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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谁也无法躲开。所以我们更要去理解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并努力创造更多的美好。只有这样，才能走在战胜魔鬼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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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白 银
文 | 张玮玮
感谢上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终于罪有应得。笼罩在白银上空的乌云散开，愿受害者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幕。
想不到我的家乡白银，因为“变态连环杀人案”这一串词而被全国人民知道，加上之前在四川师大发生的白银学生凶杀案，白银瞬间将“工业小城的压抑”“变态疯狂”“杀人狂”连成一条线，一座阴郁的恐怖之城似乎就这么成立了。
我出生在白银，户籍在16岁那年随母亲迁到了兰州。我在白银实际生活了大概18年，之后辗转兰州和北京，如今定居在云南。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在忙着下载更新自己，几乎将白银完全抛在了脑后，和那里的关系就是我父亲还在白银。
我是个离家很久的白银人，其实对这个连环杀人案没有什么概念。有段时间听人在传白银出了变态杀人狂，专门攻击穿红衣服的长发女人，我当时也不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小城生活永远是流言蜚语漫天飞，无非是闲人们又多了个拌嘴的乐子而已。直到上个月有朋友给我发来“白银连环杀人案”重启侦查的新闻，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是真的。朋友发来的新闻里还附带了九起案件的详情和受害者的名字，看到第一个名字的时候，我汗毛都倒立了起来：1988年，第一个受害者“小白鞋”。
这个名字我已经完全忘记二十多年了，她居然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我眼前。“小白鞋”是我家的邻居，和我家就隔着两排平房。那片地方最早叫“万寿街”，后来改叫“永丰街”。她死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当时听家人和邻居们说发生了凶杀案，死的人叫“小白鞋”。我只知道她家在哪里，对这个人却没有印象。案发后警察和法医不准邻居们靠近现场，所以谁也不知道现场到底是怎样的，父母担心我们害怕，在家里也从不提起这个话题。模糊听到邻居们的传言，有说是被斧子砍死的，还说是因为情杀。
“小白鞋”是白银公司的女职工，当时23岁。白银是建国后为了开采矿产而兴建的城市，建市前那里只有几个本地人的小村庄，市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家属。“小白鞋”应该是白银移民的第二代，八十年代小城欣欣向荣，工人还是很体面安定的身份。从这个绰号可以想象她的样子，小城里年轻时髦的漂亮姑娘，她身边应该有很多追随者。八十年代还没有“变态”这个词存在，人们无法理解无冤无仇的命案。一个年轻姑娘的凶案，大家都迅速判断为“情杀”，这也是警方破案的障碍之一。我想她的追随者们，那时应该没少在派出所里承受盘查。
永丰街是白银公司的一个家属区，里面住的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上班的的职工和家属，所以没有人对安全有什么顾虑。我们家左面隔壁是家东北人，秋天在院子里面晒很多萝卜条做咸菜，做好后总会给我们家送一些。右面有家上海人，院子干净的进门都不好意思多走路，他们家吃饭用很小的碗，邻居们都说他们吃米饭用“酒杯”。每到周末，总有谁家的录音机用很大的音量播放着港台歌曲。邻居们家家敞开着大门，做家具、洗自行车、下象棋，准备饭菜，互相随意地串门聊天。那时的白银肯定没有“工业小镇的压抑和变态”这个东西存在。人们跟着工厂的循环上班下班，老的一代退休了新的一代接班，谁也不比谁穷，谁也不比谁富，一起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
我看到新闻里“小白鞋”案情描述说，她被害时是下午五点，凶手作案时把录音机音量开到最大，遮住了所有声音。看到这些，我脑子里邻居们其乐融融的生活的场景就变形了，心里觉得很堵。
“小白鞋”死后，我们就再没有从她家门口经过，本来她家是我和我姐上学的必经之路。在我所能达到理解里，“小白鞋”已经成了聊斋志异里的那些冤魂，她家所在的那条巷道，即使是白天也让我的神经紧绷。我曾在家里使坏，往窗帘下面摆一双白色的鞋，然后指着那里跟我姐说：“你看，小白鞋来了”，吓得她一阵尖叫。
除了聊斋志异的气氛，我不记得“小白鞋”的事情到底对永丰街造成了什么影响，因为隔年我父亲调动工作，我们家搬去了另一个家属院。那是一个封闭式的家属院，门口有保卫科二十四小时执勤。那两年我父亲回家经常在说一些新的词：“优化组合”“编外”之类，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词其实就是后来全国轰轰烈烈的“下岗”的前奏。白银迈进了九十年代，随着国家极速转型，曾经日夜循环的机器突然停顿了下来，无数人被这个停顿甩了出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父业”可以继承，街上闲人如潮，治安逐渐混乱。
白银市的主体“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率领着其他小兄弟工厂企业们向着深度改革前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兄弟们理所当然地提前感受了“改革的阵痛”，其中就包括我父母所在的两个单位。我父亲本来是音乐教师，他调到工厂是为了组织一个职工乐队，为此他频繁地去兰州买回来很多乐器，但是当单位开始响应国家号召“自负盈亏”时候，文艺工作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我母亲在纺织厂工作，如果你见过曾经的五十市斤粮票和第三套人民币里的五毛钱，就会知道纺织女工曾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改制开始后，国家定购分配停止，我母亲单位的库存堆积如山。她和同事们都改成销售人员，拉着成车的针织品四处销售，有几次她们一直开到内蒙边境，和外蒙古人换回苏联留下的物品，然后拉回白银摆摊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