼底登陆那样被法国人铭记在心。

如今，在敦刻尔克，当地的博物馆每年接待许多慕名而来的英国游客以及学生团体，但法国游客却寥寥无几。事实上，该馆有关大撤退的馆藏远远少于被德军占领时期的种种记录。2004年，大撤退纪念馆才由民间集资而成，它并未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未获得当地民众的关心。当地英文的旅行指南里，包含了二战时留下的诸多遗迹；而法文的版本中，却只标识着渡假海滩的好去处。

“底层历史”的叙事问题

“历史到哪儿去了？”《敦刻尔克》在法国上映后，《费加罗报》发出了这般愤怒的质问。历史电影不可避免地要被当作一种“准文献”（quasi-document），被放入历史真实的参考场域（reference field）中，方能汲取合法性。而诺兰新片的争议之处，就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历史的真空：没有对这场撤退背后复杂成因的解析，也没有使其得以成功的战略的描绘，有的，只是透过几位平凡人物的视角折射出的“底层历史”（histoire d’en bas）。

法国史学家 Jérôme de Lespinois 在《世界报》撰文认为，这种历史叙述的手法，深受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等英国军事史学家的影响。比弗著有《斯大林格勒1942》与《柏林1945》等畅销作品。他经常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展现众多平民与士兵的微小命运，这是一种自1970年代起在英国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叙事方式。而采用同样方式讲述故事的诺兰，把视角全然放在英国的几个个体身上，却因此忽略了法军在这场战事中的功用：要知道，除了上文所述的开头、以及中间的寥寥几个镜头外，法国军队的形象、尤其是他们奋勇抗敌的形象，几乎没有得到展现。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法国的士兵在当时甚至面临以一挡十的逆境，待撤退完毕时，有约4万名法国士兵牺牲。

在海外，法国人一直被贬为“一帮只会吃奶酪和投降的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甚至在1940年代的某段时间，法国内部也有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士兵缺乏斗志的声音。敦刻尔克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在电影中错失了这样一个宣扬法国人勇气的机会，自然让很多人恼怒：“就像我们把一台 Gopro 摄像机绑在拿破仑骑的马上拍摄，也不会让我们对滑铁卢战役有任何了解一样，诺兰选取的角度是如此狭隘，也不会让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有任何理解”——《费加罗报》忿忿地写道。有趣的是，该文的作者几乎完全重复了贝当政府的表述：英国人诺兰，用电影再一次“背叛”了法国。

《敦刻尔克》的历史还原问题也在英国引起争议，独立党（UKIP）前党魁法拉吉对本片的加持，更为之蒙上阴影。法拉吉在维特上传他和海报的合照，附言“我强烈要求每个年轻人都出门观看《敦刻尔克》”，不啻给英国的舆论投下了一枚炸弹。作为脱欧派当仁不让的摇旗手，法拉吉此举自然别有深意：敦刻尔克可被极右翼视作为一个关于英国人撤出危机重重的欧洲的隐喻，这正符合脱欧派对近几年欧洲面临的危机的想象。

与二战时的荣光相比，战后英国与欧盟间的一系列恩怨，对于某些英国人而言充满了屈辱：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西欧经济腾飞，西德在工业领域影响力倍增，时任首相的保守党人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向欧盟递出橄榄枝，却在1963年被法国——这个二战时被英国“拯救”的国家——的总统戴高乐一票否决。1973年，由于戴高乐的继任者蓬皮杜态度软化，英国如愿进入欧盟，但这跌打滚爬才被赋予会员国资格的过程，让英国人尝到了苦头，疑欧的种子在一开始便已种下。如今，《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启动，英国脱欧的巨轮缓缓驶出，前途一片迷茫，但敦刻尔克的故事却变成了脱欧派的某种暗示——暂时的撤退是胜利的保证，无论现在处境如何艰难，美好的明天也一定会到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更在诺兰的新片中读出了一种某些英国人深信不疑的、错误的“英国例外论”，以为英国只有在独自面对敌人时，才是最强大的。

另外，小说家 Sunny Singh 在《卫报》撰文，非常正确地指出：不止法国军队，就连英国军队中的少数族裔，也在电影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真实的历史中，来自印度的军队不但在海滩上，也在后勤工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来自南亚与东非的水手，占据了当时英国商用船只水手人数中的四分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应该参与到了救援的工作中。但在《敦刻尔克》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清一色的白种人，仿佛英国的国族神话中，根本不需要其他肤色的人种的存在。 这与法拉吉等人坚决排外的反移民论述不谋而合。

在极右翼对敦刻尔克的诠释中，显然有诸多夸大扭曲之处。不过，诺兰在片中建构的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爱国主义，是自《奥德赛》以来便不停出现的“回归家园”的母题的一部分。英国小兵们在挣扎求生中的恐惧、果敢、自私、牺牲与怯弱，并没有任何“英国例外”的成分，而是指向了普遍的人性；民用船只的救援、指挥撤退的海军上将 Ramsay 最后的一句“我要为法国军队留下”，透露出的也是对他人的慷慨、对所有生命的尊重。

诺兰并不关注《敦刻尔克》传递出的意识形态如何。然而，他的这部作品，还是打开了闸门，释放出了七十多年来英法之间纠缠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