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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工作论文《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1800-1950》的一篇解析， 该论文于2020年7月发布在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网站上面（具体网址为：https://www.nber.org/papers/w27558）。该研究的两位作者Wolfgang Keller和Carol H. Shiue都来自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对中国外贸外资历史的研究非常感兴趣。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18世纪中叶，清朝（1644-1911年）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清朝从中国先前王朝继承了政治制度、国家建设机构以及与中欧亚大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准则。中国是出于政治战略与经济利益的意图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在中西贸易的立场与英国控制亚洲的野心越来越不一致。由于两个帝国政治经济差异不断增大，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伴随工业革命，大英帝国的海上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且19世纪海上运输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国家进行全球贸易扩张。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英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国际条约强制要求中国开放新的对外贸易口岸。
半殖民地条约口岸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发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议题。由于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中国早期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数据资料得以获取，比如中国海关（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以下简称“CMC”）记录的数据质量较高，甚至包含了可区分贸易总额与净贸易流量的再出口信息。基于以CMC贸易统计数据为主的历史资料，文章研究1800-195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情况，对这一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模式和数量进行概览，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福利的影响以及中国贸易商品结构变化，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
二、1839年前中国对外贸易与鸦片战争
1839年前，中国对外贸易与外交关系密切相关。中国实施朝贡贸易制度维持和增进与邻国的关系。朝贡贸易即各国按照仪式向中国进贡商品，中国经常回馈更高价值商品的模式。朝贡贸易促进了中国外交关系，但其作用随时间逐渐减弱。1684年郑国被征服后，清朝康熙皇帝立即开放所有沿海港口进行私人贸易，并设立海关收税，私人贸易地位逐渐提升，经常超过朝贡贸易。国际白银流动的证据不仅表明中国当时有相当多的对外贸易活动，还表明清朝和更早的明朝重视打造帝国优势。清朝皇帝对中西贸易的立场与其治国方略并不矛盾。清朝皇帝可从中西贸易中获得个人收入，但是1757-1842年，规定所有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都必须在广州进行，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贸易关系或外交关系。这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担心外国人及其活动侵犯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试图实施监管。
英国及其他国家商人希望与中国有更多贸易往来，他们试图用平等和协商利益的新外交语言与中国接触，但清朝皇帝仍然认为西方国家商人主要目的是分享中国文明的好处与皇帝的祝福对他们不屑一顾。西方国家商人寻求中国市场，不仅遇到市场准入难题，也缺乏中国普通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打破贸易平衡的货物是鸦片。尽管鸦片是非法商品，但在清朝商人和官员的监视下可公开走私、买卖。1839年清政府官员林则徐受道光皇帝派遣禁烟，当他停止鸦片贸易的请求被置之不理时，他最终销毁了一大批鸦片。英国商人对此宣布财产损失，并迅速诉诸军事行动。然而，装备在英国船上的蒸汽机新技术决定了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战败，并同意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
三、条约口岸时代的中国对外贸易（1842-1943年）
本节先介绍了CMC的成立目的及CMC如何记录贸易统计数据，再根据CMC贸易统计数据主要记录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概况。
CMC于1854年成立，旨在征收海上贸易税。尽管CMC名义上隶属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衙门，但实际是在外国列强管理下运作。CMC不仅负责计算和评估关税，还负责反走私、邮政管理、沿海警务、港口和水路管理、天气预报等职务。CMC的引入，不仅提高了中国净关税收入，也扩大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影响，确保了中国有能力支付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赔款条约。CMC记录的数据非常可靠，因此当时中国可将关税收入作为抵押品，以相对较低的利率从国外借款。同时，外国也希望通过CMC构建更为开放和统一的制度，以加强本国与中国的经济交流。CMC贸易统计数据主要记录在《贸易收益》中，更多统计数字和详细说明记录在《贸易报告和特别汇编》。
从1859年初到1948年末，CMC至少每年记录一次贸易数据。CMC贸易数据显著特点是不仅按国家记录贸易品数量及货币价值，而且按港口详细记录，还提供了外国商品再出口、中国本地产品直接出口等诸多统计数据。
CMC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1865-1900年期间，中国进口量平均每年增长3.5%，出口量增长2.7%。这一期间，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大约40%的进口产品来自香港，近30%的出口产品销往香港。1900-1946年，中国主要从日本、美国与英国等国家进口商品，并且在各个国家进口不同商品种类。文章利用经典的贸易引力方程研究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上海的双边贸易，发现在中国条约口岸时代，双边贸易仍然遵循引力方程。这也意味着口岸开放产生了自然贸易流动，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均能从中受益。
四、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作者利用Remer（1933）的研究资料进一步强调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事实。同时研究发现最初英国外资企业占据首要地位，随后其他国家外企的影响力逐渐增加；外商投资领域从贸易领域逐渐扩张至制造业、采矿业等其他经济部门；上海成为当时外商投资在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地等。
五、量化条约口岸时代外国对中国的影响
文章采用经典的贸易模型量化了外国新技术发展对中国国内贸易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引入外国新技术可减少贸易成本，贸易成本降低有助于贸易增长，但对各口岸的福利影响不一致。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宁波、福州和汕头，福利却较低，这可能因为贸易壁垒减少使这些地区不再是低成本供应来源地导致福利受损。此外，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存于条约口岸地区，其溢出效应可能使中国大多数地区受到影响。
六、微观视角：中国商品贸易
文章提供了一个测度商品出现和消失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在1867-1930年涌现出许多新商品，或者至少出现了比1867年旧商品更有价值的新商品，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在此期间，中国只有极少商品消失，或者较低价值的商品消失，表明在当时的中国新商品的出现（或其价值）比旧商品的消失更重要。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CMC贸易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在条约口岸时代中国经济显著受益于西方国家的影响，同时受益的地理范围从条约口岸延伸到了中国大多数地区。
尽管尚未完全理解过去两个世纪对外贸易和要素流动的全球影响，除了贸易和专业化的直接影响之外，条约口岸时代最重要的影响可能与同外国机构互动与技术转让有关。贸易对福利、创新和竞争的边际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Keller, W., & Shiue, C. H. (2020).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1800-1950 (No. w275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